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从一九九三年开始起草《物权法》，经历了十四年的争议，终于在这届人大会议上审议通过。反对《物权法》的理由说来说去就那几条，即变相帮助曾经侵占国有资产的人将非法财产据为己有，没有把宪法第十二条「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物权法》，私有化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以及社会公平正义得不到保证。　

保障私有产权

　　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迁，「姓资姓社」早已不应该是争论的议题，只要看看内地经济的突飞猛进，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化」还值得质疑吗？随裟诘氐木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主义那套公有经济理论显然不能概括全部的经济现实。现在「先富起来」的内地人已愈来愈多，如何保障私人财产的安全，关乎切身利益。

       西方资本主义那套「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保障，与中国历史上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权霸道，有天壤之别。诚如西谚所说的「穷人的寒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所以，在中国社会经济发生结构转型的今天，适时推出《物权法》，何尝不是弥补中国传统社会私法精神的缺失？

　　《物权法》理论是由德国历史法学派大师弗里德里希．卡尔．萨维尼（Friederic KarlvonSavigny, 1779-1861）创立的。他认为：在一个物的权利移转之时，会至少出现两个法律行为。其一是债权行为，也就是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其二是物权行为，也就是涉及到人与物的关系，即实际发生的转移物权的行为。据此，《德国民法典》将财产关系被界定为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以物居间的关系，《物权法》也成为规定有形财产归属关系的基本法律。

　　《物权法》限于大陆法系的国家使用，中国顺理成章制定《物权法》，以确定产权谁属，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精神。《物权法》草案规定的最重要的权利就是中国的土地权利制度，土地的相关权利业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有形资产财富。将集体土地价值至少百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财产权利，由土地承包的合同关系提升为物权，使之成为公民的法律权利并从事有关经济活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政制仍待完善

　　《物权法》实在不应该因为国有财产被侵吞这个「旧病新病」而因噎废食，没有《物权法》，国有资产流失照样可以发生；有了《物权法》，真的就一定既往不咎吗？毋庸置疑，《物权法》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但国家的政治体制还是丝毫未动，这就难保有朝一日再出现「国大于法」！

　　宪法第十条、第十二条分别明确写道：「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紧随其后的第十三条也提到「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仔细读一下条文的具体内容，就会发现：国家其实是有「霸王条款」，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说到底，国家权利还是大于公民权利！

　　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历了私有化过程，许多人对国有资产上下其手，据为己有，成为新兴的暴发户，甚至化身足以左右政局的经济权贵。这些人的财富积累方式，就是在整个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通过与权力之间的联结，非正常获得的。直到现在，他们心里还是担心政府会「秋后算账」。俄罗斯总检察长的话更是一针见血：「我们掌握羲有的证据，只要愿意，可以把任何一个寡头送进监狱！」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曾被《福布斯》评为「俄罗斯首富」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控侵吞国家财产、偷税、逃税等多项罪名，成了阶下囚。

　　目前看来，《物权法》动的不过是经济领域的「奶酪」，政治领域依然是「铁桶江山」。然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可能永远「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两者的互动是必然的趋势，只是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