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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雪弟:小小说,一个人的排行榜(2010年)

(2011-01-04 11:27:06)
标签:

2010

一个人的排行榜

雪弟

被风吹走的夏天

文化

分类: 视野

作者:雪弟(青年评论家,现居广东,著有评论集《小小说散记》《互为观照的镜像》等)


  2010年5月15日至17日,“庆祝小小说纳入鲁迅文学奖暨汤泉池全国小小说笔会20周年纪念”活动在河南商城县汤泉池风景区隆重召开。“纪念”和“庆祝”成为这次会议上的两个关键词。小小说民间写作的自我组织与调节,小小说作者的交流与联谊,从汤泉池发端20年后又聚集老中青三代小小说人到汤泉池来追忆融入文学主流之旅程,自然有着感慨和欣慰的诸多意味。但我觉得,除此之外,这次会议还萌生出更为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它宣告了一个创业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昭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此后,小小说新一页的历史,毫无疑问地将会由更多的年轻一代写作者来传承和书写。“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状态,会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基本特征。当然,用这句诗来指称2010年的小小说创作,也是极为恰当的。


  一
  “金麻雀奖”获奖作家无疑是2010年小小说创作的主力军,他们以雄厚的实力证明,“金麻雀奖”名副其实地成为目前小小说领域的最高奖项,它代表着小小说创作的高度。
  我一直坚持认为,写作是需要天赋的。而陈毓就是一位天分极高的写作者。回顾陈毓的小小说创作,我觉得,有五篇作品是必须提及的。前三篇是《名角》、《做一场风花雪月的梦》和《伊人寂寞》。《名角》探讨的是人生与艺术的关系,从写作手法上看,它侧重于对现实的描摹,虽有抒情,但占的比例很小。《做一场风花雪月的梦》则不同,尽管仍离不开对现实的观照,可抒情的味道却异常浓烈。陈毓大多数的作品皆属于此种类型——湿润的文字,映出碎片化的内心情绪。《伊人寂寞》的意义在于,陈毓对现实和人生的思考更为深邃和冷静,这就在其作品瑰丽奇特的风貌之外,另开辟了一片疆域:哲理化的表达。2010年的《赶花》和《欢乐颂》,是陈毓的新收获。我认为,这两篇与前面三篇作品一样,亦将成为小小说的经典。我们不说它独特的选材,也不说它丰厚的内涵,单是“赶花”这两个字就让人抑制不住地激动啊。较之以前的浪漫,它多了底层关怀的意味;较之以前的诗意,它又多了具体可感的形象。——这就是《赶花》。喜欢陈毓的《欢乐颂》基于两点:一是作品所洋溢着的向上、欢快的基调,它主要透过“大妈”这个人物显示出来。最典型地体现在“大妈”的遗言上。“她的遗言就是嘱咐她的亲人用歌声给她送行”。这是一个多么达观的“大妈”啊。由此,临终前的哭声被歌声代替,人死时的悲苦也被欢乐接管。这样,作品中可能会出现的低沉的、忧伤的基调就消逝了,全文始终处于向上、欢快的基调中。二是简洁、生动、鲜活的语言。“天赐我一个婆婆,我婆婆赐给我一大串亲戚”。一个“赐”字,把“我”欢喜的内心和对婆婆和一大串亲戚的喜欢全部表现了出来。“我感叹大妈把春天装进我身体里了”。不仅生动地写出了“我”对乡下饭菜的享受,而且含蓄地写出了“大妈”对“我”的疼爱。另外,这样的语言十分契合全文欢快的基调,读之真是如饮甘饴。
  刘建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小小说,至今已近30年,创作出了《将军》、《老兵》、《将军印》、《将军泪》、《将军树》和《海边,一位老人》等数十篇优秀作品,获奖不计其数。刘建超在小小说创作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对正气、勇敢、野性等显现着人们强大的力量的推崇和呼唤。换句话说,就是作品中充溢着阳刚之气。2010年的《秋祭》,是刘建超另一风格的作品,令我眼前一亮。前几年,我读到他的《遭遇男子汉》时,也是这样的感觉。从这两篇作品中,我看到了一个活力四射的刘建超。 “人,总要活个气节吧”。这是《秋祭》里的一句话,也是这篇小小说的主题。同样,也是刘建超大多数小小说的主题。但与《将军》等作品不同的是,《秋祭》在写法上十分新颖,于轻松、随意中完成了对沉重主题的表达。这不是一般的作家能做到的。
  在小小说领域,申平是我颇为敬重的一位作家。他的创作,独特又厚重。说它厚重,是因为作者创作出了《头羊》、《红鬃马》、《记忆力》等数十篇主题深刻、内涵丰富的优秀之作;说它独特,是作者依凭对故土的记忆唱响了一曲源自草原深处的生命悲歌。申平对草原的书写,重在对草原上生命力的讴歌。在作者的笔下,无论是草原上的植物、动物抑或是草原上的人们,他们都显现出一股旺盛的生命力,以顽强、执着甚至野性的方式呈现着自己。2010年的《绝壁上的青羊》亦是如此,但与以往同类作品相比,这篇小小说的主题更为宏大,内涵也更加丰厚。它采用比喻的手法,不仅写出了被人类逼迫到绝壁上去生存的青羊的痛苦,而且也把当今身困医疗问题的农民的痛苦浓重墨彩地表现了出来,充满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人文关怀。
  在邓洪卫的小小说创作中,现实和历史题材所占的比例基本上旗鼓相当。以《同学》为代表的历史题材作品,即“重写三国“系列可能在读者中反响更为强烈。但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些作品,主要原因是我认为,它们缺乏丰厚的思想内涵。而以《离婚》、《谢冬玉的生活》和2010年的《方向盘》为代表的现代题材作品,则是我所喜欢的。《方向盘》讲的是一个公共汽车司机毛师傅的故事。“方向盘”在这里是一个隐喻。它借一个司机对方向盘的正确把握,表达一个人应选准自己的人生道路。再具体一点说,就是人如何对待生死。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是身心的自由。一个人死时,要死得其所。公共汽车司机毛师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邓洪卫在一千多字的篇幅里写出人物的复杂命运变化,并形象地表现出一个人的生死观,体现出丰厚的思想内涵,实在难得。
  于德北的《隔阂》从生活中一个非常细小的部分切入,把夫妻之间的爱情被时间消磨殆尽的过程写的惟妙惟肖。蔡楠的《盒子炮》,从偏重形式的探索回归到传统的写作路向,值得期待。陈永林的《坐在湖滩上的老人》表现一个老人宽容和宽广的内心,写的极为含蓄和节制,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陈永林作品单一的样貌。非鱼的《川主寺的夜晚》,故事中藏有故事,越过人与人之间表面上的关心,走向了有意识的爱的传递。由此,川主寺的夜晚在不同的时空中有了“天涯共此时”的意味。魏永贵的《脸面》铤而走险,把人物往“狠”里写,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暴发户内心的汹涌波涛。刘国芳的《村里有狗》,“随意中藏精巧,精巧中显随意”,充分体现了一位作家的修养和智慧。


  二
  在2010年的小小说创作中,一些中青年作家,如王往、李永康、符浩勇、秦俑、陈力娇、杨小凡、江岸、王培静、程宪涛、安庆、李培俊等表现出近几年来少有的良好的创作态势,创作出了一批不可多得的佳作。
  众多佳作中,我首先推荐王往的《平原诗意二题》。联系《卖冰棒》、《家禽》等作品,我猜想王往可能在以“平原诗意”为主题进行着系列化的写作。从这个系列中,我看到了一位作家的野心,还有那横溢的才华。当然,王往的才华多年前就已在《风云散》、《活着的手艺》、《荒凉》等作品中显露出来了,不过,我觉得,真正能体现出作者的才华的作品恐怕还是这个“平原诗意”系列。倘若作者沿着此路径继续走下去,我敢断言,这个系列将会是我国小小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收获。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两点为据:一、“平原诗意”系列真实地描绘出了“平原”之上的日常生活。尽管我对王往的经历不甚了解,但有一点应该不会出错,那就是他有着丰厚的“平原”生活经验。很容易看出,在“平原诗意”这个系列中,王往对故事情节的安排好像显得漫不经心,几乎每篇作品的故事情节都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的,缺少通常意义上大开大合的线性逻辑。在“好看”、“一波三折”被强调的小说写作环境中,王往为何显现出另类的姿态?是他写作上的疏忽,还是他刻意采用的叙述技巧?我认为,两者都不是。王往这样来安排故事情节,是出于对“平原”生活经验的尊重,波澜不惊的情节恰恰与“平原”之上平淡、零碎的日常生活相一致。作者这样处理,是想让现实生活自然而然地呈现出自己。因此,“平原诗意”系列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无比真实了。二、“平原诗意”系列建构了作者独特的审美理想。阅读王往的“平原诗意”系列,我总是不自觉地想起沈从文的《边城》。我现在还无意对二者的思想内涵以及艺术价值作比较,但两者无疑是有可比性的。沈从文在《边城》中创造了一个迷人的湘西世界,建构出“优美、健康、自然”的审美理想;王往则在他的“平原诗意”系列中创造了一个动人的“平原”,建构出“诗意”的审美理想。当然,现在说王往已建构出“诗意”的审美理想还为时过早,准确地说,他现在还只是怀有这样的野心。但只要他坚持下去,我相信他会成功的。
  我还要推荐李永康的《中国传奇》和《失乐园》。粗读《中国我们可能会对这篇作品的标题莫名其妙,甚至会认为有点“题不对文”。但倘若仔细揣摩,我们便会发现作者的匠心之处。《中国传奇》的创作起因应该是源于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压力,但作者越过这一层面,他想表达的,是对中国人盲目幻想、不脚踏实地的生存心理和文化性格的批判。读此文,我想起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我觉得,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是真实描绘,酣畅淋漓;一是科幻虚构,委婉含蓄。《失乐园》是一个存有多义性主题的小小说文本。它蕴含着禁锢与反抗,也蕴含着城市对乡村的侵蚀,当然更蕴含着作者对生态破坏的忧虑。在写法上,它也非常值得一提。它看似写实,——精细入微地描写蚂蚁的日常生活,其实,这是一篇虚写的作品。它是借写蚂蚁来写人,借蚂蚁生态环境的破坏来写人类的生态环境的的破坏,借蚂蚁失去了欢乐园来写人类失去了欢乐园,通篇充满着隐喻。从这两篇作品中,我感觉到李永康的创作进入了一种崭新的状态:由写实到虚幻,由刻意到自然。这种状态是一个作家不断前进的标识。
  喜欢符浩勇的《与春天约定》基于以下三点:一是丰厚的内涵。一千多字的篇幅里既写了人性的恶及恶之源头:穷困和贪欲,又写了人性的善:宽容和理解,同时还写了善与恶的较量以及恶向善的转化,真可谓:言少意赅,短小精悍;二是旁逸斜出的情节设置。本以为故事情节沿着主人公张新将功补过向前运行至结束,不曾想半路上杀出潘警官被指控“涉嫌嫖娼”,这种旁逸斜出的情节设置带给读者强烈的审美惊喜;三是鲜活的细节。“他对手机十几个按键了如指掌,他在裤袋里就将短信发了出去,内容是:我正被胁迫参与抢劫,在城西东街,急!”这一细节,与前文相照应,凸显了张新精通手机的特长,并有力推动了情节朝着“将功补过”的方向行进。另外,充满诗意的哲理化标题也是我喜欢这篇作品的重要原因。秦俑的《被风吹走的夏天》以叙述取胜,氤氲在字里行间的彷徨和落寞的气息包围着我们,浸染着我们,使得我们与文中的“我”一起忧伤和叹息,而最后一句“村庄渐渐地远了。这个夏天,也渐渐在我身后远去了”透出的回望往事的洒脱又使得我们丢掉忧伤,轻松起来。作者对小说氛围的渲染缓急恰当,轻重适中,可谓是恰到好处。


  三
  老一辈作家和年轻一代在2010年的小小说创作中,也有非凡的表现。前者以赵新和修祥明为代表,后者代表人物是楸立、杨光洲和远山。
  在我的小小说阅读史上,河北作家赵新不占有重要的位置。但他的《知己话》、《年集》以及2010年的《二乘以三得八》和《我家住在杏树坡》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究其原因,是作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打动了我。《知己话》写了一个在父亲面前还要端架子耍威风的官员;《年集》刻画出一个质朴、醇厚、可爱的父亲;《二乘以三得八》描绘出一个名叫赵泰的小商人;《我家住在杏树坡》塑造了一个不甘寂寞、努力向上的农村青年。可以肯定地说,赵新为丰富当代小小说人物画廊作出了突出贡献。不过,《我家住在杏树坡》让我激动不已,除人物形象打动我之外,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作品中欢快的基调感染了我。与大多数尽充斥着落后和愚昧之风的乡村题材作品不同,《我家住在杏树坡》则弥漫着象杏子一样甜美的味道,它明朗、欢快,透露着青春和健康。当然,它与那些粉饰太平、情感泛滥的作品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它表现出向上的姿态,但它绝不美化现实,它只是以一种欢快的基调把人性中的美好和略为诗意的生存状态揭示出来。这应该是乡村题材小小说创作的一种新的开拓吧。
  我没有见过修祥明,但对这个名字早有耳闻,也读过他一些作品。就我的阅读趣味,我比较喜欢《天上有只鹰》、《黍地里的秘密》和《河边的女子》等作品。《天上有只鹰》对人性中的阴暗面作了深度挖掘,同时又比较节制;《黍地里的秘密》传达了少年善良的内心,写的极有情致;《河边的女子》语言唯美,手法独特,现实与回忆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淋漓尽致又生机盎然地写活了一个待嫁的女子。倘若让我再列举出一篇我所喜欢的修祥明的作品,那就是2010年的《雪冬》,而不是获得广泛赞誉的《小站歌声》。我总觉得《小站歌声》太单薄了,在内容上不够延展和丰富。就像一棵被修剪掉枝枝杈杈的书,只留下了显示不出其活力的躯干。而《雪冬》不同,尽管它的篇幅也不长,且情节不完整。但从艺术上说,它具备了独立的文本的意义,从中透露出来的是精巧,是开放,《小站歌声》则显得封闭和狭窄。另外,《雪冬》的语言极其简洁,并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穿透力很强。
  楸立应该是小小说新手,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但他2010年的《红孩子》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一是“避重就轻”的叙事策略。显而易见,《红孩子》是属于表现重大主题的主旋律作品。一般而言,此类作品比较注重挖掘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在叙事方法上多以“宏大叙事”为主,从而造就作品的史诗风格。但《红孩子》不是这样。尽管它没有回避特定年代里的大事件,可在表现这些大事件时,它有意识地进行了淡化,是以一种“轻盈”的姿态出现的。而在叙事方法上,它也抛开“宏大叙事”,采取了一种充满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人性的隐秘化表达。这种“避重就轻”的叙事策略,卸下了此类作品沉重的负担,使《红孩子》走向了单纯的境地。二是贴合的第一人称和儿童限知叙事视角。《红孩子》的主人公是一个孩子,倘若用第三人称和全知视角来讲述这个孩子的故事当然也是可以的。不过,我觉得,使用第一人称和儿童限知视角可能比较贴合:用一个儿童懵懂的眼光去打量父母私密的世界,利于采用“避重就轻”的叙事策略,淡化儿童未知的大事件;采用第一人称,呈现儿童在特殊年代和特殊家庭里的心灵历程,会带来更真实可信的叙述效果。总之,这两个方面把《红孩子》铸造成了一篇别有洞天的主旋律作品,带给人长久的回味。
  杨光洲是何许人也?我想,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是河南新乡人,目前供职于浙江义乌的一家媒体。2008年吧,我在浙中小小说的笔会上,见过他一两次。但说实话,我没怎么读过他的作品,记住的就更少了。但《鱼鹰》我记住了,而且恐怕很久都不会忘。这是一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的作品。主题不算新鲜了。蔡楠的《行走在岸上的鱼》在多年前,就已表现过这样的主题。但杨光洲对“鱼鹰”这个“环保大使”的成功刻画,却是胜过很多类似作品的。尤其是行动和语言描写,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鱼鹰捕鱼有个规矩,鲤鱼、黑鱼、鲢鱼这些大鱼,每次只捕一条。至于鲫鱼片儿,则要看喝汤的人数,每人一条,每条不超过半拃长,多一条他也不带上岸”。短短数语,不仅显现出了“鱼鹰”捉鱼的绝技,而且也刻画出了他的慈悲、宽厚的性格。《鱼鹰》在叙事技巧上也非常值得一提,它运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通过“我刚记事”、“我十多岁的时候”和“我而立之年”三个时间段,去反映家乡生存环境的一步步恶化和“鱼鹰”对此所采取的行动。这样叙事,一方面真实可感,另一方面也传递出了叙述者的声音——对“鱼鹰”行为的支持和赞美,从而透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另外,作品中“河边垂柳嫩黄泛绿时”、“知了和河里的蛤蟆开始二重唱时”、“河堤斜坡上野菊还在风中招蜂引蝶时”等句对时节的形象化表达,使此文活力四射,充满着别样的气息。
  2008年11月,我在浙江舟山笔会上第一次见到了远山。那时,她刚刚开始小小说写作,好像还没有作品发表。谁能想到,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远山竟突然“红”起来了。从《阿萍》、《纸枷锁》到《嘉丽小媳妇》再到2010年的《像水草一样》和《我的名字叫红》,远山的作品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阅读远山的小小说,我最大的感受是鲜活,——鲜活的语言和鲜活的表达。“那时,我们会羞涩地把自己小巧饱满的蓓蕾珍藏在粉红色的小罩内,让青春毕露。”(见《阿萍》)这是一句多么令人吃惊的话啊,它是那么地鲜活和委婉,十分精细地传达了青春少女的微妙心理。而把属于草根阶层的一些女子比作“水草”,把“枷锁”与纸相关联,又是多么鲜活的表达啊。《我的名字叫红》之所以脱颖而出,它至少有两点是极其出彩的:一是深刻的主题表现,杨晓敏先生把它阐释为:人不能选择家庭出身,但可以选择事业和爱情;二是叙事节奏,不紧不慢,娓娓道来。看似很淡,但淡中有味。


  四
  目前,在全国地级市当中,有那么几个城市的小小说创作分外惹人注目。一是这些城市分别涌现出了一两位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小小说作家;二是,以这一两位作家为中心正日渐形成一个“小小说作家群”。哪几个城市已经具备了上述条件?我以为,目前主要有四个。它们是江西的抚州,河北的沧州,河南的新乡,再一个就是广东的惠州,以申平、牧毫为中心,包括夏阳、肖建国、海华、陈凤群、阿社、陈树龙、苗理洁、浏沄等。在2010年的小小说创作中, “惠州小小说作家群”可谓是异军突起。除申平外,夏阳、海华、陈凤群表现的也很出色。
  夏阳的崛起,毫无疑问是近两年小小说的重大收获。他于2008年夏真正走上小小说之路,两年时间,他就奉献出了《寻找花木兰》、《捕鱼者说》和《捡糖纸》等十多篇佳作,这不得不说是小小说发展史上的奇迹。夏阳的小小说,语言扎实,主题厚重,既有较为传统的表达,亦有新颖形式的探求。2010年的《白云人家》、《马不停蹄的忧伤》、《一双红绣鞋》和《刘若英相遇》都是难得的优秀之作。杨晓敏先生在评价《白云人家》时说:“作者以勘透世情的目光思辨人生,将入世与遁世、繁华与原始置放于现代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另有所悟,可看作是夏阳心目中的‘新桃花源记’”,我深以为然。初读《与刘若英相遇》,我不自觉想起了迟子建的《与周瑜相遇》。两文都是以一个农妇的视角,经由现实或梦境之路,去建构两个不同的世界的一致性。不过,仔细读之,我们便发现,二者是不同的。《与周瑜相遇》侧重于对“英雄”这一概念的颠覆和还原,其中蕴含的是一个农妇平静、祥和的生活观。而《与刘若英相遇》则重在铺叙农妇单纯的生活和内心,表现了乡村生活的活力和对另一种生活的吸引。从风格上讲,如果说《与周瑜相遇》是浪漫现实主义的,那么《与刘若英相遇》则是现实浪漫主义的。
  海华2006底开始小小说创作,现已有百余篇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百花园》《小小说选刊》和《小说选刊》等报纸杂志上发表或转载。《最佳人选》获得了第八届全国小小说(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一等奖。海华的小小说创作,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显明的“机关叙事”——直截了当地描绘机关生活,剖析机关秩序。如《最佳人选》通过现实和演戏之间的对立和交融,以充满反讽性的笔调书写了一个官员的真实人生。不过,海华也有少量作品,譬如《买纽扣》、《起名》等,它们表面上与机关无丝毫关联,但若深究,我们便会领悟到,它们依然属于机关叙事的范畴。只不过,它们比较隐秘罢了。如《起名》看似是写一家人绞尽脑汁为孩子起名的故事,实际上是通过愈起愈长的名字来隐喻机构改革中,机构愈改愈多,机构名称愈改愈长的现象;《买纽扣》看似是写一个年近七旬的老母亲让家人帮她买纽扣,结果却未能如愿的故事,实际上是通过儿女的懒惰和自私来隐喻机关中的推诿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2010年的《“姐妹”聚餐》则属于一种介于“显明”与“隐秘”之间的机关叙事。它既有“露”,文中主人公供职于机关;同时又有“藏”,故事情节冲突源于日常生活中的聚餐,在机关之外。作品正是于“露”、“藏”中委婉地批判了机关中论资排辈的不合理秩序。这种表现主题的方法在“机关叙事”中应该说还不多见,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机关叙事”的一个重要文本,它为“机关叙事”开拓了新的疆域。
  陈凤群虽然从事小小说创作时间不长,但她已显示出强劲的创作势头。《找个地方完婚》获得了第七届全国小小说(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一等奖,《策划星空》获得《微型小说选刊》“超级想象”全国征文大赛三等奖。用一个词来形容陈凤群的小小说,那就是“生机盎然”。再平常不过的题材到了陈凤群的笔下,就好似奄奄一息的鱼儿回到了水中,顿时恢复了生命的本色。2010年的《墙上有个蜘蛛侠》写的是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父亲的故事。小男孩患了重病,父亲为给他治病,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赚钱。应该说,类似的故事早被写滥了。但我们在阅读《墙上有个蜘蛛侠》时,依然感到很新鲜。原因在哪里?别致的标题、摇曳多姿的情节和简洁、清新的语言是这篇作品成功的三个因素。“墙上有个蜘蛛侠”这个标题不仅贴切地反映出小男孩的父亲从事的工种----楼墙清洁工,而且设置了悬念,吸引读者一探究竟;在情节安排上,接二连三地强化悬念,直到结尾才揭开谜底,使之呈现出摇曳多姿的样貌。在语言上,多使用情态话的词和短句。这样就使得《墙上有个蜘蛛侠》冲出平常题材的包围,变得生机盎然了。


  五
  在2010年的小小说创作中,我还要特别提及一些文坛大家,如刘心武、梁晓声、毕淑敏、裘山山、聂鑫森等。正是由于他们的积极加盟,小小说文体才呈现出如此摇曳多姿的样貌。另外,程瑞嘉、临川柴子、红酒、刘立勤、芦芙荭、许锋、李世民、安石榴、田洪波、天空的天、杨光洲、杜书福等作家也有出色的表现,限于篇幅不详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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