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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光头,也都只有一个乳房”

(2006-11-19 14:56:52)
分类: 恩宠与勇气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二十二
  
        崔雅实际上要接受五个阶段的化疗,拿着布鲁门欣医师所设计的治疗方案,我们回到了旧金山,由当地的肿瘤科医师接手。治疗方案非常的简明:第一天崔雅和我先到医生的诊所、医院或其他安排好的地方去打针。 FAC中的“F”与“C”化疗药剂是经由点滴注入体内的(大约得花上一个小时),此外,还要搭配不同的抗恶心剂,然后再将携带型泵挂在崔雅的导管上(这项程序我已经在安德森医院中学会了)。泵的设计非常灵巧,基本上它是一只贵得离谱的气球,将阿德利亚霉素在24小时内自动注入体内,并且稀释它的副作用。在每一个回合的化疗过程中,我们都有三个类似的泵替换使用。返家时,我们带着这些注满橙色毒液的泵回家,接下来的两天,每隔24小时,我必须卸下空的泵,装上新的。三天后,这一回合的治疗就告—段落,在下一回合的治疗开始之前,我们可以稍做喘息,至于下—回合什么时候开始,得视崔雅的白血球指数而定。

        除了手术之外,西方医学抗癌的方法,如化疗与放疗只基于一个原则:癌细胞的成长速度极快,它们分裂的速度比人体的正常细胞要快上许多。如果在细胞分裂时注入某些药剂,那么你所杀死的正常细胞会比癌细胞少得多。这就是放疗与化疗的作用。人体内有某些正常细胞成长速度远比头发、胃壁、口腔等要快,当然它们也会很快地被杀死,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脱发与反胃的现象。因为癌细胞的成长速度几乎是正常细胞的两倍,所以如果化疗成功地发挥作用,肿瘤就会全死,病人则是半死不活。

        三天一剂的阿德利亚霉素治疗持续进行了10天,崔雅的白血球指数开始降低,这表示体内的正常细胞被杀死了。因为白血球是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主要成分,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崔雅必须极小心地避免任何感染,不但要远离人群,还要确实做好牙齿保健之类的工作。大约经过三至四个星期之后,她的白血球指数会慢慢地回升,身体会自动再生,接着就可以准备下一回合的治疗。

        阿德利亚霉素是目前最具毒性的化疗药剂,因可怕的副作用而恶名昭彰,我要强调的是,大部分化疗药剂的副作用与它相比都相差甚远,因此不难想像有多么难以忍受了。但如果使用得当,它的副作用还是可以被降到最低。崔雅在接受第一次治疗时,我们完全没有被告知病患对瑞格林可能产生的过敏反应,只得调整抗恶心剂。最初尝试康本赞(Compazine),但效果不彰,采用含有大麻成分的药剂,肝胆造影(THC)才呈现稳定的状况。这种抗恶心剂的效果很好,事实上,第一个晚上之后,接下来的治疗期间,崔雅未再吐过。

        崔雅逐渐理出了自己的生活规律。接受治疗的那一天,注射第一次药剂前的一个小时,她通常会先做肝胆造影,有时也服用1~2毫克的镇静剂,治疗前她会先做一点静修练习,不是内观便是私我探索(“我是谁?”),接受放疗的过程中,她会做—些观想,把化疗想像成一个打击恶棍的好人(她有时会将化疗想像成洛克人)。在家时,她会在床上吞一颗安定稳(Ativan,一种强力镇静剂),然后听点音乐,读点书,迷迷糊糊地入睡。化疗的第二天与第三天,她同样得先做肝胆造影,每天晚上都得服安定稳才能安稳入睡。第四天,她的感觉会有好转,我们也可以回复“正规”的生活作息。后来我们居然还能利用治疗的空隙到洛杉矶住几天,另一次是到夏威夷补度迟来的蜜月。

        就肉体而言,崔雅的化疗效果算是相当不错,该做的事都做了,但我们忽略了这个考验对我们的情绪、心理与灵性上的摧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磨难也愈来愈强,崔雅的阴影面开始浮现且强化,我也陷入了深沉的沮丧中。同时,我们仍然孜孜不倦地保持高昂的精神,我们的未来仍然光明。

        “如果我变成光头,你还爱我吗?”

        “不,当然不。”

        “你看,这里已经愈来愈稀薄了,这里也是。干脆剪掉算了,我们来个‘只能我炒你,不能你炒我’,把它们剪掉吧!”

        我拿来了一把大剪刀,在崔雅的头顶上挥舞,为她剪出一个前卫新潮的庞克头,看起来就像被割草机推过似的。
  
        洗澡时,我伸手一抓就是一把头发,再抓又是一把。我真的一点都不介意。我把肯叫来,两个人站在镜子面前看着光秃秃的两个脑袋。哇!多么特别的景象啊!“我的天啊!”肯说,“我们两个看起来就像是超级市场中的瓜果区。答应我一件事:我们绝对不去打保龄球。”
        看看我的身体,没有头发,没有任何毛发,没有左侧的乳房,活像一只被拔光毛的鸡!我有一个身体,但我并不是自己的身体!真该为这句话好好感谢上帝。
        然而,我还是喜欢为光头的女人寻找正面的模范,譬如亚马孙的妇女,就是失去一个乳房的女人的良好模范,她们通常会切除一边的乳房,好方便拉弓射箭,此外还有“星际迷航”与埃及的女祭司。
        每个人都蛮喜欢我的光头,他们都说很漂亮,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有些人之所以这么说,其实是想让我好过一些。肯说我真的很美丽,看他说话的方式,我知道他是真心的,有一小群朋友不断地逼问肯,他们想知道肯是否仍觉得我有吸引力。肯说他觉得自己受到羞辱,“他们只是不敢问而已,如果他们真想知道,我会说: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性感的女人,即使我不这么认为,还是会这么说的。”他通常都以反讽的笑话来回避这个题目,有时这些笑话实在很离谱,显得更加可笑。
        有一天傍晚和克莱儿、乔治谈天,乔治不断逼问肯类似的问题,肯回答说:“我非得换一个新的模型不可。先是右边的庞然大物掉了,现在连头套也没了。这副身体的再售价值几乎等于零。”事后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好像身体少了一些东西,灵魂也就跟着遭殃了。我当然很怀念你过去的身体,但重点是,如果我真的爱你,你的身体无论变成什么模样,我都照样爱。但是,如果我不爱你,你的身体不论是什么样子,我还是不爱。他们完全本末倒置了。”
        我们打算邀请琳达(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位杰出的摄影师)到塔霍湖,为我们两人拍几张光头照片。肯还有个非常诡异的想法,他想戴上我的义乳,请琳达为我们拍一张上半身的裸照。我们都是光头,也都只有一个乳房。“我们是双性阴阳人!”他说。
        我还不确定自己如果没戴上假发或头巾,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到外面去,这一段时间几乎每个人都以为肯才是真正的病人,返家之后也是。我记得上一次肯和我一起去医师的诊所,有一位非常好的老先生为我们停车,我们都很喜欢他。那一次肯迟到了,只好自己开车去诊所。那位老先生过去很关心地看着肯说:“真可怜,这次只有你一个人来吗?”肯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实在太难解释了,只好回答:“那个婆娘太差劲了!”
  
        崔雅开始出现因化疗引起的身体问题,我们决定利用治疗的空隙到洛杉矶和崔雅的妹妹凯蒂度个短假。
  
        我的生理期停止了,必须开始服用雌激素。我的口腔也出现疼痛异常的溃烂现象,此外也经常肠绞痛和便血,我体内所有快速生长的组织都出了毛病,有时候连味觉也失去了。我惊讶地发现人类居然能忍受如此大的痛苦。发生什么就是什么了。
        在洛杉矶与凯蒂同住,崔西也来了,感觉真好。肯很喜欢我的两个妹妹,甚至可以称得上有点迷恋。克莉丝坦(一位来自芬德霍恩的朋友)和我一同去拜访幸福社区,这是由哈洛德·本杰明(Harold Benjamin)所主持的癌症病患支援机构。我特别喜欢听那些光头女人的故事、感佩她们的精神,以及病人们坦率地述说他们的病情。如果有人把成果说得太神奇或企图说服别人加入,协助者就会加以导正。譬如有一位女士想要燃起一位罹患骨癌的病人活下去的欲望。一开始,在场的人非常急切地想说服他:有一部分的他是不想活下去的。这样的理论听起来好像他想死是不对的,他必须有活下去的决心。不久就有人加以修正了:“我也想死,现在仍然有这个念头。”“我已经打理好一切,如果情况真的恶劣到难以收拾,我会去寻死,没关系,这只是生命过程的一部分罢了。”

  
        这是一次很棒的旅行,但是情感上的嫌隙……很糟糕的,已经开始出现。
  
        那天晚上回到凯蒂的住处,一位好友来电,提及有位罹患癌症的女士想和肯谈话。我相当愤怒,因为她不想找我谈,肯也没建议她来找我谈。我对他发火,他也发了一顿大脾气,这是他第一次勃然大怒。他抓住我的衣领,大声地对我吼叫,他说他做每件事之前都得担忧会不会影响到我。一年来,他总是极力压抑自己的兴趣来帮助我,如果他连一通电话都不准接,那真是太过分了。他觉得自己无处寻得慰藉,这句话打击到我,我希望他有任何问题或烦恼都可以随时来找我。其实我应该可以明白他为何如此激动,因为他实在需要有人听一听他到底累积了多少东西。我听是听了,但还是在替自己辩驳,这么做更证明他是对的,这方面我的确犯了大错,因为我没有完全理解他说的话。他仍然愤愤不平。
        凯蒂、克莉丝坦与肯谈论着癌细胞,以及它在我心中的意象。肯说他虽然很想把它们看成脆弱、狼狈的,很不幸,它们似乎非常强壮。我说我不想听见有人这么说,我还是要把它们看成脆弱、狼狈的,但肯却义正辞严地指出,这是两码子事。他虽然很想把它们看成脆弱、狼狈的,但事实上,根据不同的报告显示,它们是非常强壮的,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我说我不想听,他说,他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点我同意,但对这些癌细胞的想法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不想听见有人说它们是非常强壮的。“既然不想听,那就别问,”他回了一句,“你要我告诉你真实的看法,还是要我说谎?”他问。说谎,我说。“好,我会的。”接着,他说了一句极为嘲讽的话:“我要植入一些头发,这样我就可以再把它们拔出来。”这段谈话到此结束。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因为他连一通电话都不能接,也无法坦然表达自己的意见,他随时都得忧心某句话对“我和我的癌症”会造成什么影响。“你根本不知道一个爱你的人要和你的疾病共处,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他说,“你其实可以这么说:‘天哪,肯,千万别说我的癌细胞非常强壮,那会让我担忧死了。’然而你只是不断地下命令——别这么做,因为我说你不能。如果你提出要求的话,我很乐意为你做任何事,但我厌倦了一直接受命令。”
        这真的很困难,也是我和肯在沟通上第一次没有联结。我需要更多的支持,但我逐渐看出肯其实也需要支持。
  
        在过去的一年半中,崔雅先是动了一次手术,接着是连续六个星期的放疗,然后又复发,切除乳房,现在正处于化疗的过程中,这一切都暗示着提早死亡的可能性。为了能24小时随侍在崔雅的身边,我停止了写作,放弃了三个编辑工作,逐渐将自己的生活完全转向协助她抗癌。我最近也停止了静修练习(这真是一大错误!)因为实在太疲倦了。我们已经搬出穆尔海滩的房子,而塔霍湖的房子在崔雅马不停蹄地接受化疗时,还在继续动工中,似乎盖房子与做化疗是毫不冲突、可以分别进行的事。

        后来我们才明白,这只是过程中比较容易的部分。搬进塔霍湖的房子,最可怕的磨难与考验才开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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