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原来的「三司十一局」调校至日后的「三司十二局」，无论社会大众，还是议员公仆均无太大异议，纷纷乐观其成。重组后的十二局中，发展局与环境局尤其引人瞩目，可以算是两个变身幅度最大的政策局，具有特殊意义。

处理好发展，保护好环境，堪称新一届政府首先看重的两驾马车。相比之下，其它政策局的政策范畴重组，都是微调性质居多。无论如何，二○○二年施行至今的高官问责制制度仍存、精髓还在。

从过去五年的运作经验看来，高官问责制面向市民、吸纳民意，将问责文化真正推向社会，具有良好开端。但是，现时的高官问责制还有若干的不足。其一，在分配各个问责局长的政策范畴时，存在不合理现象，以至工作量繁重不一，尤以环境运输及工务局和卫生福利及食物局为甚。这次，政府藉「曾班子」重新组班的机会，一并释负减磅，思路清晰；其二，问责高官的人选问题，尚存一定的机制漏洞，以致损耗率过高。君不见，过往有几位问责高官面对各方压力，不得不「辞官归故里」吗？因此，如何减少问责高官的损耗率，成为下一个完善问责制的重要步骤。

众所周知，问责高官是由行政长官以政治任命的方式延用，需要承担政治风险。而问责高官人选来源，不外乎公务员及社会精英两大类。当初，政府宣布实施高官问责制时，许多公务员拒绝升任问责局长，宁愿委身常任秘书长。原因无他，就是公务员往往「袋袋平安」，实非问责高官一旦稍有差池便要「问责下台」所能比拟的。同时，问责高官的薪酬诱因并不突出，如果将诸如住屋、医疗、子女海外升学等福利计算在内，甚至比起下级的常秘还低。因此，为了吸引合适的公务员或社会精英出任问责高官，这次政府一并宣布薪酬回复原有水平，实是释放出用人的诚意。

从过去几次问责制下的「挥泪斩马谡」观之，问责高官经历了一个由政府集体负责制向高官问责制的转型阵痛期。本来一些政府集体智慧得出的政策，推行不果后，「恶果」却由相关的问责高官独吞。这看似不公，实是从行政长官以至各政策局之问缺乏支持使然，说到底，这也是松散组合的高官问责制的必然结果。所以，新组建的「曾班子」就必须志同道合、高度信任、互相驰援。

在昨天立法会的行政长官答问大会上，多位议员不约而同关心「曾班子」的人选问题，足见各方对具体「人选」的关注，显示人们期望问责高官需要对辖下的政策范畴相当熟悉，并能延续那些业已达成的共识。可见，议员们心仪的司局长，实在有利于政策制订较容易过立法会这一关，也有助于行政立法的和谐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