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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常之苦

(2007-02-27 22:08:37)
分类: 恩宠与勇气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五十一
 
以恐惧面对痛苦所产生的感觉就是自怜,它令你想要改变当下的真相。但是如果以爱来面对痛苦,把心安住其中,不以恐惧或嗔恨,而是以仁慈来面对它,那便是真正的悲悯了。

        当崔雅在第二次化疗后渐渐地恢复时,她的肺部却感染了。不太严重,医师这么向我们保证:但是为了预防从外面带进来一些污染,他们还是剥夺了我几天的探视权。崔雅与我只能以电话联系:她忙着做她的艺术创作、静修、写作、参究“我是谁?”这个话头、写日记,一切都很顺利。
        我完全相反。有些不好的感觉在内心生起,但是我无法理解是什么,感觉糟透了。
        “诺伯特,我打算回到德拉亨山去,我会从柯尼希斯温特打电话给你,你有爱迪丝家的电话号码,对不对?”
        “有。肯,你还好吗?”
        “我不晓得,诺伯特,我真的不晓得。”
        我走向莱茵河,搭上渡轮来到柯尼希斯温特。那里有许多路线的台车可以登上山顶,登上极美的德拉亨山,这是欧洲最受欢迎的山景之一,是距离莱茵河两百英里的一处要塞。就像任何一个奇景一样,德拉亨山有令人窒息的遗迹,也有为了吸引观光客而建立的寒酸建筑物。
        从塔楼的顶端向下鸟瞰,方圆一百英里的景物尽收眼底,我将视线扫向右侧:巴特戈德斯贝格大教堂的塔楼,再向北70公里则是宏伟的科隆大教堂。仰头向上望:天堂:低头向下看:大地。天与地,天与地:我不禁想起崔雅,在过去的几年间,她将自己的根重新扎回大地之中,回到她对自然的爱,回到身体、回到她的制造,回到她阴柔的女性特质,也回到她开朗、信任与关怀的基石之上。我仍然停留在自己想要待、让自己舒服的地方,一个自我的家乡——天堂,然而它并不是灵性的世界,而是由理论、逻辑、概念与符号组合而成的理念的阿波罗世界。天堂和心智有关,大地与身体相连。我把感觉拿来说明理念,崔雅则把理念拿来说明感觉。我总是从个人经验转向宇宙,崔雅总是从宇宙转向个人经验。我喜欢思考,她热爱制作,我喜欢文化,她钟爱自然。我喜欢关窗聆听巴赫的音乐:她却宁愿关掉巴赫的音乐,倾听外面的鸟鸣。
        按照传统,灵性既不在“天”也不在“地”,而是在“心中”,心总是被视为天与地的会合。地是天的根基,天是地的提升,单凭天或地都无法领会大精神,只有在内心取得两者的平衡之后,才能通往那扇超越死亡与痛苦的神秘之门。
        这正是崔雅对我的贡献,也是我们对彼此的贡献:指出了一条通往内心的路。当我们彼此拥抱时,天与地便结合了,巴哈与鸟儿同声一齐鸣奏,视线所及尽是快乐。一开始相处时,我们会因为彼此的不同而感到不适,我这个心不在焉的教授喜欢翱翔在理念中,在最简单的事情上编织一些理论:崔雅则喜欢拥抱大地,在没有妥善安排计划之前,她拒绝翱翔。
        我们确实是不同的,或许这一点也可以适用于许多男女身上。分开来的我们绝非完整而自在的个体,只能算是半个人,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这本来就是我们的真相。我们逐渐学会欣赏、尊重彼此的差异,也学会感谢。理念永远令我感到舒服,大自然也永远令崔雅感到自在,但是当我们内心交会时,我们就完整了。缺少了彼此,我们永远无法体会这份合一感。我们把柏拉图的一句话改成了:“男人与女人本来是一体的,却被分裂为二。所谓的爱就是对这份一体感的追求。”
        天与地的结合。我的眼睛看着天也看着地,心里一直在想,自从有了崔雅,我才开始找到自己的心。
        但是崔雅就快死了,这个念头令我禁不住放声大哭,有几位德国人很关心地问候我:我真希望自己能有一张德文卡,上面写着:“是奚弗大夫特别准许我这么做的。”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崔雅会死的事实,也许是医生告诉我她的脑部与肺部都有肿瘤、叫我不要声张的那一天,也许是美国的医师答应让她半年无需治疗的那一天,也许是我亲眼看到电脑断层扫描的那一天。不管是哪一天,我只知道一切都要瓦解了,多年来被我排除在外的思想,现在全涌了上来。脑瘤的症状也许会减轻,至于肺瘤,奚弗大夫也只能担保40%的减轻几率。我的脑子里出现恐怖的画面:崔雅极为痛苦,呼吸十分困难,点滴瓶里的吗啡不断地输进她的体内:家人和朋友在医院的走廊上徘徊,焦急地静待着呼吸器终止的那一刻。我用双手抱住自己的身体,前后不停地摇动,口里言语:“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搭第一班台车下山,从当地的酒馆打电话给诺伯特。
        “崔雅很好,肯,你呢?”
        “不要为我等门了,诺伯特。”
        我坐在酒馆内,开始喝起伏特加,喝了很多很多。那些骇人想像的事情一直盘踞在我脑中,还有一股无法止息的自怜偷袭着我。可怜的我,可怜的我,不断地把“Kom”摔在地上:“可恶的德国人仿造的伏特加。”“即使在塔霍湖,我也从未如此烂醉过,今天我决定让自己大醉一场。
        当我回到帝侯饭店时(怎么回去的,我一点都记不得了),诺伯特将我拖上床,留了一罐维他命B在床头柜上。第二天清晨还派了清扫房间的女侍来盯着我吞下它们。我打了通电话到崔雅的病房。
        “嗨,亲爱的,你好吗?”
        “我还好。今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事。我的烧退了,过几天应该就没事了。我们星期三和奚弗大夫有约,他要告诉我们最后一次治疗的结果。”
        想到这件事,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我知道他要说什么,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需要什么吗?”
        “没有,我正在进行观想,不能和你谈太久。”
        “没问题。我打算出去走走,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给诺伯特或爱迪丝,好吗?”
        “好,祝你玩得愉快。”
        我搭电梯到一楼柜台,诺伯特正在那里。
        “肯,你不应该让自己喝得这么醉,你应该为了崔雅坚强起来。”
        “哦,天啊,诺伯特,我厌倦了坚强,我要让自己脆弱一阵子,这会让我好过一点的。我要出去透透气,我会打电话回来的。”
        “别做傻事啊,肯。”
        德国的商家星期天是不营业的,我走在戈德斯贝格的后街上,愈来愈自怜。此刻我心里想的不是崔雅而是我自己。我他妈的这一生已经毁了,我的一切都给了崔雅,而崔雅,我真想杀了她,她竟然要死了。
        我悻悻然地走着,一路抱怨竟没有半家酒馆开门营业,突然我听见几条街远的地方传来波卡舞曲的音乐。那一定是酒吧,我心里这么想,就算是星期天,你也无法让德国人远离“Kolsc”和“Piers”啤酒的。我尾随着音乐,来到一间距离市中心有六条街远的小酒馆,里头有十来个人,大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先生,他们的脸颊似乎打从“Kolsch”上市的那一天起就泛着红晕。音乐非常生动,不像美国人所想像的那种劳伦斯·威尔克式的滥隋波卡舞曲,而是当地的蓝草音乐,我很喜欢这种音乐。酒馆里有半数的男人(没有女人,也没有年轻人)围成半圆,随着音乐起舞,彼此勾肩搭背,踢着腿,跳着类似希腊左巴的舞蹈。
        我在吧台前坐了下来,把头深深地埋在手臂中。一瓶“Kolsch”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假思索地一饮而尽。接着又递来一瓶,我再度一饮而尽。
        灌了四瓶啤酒后,我忍不住哭了起来,虽然极力想掩饰,就是无法停止。我不记得自己曾经这么放肆地哭过,当我有两分醉意时,朝我方向跳舞的几位男士,示意我加入他们。“不,谢谢你们。”我挥着手婉拒。但他们不放弃,其中一位很友善地拉我加入他们的阵容。
        “Ich spreche kein Deutsch”(我不会说德文),这是我唯一能记住的德文。他们微笑地对我表露关切,好像真的很想帮我。我想夺门而出,但钱还没有付。我把手搭在左右两边的男士肩上,开始前后舞动,还不时踢踢腿。我忍不住大笑,接着大哭,就这样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大约有15分钟,我的情绪完全失控,恐惧、惊慌失措、自怜、狂喜、为自己感到遗憾,也为自己高兴,我觉得窘极了,但是他们不断地点头微笑,好像在对我说:“没关系,年轻人,一切都会没事的,尽管跳吧,年轻人,只要跳就对了。你看,就像这样……”
        我在酒馆里大约待了两个小时,跳舞,喝啤酒,一点也不想离开。不知怎地,所有的感觉和思想突然涌上来,洗刷了我的一切系统,它们全暴露出来,也都被接受了,虽然不是全盘被接受,至少我的内心开始平静下来,让我能继续走下去。我终于站起来,向酒馆里的男士道别,他们对我挥了挥手,继续跳舞。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要我付酒钱。
        后来我告诉爱迪丝这件事,“你现在总算了解真正的德国人是怎么回事了吧!”
        我想说明的是,我终于开始接纳崔雅可能会死的事实,也愿意放弃个人的兴趣,以支持她为首要的工作。我很想宣称这是由于禅坐的电光石火和瞬间的洞见,使我生起足够的勇气重新投入这场战斗,或者是因为某种超验的显现让我清醒。但真相却是在一间小酒馆里,和一群不知名也不懂他们语言的老男人共处了两个小时而开悟的。
        回到波恩,我与崔雅最深的恐惧开始示现。第一,脑瘤没有完全消失。事实上,在这种治疗下80%与之相似的病人,脑瘤都消失了。最严重的是,崔雅所接受的脑部放射线已经快到极限。第二,虽然肺部的大肿瘤已经萎缩,但有两个新的瘤正在形成。第三,超音波显示她的肝脏又出现了两个肿块。
        我们回到病房,崔雅的情绪开始崩溃,我把她搂进怀里,紧紧地抱着她,深深地吸入她的痛苦。我发觉之前在小酒馆里所流的眼泪,就是为了现在,为了眼前这一刻。
        “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判了死刑。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美景,这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但是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个春天了。”
        崔雅提笔写信给她的朋友,一字一句小心地斟酌着:
  
        和转移性的癌症共同生活,就像在坐云霄飞车,不知何时会有好消息、何时会掉落悬崖、何时会心惊胆战、何时恐惧会突袭全身。他们上个星期为我做了肝脏超音波扫描;我躺在手术台上,操作员从各个角度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全身扫描,然后把一位女士叫了进来,用德文讨论了一些事后,又重复进行一次扫描。他们只对我说“深呼吸——停住——自然呼吸”几句话。我起身时看见荧屏上有两个小点,我很确定那就是肝癌。回到病房,我整个人开始崩溃,心想可能活不过今年了;我必须有这份心理准备。
        然而要如何在不伤害“求生意志”的情况下,做好死亡的心理准备呢?当我还在为生命搏斗时,如何让自己坦然面对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甚至不能确定这个问题是否成立;有时我觉得可以坦然接纳,因为这两者也许没有冲突。刚发现有肝癌时,那份悲伤实在是太巨大了,后来做过深呼吸之后,我逐渐能接受这个事实,虽然还有些不情愿。事情如果要发生,就让它发生吧!到时候再应付,现在我不想胶着在上面。即使被困在医院里,窗台上的花也令我喜悦。我觉得自己已决心尽力而为,即使有肝癌,不一定会导致死亡,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奇迹可能发生。
        云霄飞车的另一次急速俯冲是——我的免疫力没有回升到大夫预期的理想状态,因此他为我注射高剂量的优质化类固醇(八星期的剂量集中在四天打完)。还有一个令人反胃的俯冲是——奚弗大夫对脑瘤没有完全消失感到相当失望,他原本以为脑部的肿瘤经过放射线放射与第一阶段的化疗后,可以全部消失,如果第三次化疗后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他就会用“cis-plahnum”来治疗,剂量与时间仍未知。
        肯和我决定在第三阶段的治疗开始以前先回美国一趟,我的身体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再接受治疗。我迫不及待想回去,回到那块说英语的土地!在波恩时,我们学会以更敏锐的眼光来看国内的初选、毒品以及游民,等等问题。我非常惊讶,去年发生在洛杉矶的帮派械斗案件竟比欧洲全年度的总数还多。但是我仍然热爱这块土地,我真的很想回家。
        送给你们每一个人爱与拥抱,你们的信、电话、祈祷与祝福,让我们在这里的日子快乐许多。我们现在好比是放长线钓大鱼。肯一再地重新投入这场艰苦的奋斗,令我感恩不尽——感谢你们长久以来的陪伴。
                                                                 心中充满爱的崔雅
  
        我要以开放的心情面对痛苦与恐惧,勇敢地拥抱它,接纳它的存在——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眼前所发生的现象,是我们都很清楚的无常之苦。领悟它,生命就会有惊喜。我真的可以感受这份惊喜,尤其当我听到屋外的鸟鸣,或在乡间开车时,我的心洋溢着喜悦,它使我的灵魂充分滋养。我并不想打败我的疾病,我要顺受,原谅它。如同史蒂芬·勒文所说的:“以恐惧面对痛苦所产生的感觉就是自怜,它令你想要改变当下的真相。但是如果以爱来面对痛苦,把心安住其中,不以恐惧或嗔恨,而是以仁慈来面对它,那便是真正的悲悯了。”
        最近我觉得对肯有一股特别的爱意,度过危机之后,他相当坦然与专注。我想,不管身体是否能痊愈,这才是最重要的;让我的心保持柔软,保持开放,这才是重点,不是吗?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凝视着窗外,我再一次明白自己现在为什么如此热爱春天。我会永远喜欢秋的金黄,但春天更能深入我的心髓,也许我暗自期望我的人生还能出现一个崭新的春天!
        我要努力让一切好转!这不是一场战斗,也不是充满怒气的抗争。我要继续走下去,不带丝毫的嗔意与苦涩,而是无比的决心与喜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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