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出走：理想突围与硅谷之道_瞬雨

无论称李开复为技术天才也好、学者也罢，或者称导师亦无不可（因为他是很多年轻学子的偶像），李开复终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4年前选择离开微软是因为微软的创新精神式微，他是怀揣着希望离开的；而在今天选择离开谷歌，是因为谷歌的创新只是用来炫耀的工具，他是含着失望离开的。Google是一个年轻而成功的企业，谷歌却是一个不成功的子公司。谷歌的平庸与Google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说Google是成功的企业因为Google用自己的搜索技术创造了互联网信息的检索效率，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但多年以来Google所表现的企业形象既不能与苹果相提，也不能与微软并论，因为我相信一个将自己的未来目标建立在对竞争对手颠覆之上的公司决不是一个伟大的公司，那只是一种狭隘的企业沙文主义。

在搜索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创新逐渐成为了Google炫耀的资本，追求酷、炫和夺人眼球是Google很多产品设计和发布的动力。比如GoogleEarth是一个颇具创意和实用价值的产品，但随后仓促推出的GoogleSky和GoogleMoon、GoogleMars并没有任何务实的创新内容和技术变革，更多只是以创新为噱头的哗众取宠。很多人认为搜索引擎的付费广告是Google的发明，殊不知其创造者比尔.格罗斯曾经在2001年约见佩奇和布林，建议合并两家公司共同创造“最好的搜索网站”的梦想。Google拒绝了这一建议并声称这一主张背离搜索引擎的原则，将永远不会与任何一家将付费广告同搜索结果混为一谈的公司联合，然而后来的AdWords恰恰就是Google建立在这个架构上的一棵巨大的摇钱树。从这样的角度来看，Google的企业文化很大一部分是“炫耀”文化，与年轻人难以避免的幼稚和浮躁心理密不可分。

让业界感到震惊和欣慰的是，李开复老师离职之后迅即推出了他的创新工场计划，此举对中国年轻创业者的激励和振奋不可谓不巨大。

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脉络稍有了解的人一定会了解李开复老师此举的重大意义。以中国目前的重视引进和发展偏重来看，对PE优于对VC；然而PE更多时候是投资领域的“宏大叙事”，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与创业者无关。而无论中国本土还是外资参与的VC，到目前为止仍然处于谨小慎微阶段，我个人的感觉是只敢投从美国拷贝（或者称为山寨）的项目，不敢投初始创新（或称原创）的项目，只敢锦上添花，绝没有胆量雪中送炭。

之所以李开复老师的创新工场能够深入我心，根本原因在于我很清楚年轻的创业者们多么需要这种 “扶上马、送一程”的支持和引导。早在1996年念大三的时候，因为我主管大学生科技工作的原因，我们争取到了学校无人机研究院提供的一笔“长空基金”，全部用来支持在校本专科生的创新项目申请。虽然数额很小，但那种雪中送炭的影响力和激发的校园科技创新热情却令我们深感震撼，至今仍然难以释怀。

李开复老师在自己的博客中说，“在过去的20年，我有幸在乔布斯、盖茨等身边学习成长，我的职业经验是我最有价值的资产，我非常希望能够把这些资产传授给中国青年。”美国硅谷已经形成了从天使投资到中、后期风险投资的完整的、流水线式的体系；在硅谷，哪怕是一个在概念验证期的好想法都可以获得10～50万美元天使资金的支持，并且天使往往是拥有成功创业经验的公司高管，除资金之外，其深厚的业界经验和背景能够给创新公司带来视野和业界关系和管理经验。李开复老师现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他是把自己曾经在教诲层面的导师角色延伸到了整个创业引导流程。

作为职业经理人，也许唐骏胜过李开复；作为技术天才，也许李开复之后，会有一批有一批胜过他的后起之秀。但如果我们回到理想主义的追求上来，中国的古语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仅仅李开复，联想的柳传志也在做着类似的尝试。由于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中国已经可以被看做是具有创业价值的土壤，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创业环境仍然缺乏有效的引导，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技术创业和企业规划上，在他们的发展层面上存在着一种模糊性。李开复老师深知理想主义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在自己的羽翼下哺乳新的人才可能孕育了中国新一代的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他们将是未来技术史的佼佼者与创业史的佼佼者。归根结底，李开复老师的离职所展现的类型只存在于理想主义者不懈追求的图景当中，这是创业者之福。

本文为《互联网天地》2009年10月号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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