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独生女儿，孤独是我从小必须面对的另一种生命情境，虽然与其他小孩儿相处才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我四岁之前母亲还没成天借着麻将排遣难熬的寂寞，她时常在木制的澡盆里摆一些玩具让我玩。日式房子夏季格外酷热，我在澡盆里一玩就是一下午，母亲在一旁看她的书，我们互不相扰，各得其所。晚上母亲戴着顶针专心地缝她的棉被，我站在一旁看着她从上海带来的绣着小白兔与青冈菜的丝质被面，满心温暖地等待着睡前听母亲讲故事。

　　 三岁半时母亲就把我送进了幼稚园，园长是前面提过的那位母亲的老同学。我的年纪是全班最小的，但说故事的本领却最强，有一回我向同学及老师转述父亲胡诌的一个鬼故事。我告诉大家有一个老鬼名叫胡赓年，还有一个小鬼名叫胡因因，老鬼的外号是胡大脚，小鬼的外号是小胡大脚……我转述的故事时常令全班师生笑得人仰马翻。每回母亲来接我下学总看到我一个人在外头荡秋千，爬滑梯，似乎对上课这件事一点兴趣也没有。小朋友排排坐吃果果乐得眉开眼笑，我却难过得想哭，因为我没有那么高的食欲，而饼干糖果只令我觉得难以下咽，绝不是什么人间美味。虽然不怎么吃东西，我的精力却特别旺盛，一个人东逛逛、西摸摸的，兴致高得很。我喜欢捉水蜻蜓和虎头蜻蜓。我记得虎头蜻蜓咬人很痛，蓝色和鲜红的水蜻蜓则令我入迷。此外我特别爱到水沟里寻宝，挖出一些破的碗片，玩跳房子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台中商职位于育才街老家的对面，五六岁时我每隔两天就到商职空旷的操场和校园探险。我喜欢一个人站在指挥台上演讲，不知道为什么自小我的心中便有一股任重道远的感觉——这类话听起来仿佛想做伟人者在脸上贴金，或者可能被解读成自恋，然而这真是我当年的感受。

　　为了替我找些玩伴，学习怎么与小朋友相处，母亲不时地邀请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到家里来玩耍。虽说是小朋友，其实都比我大七八岁以上，因为像母亲这样四十四岁才生孩子的父母实在是太少了。每回当游戏结束孩子们要回家吃饭时，我一定难过得大哭。我热爱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温暖，总希望宴席是永远不散的。妈妈看到我的反应又是摇头叹息一番，越发担忧起我的脆弱易感。

　　我四岁之后，打麻将开始成为母亲上下班的例行公事，除了消愁解闷之外，这也是她私房钱的来源——她十四岁就学会打麻将，三十多年来的练习已经成了个中的高手，可以说是每打必赢。她有一个来自早年的迷信——立枕头比较容易赢钱，因此每次上战场之前，她一定提醒老李把她的枕头靠着床板竖起来；我长大后这项仪式便换成由我来执行。妈妈进入方城之战，家里只剩下老李和我，那时老李已经六十开外了。这位湖北籍跟了母亲娘家三代的得力帮手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却自有看尽人生百态的市井智慧。爸爸长年待在台北不回家，妈妈日日方城战，老李就成了我最重要的支援系统——他照顾我吃，送我到学校，放学时接我回家，我有心事多半向他倾吐。三岁以前我性子很急，脾气又大，知觉过度敏感的后果往往是承受力不够，因此幼稚而任性的我时常把气发到他头上。上小学之后我逐渐觉察到大人的上下对待方式中，有许多欠缺自省的阶级意识。老李虽然跟了母亲大半生，母亲对他的态度仍旧是上下分明，除了偶尔夸赞他的狮子头、葱烤鲫鱼、馅儿饼做得好吃之外，平日里鲜少出现开放心胸的平等对待。父亲在这方面确实比母亲体恤得多，他从台北回来一定偷偷塞点零用钱给老李，母亲总说破了她的行规。

　　住在育才街的时候，父亲交往的朋友已经令母亲不满了。那时新北里的生活圈子充斥着外省人对台湾人、台湾的环境和台湾语言文化的歧视。那些回不了老家的民意代表个个满怀乡愁，平日里不是念旧，就是开“追悼会”，嘴里总说台湾是个“鸟不语、花不香”的地方，而大陆的气候不知有多么宜人，真是四季分明东西又好吃云云。他们没心思活在当下，也不想睁开眼看看环境未破坏之前的台湾本是全世界物种最丰富的地方。

　　在这一群人当中父亲是很不同的异类，一来他早已把参政的野心转向对园艺和围棋的喜好，二来他留学过日本，会说流利的日语，因此和不会说国语的本省人之间搭起了可以交流的管道。他时常带着我去找他的同好苏花匠，欣赏园子里迷你型的日式盆景；也时常带我上阿里山找他任职林务局的老友；他生病住院时因为会说日语而结识了一位本省籍的护士石小姐。这些人都和他维持着长久的情谊。

　　然而在母亲的价值系统里，父亲的行径却被解读成截然不同的东西。她认为父亲的肚子里没料，虚有其表，和上等人接触心里会自卑，因此总结交一些小人物来壮大自己的尊严。父亲当时的意识到底处在什么状态，我小时候不可能洞悉得到，或许他的内心真的残存了童年压抑下来的自卑，故而壮大了对尊严的需求，不过当时我从苏花匠和石小姐的表情读到的却是真实的爱慕与尊敬。难道苏花匠与石小姐都是服膺于特权阶级的浅薄之人吗?这两位朴实的本省同胞难道和父亲之间不可能有诚挚的交流吗?母亲不断地在我面前诉说对父亲的负面评断，不但没达到她想要的效果，反倒造成了我情绪上的反弹以及对现实人生观的鄙视。

 

　

　上小学之后我们家从育才街搬到了存信巷，我的玩伴之中除了年长一点的彭姊姊、实姊姊、嘉美、天来之外，开始出现一些同辈以及更年幼的孩子。我记得巷弄里有一棵大榕树，树荫非常茂密，晚上的街灯很暗，巷子里黑漆漆的，走过那棵大树总感到毛毛的。村子里的孩子们彼此警告，说那树上有个叫“黑锅贴”的鬼，我脑子里烙了这个印，每次经过总是拼了命地跑，差点没吓破胆。住育才街时曾经有一次被躲在树丛后伸着舌头、用手电筒照着脸的干哥哥吓得摔了一大跤，几几乎造成了脑震荡。

　　孩子们对鬼如此感兴趣，其实和年长的人喜欢说鬼故事有关。长夜漫漫闲着无聊，大伙儿便凑在一块儿讲鬼，孩子们也挤在大人的身边既恐惧又着迷地侧耳聆听。其中有一则鬼故事给我的印象最深。某位东北籍的长辈告诉我们说，他在大陆时有一回住客栈，半夜起来解手时突然看见门口站了一个裹脚的老太太，头上梳着髻儿，穿着民初宽袖宽腿儿的衫裤，身子飘飘忽忽的。他心想，这么晚了她站在门口干啥呀?再仔细一瞧，竟然发现老太太的侧面薄得跟张纸似的。我听到这里吓得赶紧把脚丫缩上来，跟纸一样薄的老太太从此埋藏在我的八识田里，永世不得超生了。

　　妈妈也喜欢讲鬼，她最爱乾隆大学士纪晓岚的故事。她说纪晓岚小时候有一回上茅房，手里拿了一盏油灯，一个没留神就把油灯放在大头鬼的脑袋上了。大头鬼一气，故意显相给他看，他却毫不畏惧地对那鬼说：“小鬼!小鬼!你好大的头呀!”小鬼听了觉得这孩子果然不凡，日后必有大出息，于是赞叹道：“仕郎!仕郎!你好大的胆哪!”我听完这故事，纪晓岚的不凡早已忘光，就记得那大头鬼有多恐怖了，从此上厕所总觉得旁边站了个脑袋其大无比的鬼。　

　  当身心处在健康状态时，这些无意识里的意象通常起不了什么作用，譬如我在怀孕期间身体出奇的健康，即使是住在荒郊野外心里也毫无所惧。但是产下洁生的第二天我的身心突然瓦解，处在谷底的三年中无意识里最深的恐惧全都休耕、翻土，曝了光；那些从恐惧里投射出来的意象，多半都是荒郊野外的孤魂或女鬼。我因此联想到克里希那穆提在《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这本书里说过的一段话：“你们大人和孩子相处时，不该把一些误谬的观念、对鬼怪的想法或自己特殊的经验强加给他们。然而这是很难避免的事，因为年长的人总会花许多时间诉说人生中的一些不重要的事。他们逐渐把自己的焦虑、恐惧及迷信传给了孩子，孩子自然会重复大人的想法。年长的人对这些连自己都不明白的事根本不该在孩子面前提及，相反地你们应该创造一个自由无惧的环境让孩子在其中成长。”

　　如此认真的自省式教育在得过且过的上一代人眼底，恐怕是极度严谨了点儿，然而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童年灌输的恐惧一旦集中曝光，若是没有一点自我观照的能力，是很可能招架不住的。世纪末的今日，聚落式的生活已经式微，在公寓里成长的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再听到一群大人讲鬼，然而电视和动画所提供的恐惧暗示却比讲鬼更生动、更微细、更诡谲，父母的辅导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