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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童年的家庭文化环境

(2018-04-17 20: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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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

鲁迅

家庭文化

分类: 论文

 鲁迅童年的家庭文化环境

李新宇


    写着鲁迅的家庭出身,就想到了周家的文化环境。

这个家庭的文化如何?鲁迅受过怎样的熏陶?这是一般的研究者不屑一顾的,我却觉得很重要,理由很简单:无论武功还是手艺,童子功都很重要。那么,做人,处事,想问题,童子功就不重要吗?童年形成的习惯,思想上打下的底色,常常影响人的一生。

一、家庭成员的文化构成

要了解周家的家庭文化,需要先看看鲁迅童年家里都有哪些人。所谓家庭文化,首先是人决定的。

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都是典型的男权社会。所以,家庭文化一般也是由男性家长主导。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周家的男性家长。

首先是祖父周福清(1838-1904)),鲁迅出生时,他在北京做官。这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年轻时喜欢喝酒,多次喝得不省人事。却因为父亲临终时对他的酗酒表示担心,便从此不喝酒、不吸烟、不赶时髦抽鸦片,而是专心读书。因此,他于父亲去世后连登科第,1867年中举,1871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馆之后外放四川荣昌知县,他以母亲年老为由拒绝,被改派到江西金溪县。

然而,他有极强的个性,虽然公正廉明,富有爱心,却性情倔强,恃才傲物,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又喜欢臧否人物,所以为上司所忌恨,几年后即被抓住把柄,失掉了职位。后来又重新谋职,虽然曾得到五品同知衔,实授却是七品内阁中书。

长孙出世的喜讯传来,正有一位姓张的官员来访,于是周福清为自己的孙子取名“阿张”,然后根据谐音取名“阿樟”。因为这一辈是“寿”字辈,学名就叫“樟寿”。在12岁之前,因为祖父在北京,鲁迅与祖父接触极少,而且后来也不喜欢祖父。但是,无论接触多少,也无论喜欢不喜欢,祖父作为一家之长,对儿孙的影响是巨大的。何况,翰林公是整个家族中读书的儿孙们共同的偶像。

周建人曾经说过:

鲁迅幼年时代的一般“家庭教育”粗分起来,可以分为二大派,方法上:一派是主张放纵,一派主张严厉。目的上:一派主张养成拍马和钻营的手段,一派主张养成正直、强硬的性格。鲁迅的家庭教育系统上是属于严厉的一派的,但到鲁迅时代,周家(鲁迅家)已经在衰落的过程中。鲁迅的祖父和父亲性情又本不严厉。只是鲁迅的祖父以喜欢“骂人”出名,并非拍桌大骂,是喜欢指摘和批评别人。这很为人所忌,因此他常为当时的人所不喜欢,入狱之后,心境更加不快活了。见人常常从昏太后、呆皇帝骂起,以至于其他的人们,一一指摘他们的缺点和短处。鲁迅也不赞成他的祖父,实际上他的祖父对家里的人并不严厉。[]

根据周作人的回忆,周福清脾气不好,尤其喜欢骂人。不过,他骂皇帝,骂太后,骂高官,却不骂弱者。在这一点上,鲁迅倒像他的祖父。祖父看上去很严厉,令人望而生畏,但对孙儿并不严厉。虽然鲁迅终其一生对自己的祖父闭口不谈,但无论是他还是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没有被祖父责罚的记录。在周建人的回忆中,祖父始终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一个负责任、有爱心的好爷爷。家里人包括周作人总说祖父脾气不好、喜欢骂人,周建人曾经一再为祖父辩护。鲁迅不喜欢爷爷,周建人也屡屡表示困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福清对儿孙的学业非常关心,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周建人说:“他有他的一套思想,和当时的人们不很一致。比如对于教育,他主张先读《鉴略》,他以为首先应有一些历史基础的知识(虽然那书并不好懂)。他不赞成一般通行的先读《百家姓》或《千字文》。他以为只要稍微多认一些字,即可看《西游记》。接着去读《诗经》等等。”[] 正因为这样,鲁迅的开蒙第一书,不是那个时代流行的《三字经》、《百字姓》或《千字文》,而是《鉴略》。与一般的大家族不同,他允许孩子读小说,甚至向孩子们推荐小说。他虽然有很强的功名心,梦想大门上能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第”的匾额,但他并不要求孩子们死读书,而是允许孩子们读各种与科考无关的书,允许他们描图、绘画、做游戏,不限制养花草、糊风筝等种种爱好。所以,鲁迅小时候自己买的,多是花花草草和有插图的书。

即使在杭州狱中,他还为儿孙们写了《恒训》,结合自身的经验教训,教儿孙们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智慧。尽管周作人说《恒训》思想陈旧,儿孙没人记住任何一条,但我们能够看到的事实是:鲁迅认真抄写过。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看到的《恒训》,正因为鲁迅的抄写——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就是鲁迅抄本的复印件。周福清还写过许多诗,现在还能看到的是《桐华阁诗钞》,收诗105首,也是鲁迅手抄本,后署“会稽周福清介甫著,长孙周樟寿录”。

周福清还亲自为儿孙们选择读物。他从监狱中给鲁迅寄回一本《唐宋诗醇》,并在书中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他对鲁迅期望甚高,关心甚多。即使在监狱里,也要让鲁迅把所做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寄给他,他则为之认真批改。

鲁迅对祖父的感情很复杂,在后来的回忆中则竭力回避,以致《朝花夕拾》那样的著作,竟然没有祖父的影子。然而,有这样一位祖父,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无论感情多么复杂,都必然受其深刻影响。

鲁迅的父亲周凤仪,生于1861年。鲁迅出生时,他是秀才,正在科举之路上拼搏,却在后来的几次乡试中名落孙山。根据周作人的说法:“他看去似乎很严正,实际却并不厉害,他没有打过小孩。”可是,因为他平日里寡言笑,板着脸的时候多,孩子们自然不去亲近他。在这一点上,周凤仪很像他的父亲周福清。不过,他对孩子们非常关心,到省城赶考,还忘不了给孩子们买玩具。喝酒高兴了,还给孩子们讲聊斋故事。他也关心国家大事,比如甲午战败,他曾满面忧色与人谈论。那时候他已有四个儿子,他说将来要派一个去西洋,派一个去东洋,研究外国的学问。由此可见,他并不保守。周建人曾经写道:

因为家庭的情况不好,他的父亲的心境也不快。他常饮酒,有时亦发脾气。如遇生气时,会把筷子丢掉,或把碗摔碎。但对待小孩却和善,从不打骂小孩,鲁迅没有受过父亲的责罚。只是有时候,小孩子把受人欺侮的话去告诉父亲时,他会这样问:“你先去欺侮他们吗?”如果说:“没有。”他会又这样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来欺侮我呢?”鲁迅的父亲恐怕他的小孩先去捣乱别人。他认为人如受欺,应该强硬对付,但如果无端去欺侮别人,却是不应该的。后来鲁迅很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这里透露的是周家几代人的做人原则:如果先去欺负别人,是不行的;如果无故受欺负,就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作为父亲,他对孩子们不能没有约束。从鲁迅的《五猖会》可以看到:要到东关看五猖会了,那是鲁迅遇到的一件盛事,因为东关的五猖狂会是盛大的,东关又离鲁迅家很远,出城还要走60多里水路。一大早起床,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也已泊在门外的河埠头,佣人们把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陆续搬到船上。7岁的鲁迅笑着跳着,催他们快快搬。

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母亲、工人、长妈妈,都救不了他,他只有老老实实地去背书,好在终于背出,才可以上船与家人一起去看庙会。

如果单从这个情节看,父亲是严厉而有度的。他不能放任孩子去看庙会而耽误读书,但并不绝对禁止孩子看庙会。即使这样的细节,也曾受到周作人和周建人的质疑,他们怀疑父亲是否真的这样严厉,不能接受鲁迅所透露的对父亲的不满。因为在他的经验中,父亲并不严厉。作为证据,就是兄弟三人偷偷买回一本《花经》,被父亲发现了,于是大家很害怕,因为那是课外的闲书,一般人家是不许看的。但是,他们的父亲却只是把书拿过去翻了几页,然后就还给了他们。这使他们喜出望外,开始大胆买闲书。

考察周家的文化形态,还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它不是单一的文化构成,而是由多种文化复合而成,是一种儒、道、释和民间文化的混合结构。

从周家一代代男性家长来看,从周福清到周凤仪,以及伯祖父、叔祖父、伯伯、叔叔们,几乎都熟读经书,应是儒家之徒。而在明清之际,凡有意科举的读书人都差不多有理学气。可以设想,如果周家的文化只是受男性家长们的影响,那就很容易形成一种理学气息很浓的儒家文化氛围。在那样的氛围中,孩子们也许能被培养得具有“不窥园”的自制力,成为典型的正人君子,或者被管死,成为头脑僵化的迂夫子,却也可能走向另一面:满嘴仁义道德而满肚子什么就不一定了。

然而,一方面是周家的男性家长本来就不死板,对孩子的要求相对宽松,另一方面,周家的文化并不只是由男性家长所承载的文化构成,而是有它的另一面:周家的女性从鲁迅的曾祖母、祖母到母亲,包括保姆和女佣人,承载的却是儒、释、道、巫混合的民间文化。周家的几代老太太都信佛,但又算不上佛教徒,对佛教的教义未必深知,这就使得这种信仰并不具有排它性,因而很容易与道家文化以及民间的种种礼仪、禁忌、妖精、鬼怪等结合在一起,共存并行而不悖。

而且,周家的女性个个资质甚高,个性很强,没有一个平庸的。

鲁迅出生时,他的曾祖母(1814189367岁,是这个四世同堂之家的老祖母。她活到鲁迅13岁那一年,享年80岁。根据周作人的回忆:“曾祖号苓年公,大排行第九,曾祖母在本家里的通称是‘九太太’;她的母家姓戴,父亲是个监生,所以大概也是本城的富翁……曾祖母的相貌很是严正,看去有点可怕,……终日笔挺的坐一把紫檀的一字椅上边,在她房门外的东首,我记得她总是这个姿势,实在威严的很。”由此我们知道鲁迅的祖父和父亲为什么外表都那么威严了。

曾祖母晚年很慈祥,孙子们摔倒了,或者在他面前装二十四孝中的老莱子的样子,故意跌倒了逗她开心,她就非常关心地说:“啊呀!阿宝,快起来,这地下脏呢。”但是,她却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而且在年轻时表现有点怪。

比如,他对儿子周福清极为严厉。结婚不久的一个晚上,小两口正在灯下聊天,她拿着一把长柄芭蕉扇上楼,告诉他们天已晚了,不看书就不要点灯耗油,说完就把油灯扇灭,下楼去了。早晨天刚亮她就起床,如果儿子和儿媳还不起床,他就会在楼下喊:“天亮了,还不起来!落在讨饭船,就是讨饭的命,学什么大户人家的样子!”[] 明明自己就是大户人家,却偏不允许儿孙学大户人家的懒惰和骄奢。

再比如,她的儿子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京报送到家中,她按规矩用头上金簪拆开喜报,悬挂堂上。这时合族聚集,满院子的人欢天喜地向她祝贺,她却突然放声大哭,说“拆家者!拆家者!”意思是这个家要败了!后来的事实是被她不幸言中,这个家果然败在这位翰林手里。按照传统的说法,她是一个有福的人,不仅因为她的儿子点了翰林,给家族带来荣耀,还因为“一人有福,托带满屋”,在她活着的时候,必然家庭兴旺,满院祥瑞之气,而在她去世之后,这个家就败了。她陪同鲁迅走过了最初的12年,也是鲁迅无忧无虑做阔少爷的12年。

曾祖母下面是祖母,她与鲁迅更亲近。但这位祖母却不是亲祖母,而是继祖母。亲祖母姓孙,生下周凤仪不久就去世了,距鲁迅出生还有十几年,自然与鲁迅无缘。鲁迅生活中的祖母是续弦,姓蒋,生于1842年,鲁迅出生时39岁。

名义上,她在周家很有地位,因为她是翰林夫人,但事实上却是一个被遗弃者。因为丈夫不喜欢她,一再纳妾带在身边,而把她晾在家里。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她曾落入太平军之手,却没有殉节,因而遭到嫌弃。后来鲁迅在《我之节烈观》等文章中所发的许多感慨,都带着对祖母的同情泪。原因之二是她做了一件让周福清受伤的事。周福清在金溪任知县时,曾将母亲和妻妾都带在身边,但不幸蒋夫人闹出了“听窗事件”,周福清在房内大骂,却不知道蒋夫人此时是扶了母亲站在窗外。于是闹得满城风雨,被上司抓了个“大不孝”的罪名,加上此前发生的对皇上的“大不敬”,使周福清被参革职。所以,周福清把她送回家,从此不再理她。

寂寞,是那个时代那种家庭中女人的共同命运,而蒋氏的遭遇尤甚。儿子不是亲生的,再好也似乎隔了一层;生过一个女儿,出嫁不久就去世了。这使她更加依恋和疼爱孙子。尽管孙子有专职的保姆带着,但她还是喜欢陪在身边。

她所承载的文化是复杂的。她“笃信神佛”[] ,每当菩萨生日之类的日子,要点起一对蜡烛,在香炉里烧上三柱香,跪在方凳上向天跪拜。她平时不诵经,也不上庙,但遇到什么事情,却会忍不住说一声“阿弥陀佛”。她的信仰,是彻底民间化了的。但正因为这样,她很有文化,满肚子来源不同的神话与传说。

在鲁迅的记忆里,有许多祖母为他讲的故事:从牛郎织女、月中嫦娥,到“美女蛇”、法海与白娘子……几十年之后,鲁迅在《狗·鼠·猫》中写道:“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古事。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使我吃惊,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 ‘你知道么?猫是老虎的先生。’她说。‘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猫是老虎的师父。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就投到猫的门下来……”祖母的故事力量很大,许多爱恨就这样植根于鲁迅心中。因为祖母的故事,鲁迅对猫从无好感;因为祖母的故事,鲁迅同情白娘子而恨法海,多年后在大舅父家看带插图的《白蛇传》,仍然一次次用指甲抠法海的眼,直到最后把它抠烂。

事实证明,蒋夫人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周福清科考行贿案发之后,衙役到周家“捉拿犯官”,闹得人心惶惶。这时候,蒋夫人让家人备轿,自己穿戴整齐,在仪门上轿,到县衙找知县去了。

        似乎过了很长时间,祖母坐着轿回来了。

        潘庶祖母、母亲、长妈妈、升叔和我都到了祖母的房里,只听得祖母说她见了俞知县了。

        “俞知县怎么说?”我母亲关切地问。

“我对他说,周介孚是读书人,是知书达礼的,他做的事,他一定自己会来了结的,决不会连累别人。现在家里只剩下女人和孩子,全不知情。请差役以后不要再来了。”[]

    从此之后,差役果然没到家里来过。

    据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和观鱼的《三台门的遗闻佚事》记述,蒋夫人还很幽默,善诙谐。大家在一起谈笑,她静静地坐在一边,会突然画龙点睛地插上一句,让人哄堂大笑。回头看她,却泰然地坐着,自己并不笑,还问别人为什么发笑。在众多的回忆中,后来的鲁迅也是这样,说话把别人逗得哄堂大笑,自己是不笑的。

    而且,她做事的风格也是地道的周家做派:一次周建人从外面回来,族叔周伯文双手插腰站在白板门的门槛上,周建人轻轻地从他腋下过去,他就抡起烟袋敲到了周建人的头上,并且说:“见长辈为什么不叫。”论说,长辈这样教训晚辈,是让人无话可说的,因为作为孩子的周建人的确没礼貌。但周建人把这事告诉祖母,祖母却二话不说,拿起烟袋就到神堂前坐了下来,正好周作文从面前走过,她抡起烟袋就在他头上狠敲了一下,而且说:“看见长辈为什么不叫!你会教训阿侄,我也会教训阿侄!”吓得周伯文赶紧认错。

祖母下面是母亲鲁瑞(1858—1943)。据周建人回忆,鲁瑞的爷爷鲁世卿小时候很穷,父亲早亡,与母亲相依为命。但他酷爱读书,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有一天,他到城隍庙去求梦,梦到菩萨给他一个算盘一支笔。圆梦的人解释说:这是皇帝叫你去管账。于是,他就凑上盘缠进京去了,结果真的做了专管皇家木料仓库的官。后来他在家乡买了700亩田,在城里买了房子,并且拿出10亩田酬谢那个圆梦的人。在这个基础上,鲁瑞的父亲有了读书的条件,中了举人,做过户部主事。鲁瑞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都是秀才。

鲁瑞嫁到周家,过门不久周凤仪就中了秀才,所以鲁瑞被周家人认定是“旺夫”的好媳妇。过了不久,她又生下了鲁迅,然后是连续生下了周作人、周建人……所以成了周家的功臣。至于她本人情况,据周作人说,她没有正式读过书,却能识字看书”,早年只看弹词和小说,后来也看报纸。她读过很多小说。从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到,鲁迅到上海之后还给她寄过张恨水的小说。

她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传统女人,更不胆小怕事,性格中有刚强和洒脱的一面。有一点周家人不愿多说,那就是鲁瑞在公婆面前大概算不上恭顺。因为后来她曾对她的儿媳妇们说:“你们每逢生气时就不吃饭了,这怎么行呢?这时候正需要多吃饭才好呢,我从前和你们爷爷吵架,便要多吃两碗,这样才有气力说话呀。”[] 看来,她是跟公公吵过架的。另一件事是清末天足运动刚刚兴起,她就放了脚。这在周家引起议论纷纷,思想保守的堂弟金鱼说: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那时周凤仪已经去世,她是寡妇,却不怕这样的流言,冷冷地说:可不是吗?那倒真是很难说……”周作人晚年曾说:“这一件就很足以说明她的战斗性。”[]

除了亲人之外,还有女佣阿长。她虽不是周家人,却是鲁迅的保姆,朝夕相伴,日夜相守,自然对鲁迅影响很大。她教鲁迅的一切,既有周家的种种规矩,又有绍兴的民间文化。比如,大年初一睁开眼,第一句话要说“恭喜恭喜”,说过之后要吃福橘。她教给鲁迅许多规矩:人死掉了,不能说死掉了,而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或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能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万不可钻过去……还有她的那些知识:长毛来的时候,要掳小孩子,要掳漂亮姑娘,当鲁迅由此断定她很安全时,她说:“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这些知识其实并非阿长的创造,而是中国民间长期以来的文化积累,就连大学士徐桐也相信。它很荒诞,却体现着某种文化。

阿长在周家的地位很特殊,虽是佣人,却什么事都管,包括鲁迅的婚事,她也干涉,一段可能很美好的婚姻,就是被她拦了下来,造成鲁迅和那个女孩子终生的痛。而且,她什么话都敢说,周家上下也都能够容忍。周凤仪生病期间,有一天在朦胧中看到一个女人进了自己房间,走到床前,撩开帐子,往周凤仪床头的碗里倒了点儿什么。周凤仪以为是妻子鲁瑞,所以没有在意。但她刚刚出去,鲁瑞就进屋来了,去往碗里倒藕汁。周凤仪有点奇怪:怎么刚刚倒过又来倒,妻子却说未来过。这事让人很困惑,阿长说:“看来,宜少爷的病是不会好的了!”她认定宜少爷刚才看见的那个女人,是章介千家的小姐,是曾许配给周凤仪的,却突然病故而没有成婚。阿长说他们两个姻缘未了,现在章小姐来找他,就是要约他走。她的一席话,把鲁瑞说得心神不宁。[]

说到这里,涉及一个内容:周家的文化中不乏“迷信”因素。事实上,不仅是阿长,不仅是女人们,周家的男人也少有无神论者。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周凤仪也有种种讲究和忌讳。比如,科场案发那一年,他报考时用的名字是“周用吉”。科场案发之后,他想到的是:“‘用吉’这名字多不好,把‘周’拆散了!奇怪!怎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 他为此非常愧悔。他的父亲周福清也一样,从杭州监狱中往家写信,地址中的“覆盆桥”总是写作“福盆桥”。家里人都明白,他忌讳这个“覆”字,害怕这个家族覆灭,把“覆”写作“福”,是为儿孙祈福。[]

生活中的种种细节也是如此,比如,鲁迅、周作人、周建人,都是7岁开蒙,绝不会在6岁或8岁。开蒙那天,虽是大白天也要打着灯笼。灯笼上有“文星高照”四个字,灯笼里的蜡烛一定是“状元红”。

这就是周家的文化,鲁迅小时候,就在这种文化中成长。

 、复合文化中的神秘色彩

除人物之外,还可以通过一些事件来考察这种复合文化在周家的表现。

鲁迅生于1881925,旧历八月初三,据说是“灶司菩萨”的生日;而他出生时又是“蓑衣胞”,据说这样的孩子很少,将来可能有出息,但却难养活。

所谓“蓑衣胞”,就是出生时披着撕破的胞衣,那胞衣就像蓑衣。一般孩子出生时是胞衣先破,婴儿出来,剪断脐带,然后胞衣才从母体脱落。但是,婴儿出生时有种种特殊情况,比如脐带缠在婴儿脖子上,出生时就像被捆绑着,而且很危险。在许多地方,包括我的故乡青州,都把那样出生的孩子称作“带锁的”,“锁”也许是“索”,因为那脐带更像绳索。在山东河南一带的习俗中,这样的孩子在结婚成人时需要增加一个仪式:新人的脖子上预先用红丝线挂一把锁,这时由专人在香案前祝祷,然后用剪刀把锁剪掉,从此就枷锁解除,可以放心生活了。只是被脐带缠住脖子,就这样麻烦,像鲁迅那样把胞衣当蓑衣披在身上,当然问题更严重。周家的文化禁忌,使他们闭口不说这种孩子有危险,而是只说有出息,而有些鬼神专与有出息的孩子作对。解除的办法当然有,那就是让鬼神找不到他,或者不屑于理他:比如,明明是男孩子,偏给他取个女孩儿名,甚至扎上耳朵眼。此外就是叫“猪”叫“狗”叫“狗剩”。进一步的办法,就是到寺庙里记名,也就是让他在名义上出家。周家为鲁迅的安排,就是让他出家做和尚。

周家的长房长孙,当然不能真出家,但一切都必需做得像真事:找一个寺庙,拜一个师父,把名字写进和尚名单,这样就算出家了。所以,鲁迅成了小和尚“长庚”,有了一个和尚师父。鲁迅逝世前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的第一个师父》,其中写道:“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手,安心。和尚这一种人,从和尚的立场看来,会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从读书人的立场一看,他们无家无室,不会做官,却是下贱之流……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拜师是否要贽见礼,或者布施什么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还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论理,是应该用各种破布拼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所缝就,非喜庆大事不给穿;还有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上挂零星小件,如历本,镜子,银筛之类,据说是可以避邪的。”[]

除此之外,大家族礼节与规矩特别多。保姆阿长教的那些禁忌之外,还有许多礼节:过年要敬天地,敬祖宗;过节要敬神灵、敬先人;如何摆供,用什么供品,一切都马虎不得;人死了如何入敛,怎样为死者穿寿衣,怎样跪拜,怎样磕头,也自有章程;尤其是隔三差五的祭祖,一代又一代死去的先人,今天是致公祭,明天是佩公祭,后天又是什么祭,加上四时八节各种节日,不同的仪式体现着复杂的传统,呈现着古老的文化。这些文化,今日中国人已经很陌生,甚至许多人对它一无所知,但鲁迅和他的兄弟们却是泡在其中长大的。对此,周作人笔下写过一些:

堂前平时只当作通路走,其用处乃是在于祭祀的时候。顶重要的当然是除夕与新年,悬挂祖像达十八天之多,其次是先人的忌日,中元及冬夏至,春秋分则在祠堂设祭。堂中原有八仙桌分置两旁,至时放到中间来,须看好桌板的木纹,有“横神直祖”的规定,依了人数安置坐位和碗筷酒饭,采用十碗,名十碗头,有五荤五素至八荤二素不等。仪式是年长者上香,男女以次跪拜,焚化银锭,男子再拜,先为四跪四拜,次则一跪四拜,俟纸钱焚讫乃奠酒,一揖灭烛,再一揖而礼成。中元冬夏至于祭祖后别祭地主,即是过去住过这屋的鬼魂,由小孩同佣人们行礼,多在廊下举行……[]

一年中几次上坟,也都有讲究,下面是周作人记述的清明上坟:

清明上坟,规模就大得多了,不但是妇女同去,还因为要举行三献礼,有些旧排场,所以于男女座船、火食船、厨司船之外,还有一只吹手船,多的时候一总可以有十只船以上……

祀后土神祭品,肉一方,刀盐一盘,腐一盘,大锭一副,烧纸一块,上香,门宵烛一对,酒一壶,祝文。

墓前供菜十大碗,八荤两素,内用特鸡。三牲一副,鹅、鱼、肉。水果本色,百子小首一盘,坟饼一盘,汤饭杯筷均六副。上香,门宵烛一对,横溪纸一块,大库锭六百足,祝文。[]

今日中国人大多有不少所谓科学知识,却没有这样的文化知识。怎么办喜事,怎么办丧事,怎么过年,怎么过节,怎么上坟,怎么祭祖,祭器怎么摆,祭品怎么用,大多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三牲”和“小三牲”,什么是“五事”,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清楚。尤其是城市人,如果用传统的眼光看,真是连过年也不会。他们的所谓年节,就像过三八节、五一节和那些官方节日一样,只是放假休息吃东西,却不知道过节的本意,更不知道节日的仪式。鲁迅却不同,从小就熟知那些礼仪,懂得所有的禁忌,他身上的那些教养和文化,是今日唯物的青年难以理解的。当年增田涉写鲁迅,苦于对他的一些做法无法理解,当下中国人与鲁迅之间,文化差异已经不亚于增田涉与鲁迅。

鲁迅不仅参加那些仪式,而且率领弟弟们举行自己的仪式。比如,大年夜随全家举行完敬天祭祖的仪式之后,鲁迅还要祭书神。因为他是读书人,书是重要的,当然要祭书神。据1900年除夕周作人日记:“下午接神,夜拜像,又向诸尊长辞岁,及毕疲甚。饭后祭书神长恩,豫长兄作文祝之。”[]

用现在的话说,鲁迅和他的家庭都颇为迷信。从道理上讲,儒家信徒多像孔子一样,“子不语怪力乱神”。然而,孔子是聪明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因而不否认鬼神的存在,只是不去讨论罢了。周家的男性家长遵守孔子的教诲,不宣扬鬼神,心中却有赶不走的鬼神,因而不禁止佣人和女人们信鬼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怪异现象,人们自然会做出种种“迷信”的解释。

这种情况从周作人出生时的传说可以看出。

据传说,周作人出生时有点怪:一个老和尚长驱直入,一直走到少奶奶房前,然后转眼不见了。接着,周作人就出生了。晚年的周作人曾经纠正那些传说,他的说法是: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见恶的朕兆。但是有一种传说,后来便以讹传讹,说是一个老和尚转生的,自然这都是迷信罢了。事实是有一个我的堂房阿叔,和我是共高祖的,那一天出去夜游,到半夜里回来,走进内堂的门时,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但转瞬却是不见了。这可能是他的眼花,所以有此错觉,可是他却信为实有,传扬出去,而我恰于这后半夜出生;因为那时大家都相信有投胎转世这一回事,也就听信了他,后来并且以讹传讹地说成是老和尚了。当时,我对这种浪漫的传说,颇有点喜欢……[]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是周作人在经历了种种“破除迷信”的运动之后写的,他在表明自己并不迷信,并且试图用唯物主义来克服那些传说,所以说阿叔是“眼花”,是“错觉”。可是,在他们小时候,周家并不这样认为,周作人自己也不这样认为,而是“有点喜欢”。因为这至少证明他有来路,不是寻常之辈。所以,1921130他还梦中得诗:“偃息禅堂中,淋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并把此诗写成条幅送人。再后来写《五十自寿诗》,开头仍是:“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后来的周作人口口声声不迷信,说自己相信神灭论,但即使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笔下也常常出现怪现象。比如,写到他生天花,传染了妹妹端姑,导致可爱的妹妹死亡,就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的症状十分险恶,妹子的却很顺当,大家正很放心,把两个孩子放在一间房里睡,有一天两人都在睡觉,忽然听见呀地叫了一声。不知道是谁在叫,据推测这是天花鬼的叫声,它从我这里出来,钻到妹妹那里去了。大人惊起看时,妹子的痘便都已陷入,我却显是好转了。”[]

无论是老和尚的身影,还是天花鬼的叫声,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周家人相信。这反映着周家的文化。

鲁迅,还有周作人,这些文学大师就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大。

这种文化好不好呢?不能简单回答,但我想到一个问题:对于儿童来说,是给他一个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切都清清楚楚的世界好,还是让他面对一个神秘的世界好?这同样不能简单回答,但我想,后者大概更易于培养孩子的想象力。一切都有标准答案的世界,会使人彻底失掉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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