和英美“市场导向、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不同，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和德日的“银行导向、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类似。和日本的成长经验学习，我国主要采取“金融压抑理论”。对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采取“压抑”政策（表现为长期里股市市盈率高企，例如日本股市长期维持在40多倍，防止资本从储蓄迅速转移到股市等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不发达，防止银行“脱媒”），以提高储蓄率（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利于发挥银行对“生产性行业”的资本配置优势。中国当前还是处于重化工时代，因此对资本市场采取了适度压抑的策略，以鼓励资本尽量配置到生产性产业，而不是金融性产业（措施中包括必要时采取尽量低的贷款利率），鼓励投资。

    日本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原因之一，经过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GDP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企业自留利润很多，开始减少从银行贷款，造成银行产生生存危机，同时也不能发挥“主银行制”来控制企业的利润走向。非金融性企业开始增加在金融、房地产领域的投资（表现之一就是很多制造业开始进入房地产业），引起金融和地产泡沫。1973年东京的地价增加了37%多。然后衰退（日本从此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慢）。为了应对这个危机，当时的“田中内阁”推出了一个振兴经济的计划，和84年的“前川报告”（有抑制地价，调整地权等内容）类似，和土地有关的主要内容有在空间上调整产业结构，缓解就业压力（例如把制造业向落后地区转移）；加大基础设施和住宅产业的投资力度等。但是日本是土地私有制，当时的报告缺乏有效的相关配套土地政策，最后导致政策失败。举例来说，中国北京的首钢集团迁往唐山的工程，在日本是很难协调土地政策的，这也是土地公有制的优势所在。

    再例如韩国计划2000-2020年新建住宅700万套，其中200万套是公共住宅（占总量30%左右），也要很好的协调土地问题。

    日本战后为了解决土地的结果是90%的农业土地所有者是实际务农的人，随着城市化进展，现在只有30%的土地还在全职农业人在管理，其余的都是以其他收入来源为主，但是这些零碎土地的整合非常麻烦。

    土地政策的调整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轻易调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里，需要经常调整土地产权政策。这就类似物理理论，在低速、大尺寸物体的运动规律适用牛顿理论；在高速、小尺寸物体的运动规律适用相对论理论，而且还要加入“时间”纬度。经济学在几百年的发达经济体发展模式中和短期快速追赶型经济体的适用条件是不同的。也许这就是土地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公有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