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虎口是万里长城上的一处重要关隘，位于山西右玉与内蒙的交界处，明清以来称“西口” (“东口”指的是张家口) ，我们掀开尘封的历史，秦征胡虏，汉伐匈奴，唐战突厥，宋驱契丹，明抗元蒙，清平西乱，两千年来战火绵延不断，铁骑弯弓，怒发冲冠，一幕幕战争活剧演绎的淋漓至尽，

    这是挖掘出来的明代的杀虎口的旧关口，曾经是中原通向大漠的一个重要长城关口。请大家注意它的大小程度，高1·74米，宽1·67米，仅容一个人牵马通过长城，一代雄关为何如此狭小，这可是历史的真实写照。据说因为明代奉行禁边政策，与蒙古民族断绝任何交往，当然没有必要建成高大的关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然而康熙5年，苍头河一场洪水，将关口淤塞，直到2004年重修长城时才再现昔日的风采。

    这让我想起了春秋时代晏子使楚的故事。楚王知道齐国的晏子身材矮小，想羞辱他一番，于是在城门的旁边开一个小洞请晏子进去。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出使到狗国的人才从狗洞进去，今天我出使到楚国来，不应该从这个洞进去）。晏子的机警善辨，姑且不论，单从建筑学的角度讲，当年晏子的遭遇极有可能是真实的，以前我一直以为是文人墨客杜撰的故事，现在看来不然，杀虎口出土的旧关口，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从另一方面讲，是不是也有大明王朝小瞧北人的意思，故意将杀虎口的关口弄小，以示对北人的一屑不顾。长城沿线的关口多着呢，而如此小的关口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

    杀虎口西一里许，有一条河，叫苍头河。明初苍头河上曾建桥，常常被洪水冲毁，“岁修岁溃”“夷骑长驱多从此入”“此桥一断，数百里之垣皆毁”即使长城再坚固，防守再严密也是徒然，因为敌骑可以从河口长驱直入，冬季结冰，夏炎枯水之季更是如履平地，故此，修建水上长城尤为重要，万历年间，修建了“东西长30余丈，中设瓮门9，窑18洞，两头各建砖楼一间，神祠三间”的万全桥。成为长城建筑上的奇苑，真可谓“万里长城第一桥”。上边是原桥的复原图。

    现在该桥的遗存的仅剩下这三个桥墩了，看后让人倍加伤感。历史的沧桑，流逝的岁月，可以抹去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但抹不去桥墩石条的永恒的记忆。土八路添词一首《念奴娇·水上长城怀古》，萌发一下思古之幽情！大河东去，冲刷去，往昔风云人物。故口西边，人道是，明代水上长城。艳阳高照，绿柳成荫，引来游客歇。山河如画，却无多少豪杰！   遥想石桥当年，戍边将士守，雄姿英发。电闪雷鸣，一夜间，瓦塌石崩桥垮。故地来游，古人应笑我，也生花发。人生苦短，光阴似箭紧迫。

    杀虎口是历史上的重要税卡，作为中原与北方贸易的必经之路，山西商人的步履伴随着深深刻印下的车辙，从这里走出了一条生路，走出了边镇的繁荣。也催生了今天的西口文化。与岁月相伴，长城脚下的人家续写着历史，一缕轻烟，几声骡叫，刻画出黄土高原百姓的普通风情。

    纵观晋商，历明清两代，以其独有的经营理念，蓄力而发，行商天下，雄锯商界500多年，对当时守土固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商业史和金融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而右玉的杀虎口，正是晋商崛起的摇篮。那日进斗金斗银的繁荣，已成昨日的黄花。我们是残垣断壁之间，捡拾着繁盛之后遗落的碎片。它比那喧嚣鼎沸的时代更有着彻人心扉的震撼。

    现存的杀虎堡呈长方行，是由北、中、南三个堡子连成一体的。最初建筑的仅为北边的一堡，为军民人等居住。后来随着双边关系的缓和，往来人员的增加，贸易量的扩大，明政府将北堡腾出来，专门给北人居住，而又在其南边新筑了中堡和南堡，南堡专为汉人居住，中堡为日常贸易的场所。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样做似乎有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味道，我想这也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尽管晏子有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高论，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品行的好坏，与他所处的地区环境有关，也就是说君子与小人是因他居住的环境不同而发生变化。我想这句话对于北人来说，未必适应，因为北人的掠夺性、贼性难改，很难将他们“善化”“汉化”，如果不把他们集中起来，在明朝士兵的监视下居住、行商，说不定会惹出什么乱子来。何以见得？历史上的北部的几个少数民族几乎都被汉化了，唯独鞑子现在还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自己的疆域版图，您能说我的见解不对吗？

    在“走西口”的悲壮与无奈中，在历史的阵痛中，西口的诞生却是一种让山西乃至中国人感到骄傲的篇章，当我们为晋商文化所感叹时，晋商所创造的不仅是财富，还有影响久远的商业文明。那么走西口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晋蒙之地唇齿相依，造就了杀虎口这条通向草原大漠的天然通道，秦汉以来，战争频发的同时，中原文化魅力的影响，也日渐促成了草原民族的南迁，至明代，民族界线有始壁垒，长城体系更胜前代，但民族交往仍难隔绝。清朝入主中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更大一次南迁。然而，也是最后一次南迁，从清代开始，民族迁移发生了逆转，大批中原人走向了北地。“杀虎口”的明代原名叫“杀胡口”，清军入主中原后，为了缓解民族矛盾，主张满汉一家，才将“杀胡”改为“杀虎”，区区一字之改，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另一个王朝的兴起。

    在清代，移民充边的重任又落到晋北人的身上，晋北地处边陲，战乱不断，赋役深重，民生艰难，而长城之外，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边禁稍松，民众就自觉地大量外流，到康熙西征葛尔丹时，归化，绥远已由移民的屯集，形成了较大的城镇，以后边民不断北迁，人口骤增，漠南的大片土地被开垦，昔日的荒凉之区，遂成富庶之地。这就是民间盛传不衰的“走西口”所产生的效应。“走西口”从形式上讲，有三种类型，其一是通过杀虎口的移民垦荒；其二是晋商通过杀虎口走向大漠经商；其三是劳苦大众为生活所迫，走向口外打工。但不管何种形式，走西口的开拓创新，勤奋吃苦的精神，都是我们民族要永远继承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