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遗产与胡风的悲剧(二)

李新宇

二、鲁迅精神：更加沉重的遗产

鲁迅去世之后，胡风以继承鲁迅为己任，高举鲁迅的旗帜，坚持鲁迅的道路。胡风的理论谈不上完整和周密，但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无论从哪一个命题切入，都会集中于创作主体的精神品格和文学发展的方向。因此，胡风的悲剧不只是一个集团的悲剧，而是一个方向、一条道路的悲剧。而这个方向、这条道路及其理论体系的源头，无疑是鲁迅。“现实主义的路”、“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胡风文艺思想的显著标志，而这一切无不打着鲁迅的印记。所谓“胡风集团”，基础是《七月》。考察它的主要成员，无论是创刊时的萧军、萧红、邱东平、吴奚如，还是后来的路翎、阿垅、彭燕郊等，都对鲁迅怀有无限崇敬之情，把鲁迅作为精神上的父亲。所以完全可以说，“七月派”的产生与成长，除了胡风的努力之外，鲁迅精神的感召是重要的。尽管他们与鲁迅已经有不小的差距，但在鲁迅去世之后的中国文坛上，他们却无疑是鲁迅遗产的主要继承者。

但是，他们的选择不合时宜。因为五四时代已经过去，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新的轨道，左翼文化建设面临着新的任务。当革命力量还不够强大、缺少文化旗帜的时候，把一个非党知识分子作为左翼文化的旗帜，这无疑是英明的。但当革命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特别是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这种借来的旗帜就不一定适用了。一切都不难理解，要实现意识形态的全面整合，依靠鲁迅是无法完成的。鲁迅的遗产中包含了太多不利于这种整合的因素，所以要让它有益而无害，就要对它进行必要的选择和改写。这种选择和改写的原则是：旗帜仍然是旗帜，道路却要重新开拓。

就在高举鲁迅旗帜而离开鲁迅道路的进程中，左翼文化遭遇了胡风。从193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胡风进行了持续的抵抗，引发了一次次论战，每一次都与鲁迅的道路密切相关。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同年11月25日以《论新阶段》为题在《解放》周刊发表。报告中提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6]（P499-500）

于是，从1939年初开始，左翼文艺界展开了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讨论中，一个问题提出了：“这种更中国化的民族形式的文学的基础应该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还在生长着的新文学呢，还是旧文学和民间文学呢？”[7]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否定五四新文学、主张回归传统、回归民间，已经是主导倾向。左翼理论家的观点基本一致：五四新文学存在欧化和脱离大众的倾向，新文学和新文化需要在民族传统和民间形式的基础上发展。

面对这股民族化和民间化的潮流，胡风费时三个月时间写成5万字的《论民族形式问题》。他针对参与论争的各种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各种“民族形式”理论都是“农民主义，民粹主义的死尸”，提醒人们注意民间文艺所承载的毒素，警惕文化复辟的倾向。在50年代批判胡风时，周扬曾经指责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是为那场讨论作结论，把左翼作家批评尽了。胡风的文章的确对那场讨论作了鸟瞰式的总结，对延安与重庆两地的论争参与者郭沫若、潘梓年、葛一虹、光未然、叶以群、胡绳、罗荪、巴人、周扬、何其芳、陈伯达、艾思奇、张庚、向林冰……一一提出了批评。他之所以四面树敌，是因为他悲哀地发现，在这场讨论中，看似相互对立的观点竟然同样远离了五四传统，远离了鲁迅的方向。他认为，新文学的发展必须警惕传统中封建主义的毒素，必须大胆吸收外来形式。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正是这么做的，所以他认为五四传统才是新文学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文学的发展不能离开五四新文学而回到传统中去寻找民族形式。在如此发言之时，胡风是自觉的。对于他所抵抗的潮流，胡风有许多不甚清楚之处，但对它的政治源头却并非没有看到。历史留给我们的图景是，胡风站立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却做着一个捍卫鲁迅传统的梦。他从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出发，在内容到形式两个方面捍卫五四传统。胡风指出，封建时代的文艺（包括民间文化）在内容上都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封建意识，或为封建意识所禁锢，其中虽然也表现着人民的梦想，但由于封建传统的强大和民主基础的缺乏，这些梦想都没有发展起来。因此，胡风不赞成用列宁关于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的理论来掩盖传统文艺和民间文艺的腐朽性质，不赞成把民间文艺作为新文艺的基础。一句话，胡风坚持用五四新文化去“化”传统，而反对用传统来“化”五四以来的新文化。

胡风的主张被一些人认为是“主张欧化”、“轻视群众”、“民族虚无主义”。这些判词基本不错，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些判词底下的具体内容。所谓“主张欧化”，也就是坚持五四新文学的世界化道路；所谓“轻视群众”，也就是像鲁迅那样坚持批判国民性；所谓“民族虚无主义”，也就是像鲁迅那样批判传统。胡风的观点源自鲁迅，源自五四新传统。但遗憾的是，这一切在当时已经不合时宜。革命正需要宣传鼓动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献身于战争，而且需要以群众喜欢的民间形式进行宣传和鼓动。为了有效地完成使命，文艺就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为大众喜闻乐见。如此情况下，胡风坚持五四的方向，坚持鲁迅的启蒙立场，当然不受欢迎。

在重庆，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从1943年开始的。第一次会议在重庆乡下召开，是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由“文工会”党的负责人冯乃超主持。这个会却一开始就遇到了胡风的“干扰”，无法讨论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胡风没有公开反对《讲话》，但他对《讲话》精神的几个基本点显然并不认同。因为对于沿着鲁迅的方向前行的胡风来说，如果接受这个精神，需要来一个180度的转弯，这很困难。在鲁迅反对“瞒和骗”的文学思想影响之下，胡风坚持认为文学应该“写真实”。他认为现实主义的中心问题就是“写真实”。他所说的“写真实”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一是真实的生活写照；二是真实的体验传达，是主观与客观的双重真实。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影响下，胡风主张关注人民群众的“精神奴役创伤”，认为“精神奴役创伤”是历史遗留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普遍真实，是现实主义作家不应回避的。明白这些，我们就能明白胡风为什么既反对“主观公式主义”又反对“客观主义”，为什么要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而这一切，却与《讲话》精神显然是不一致的。胡风的情况惊动了延安。1943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电董必武，说这些刊物没有认真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发表了许多错误百出的东西。在错误百出的东西中，首先提到的就是“xx论民族形式”。据当时在延安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黎辛回忆，大约是1943年冬，周恩来在边区大礼堂东北角的会议室作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重庆几个文化人的错误思想，而这几个人中就有胡风。“周在报告中讲到胡风对‘讲话’有些不同意见，还强调说：‘我们当然不是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像解放区的作家那样深入生活，但是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改造思想与立场的原则是一样的。’”[8] 1944年4月，延安派何其芳和刘白羽到重庆，向大后方传达毛泽东的《讲话》，并调查文艺思想与活动情况。胡风以“文协”研究部的名义召开了欢迎会，但对于作家的思想改造却显然缺少足够的热情。1945年1月，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在重庆创刊。第1期发表了舒芜的长文《论主观》。明眼人不难看出，文章力图从哲学史的角度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其核心仍然是强调独立人格，呼唤个性解放。胡风对《论主观》感兴趣，也因为它所强调的“主观精神”、“战斗要求”和“人格力量”。在这期刊物上，胡风发表了他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他没有反对知识分子与大众结合，也没有反对思想改造，但他提醒作家：要注意大众身上潜伏着并扩展着的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创伤，在深入他们的时候也不要被它淹没。

1945年1月25日，冯乃超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有来自延安的何其芳、刘白羽、林默涵，还有在重庆的茅盾、邵荃麟、蔡仪和胡风等。会议的主题就是批评刚刚出版的《希望》。在会上，尽管茅盾表现了强烈的愤怒，称《希望》是“卖野人头”。但这样的批判实在不得要领，接下来的批评更让胡风感到厌恶。1月25日的批判会没有成功，问题摆放在了周恩来面前。周恩来于2月初亲自出面召开座谈会，与会者有茅盾、冯乃超、冯雪峰、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胡绳、刘白羽和胡风等。会议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论主观》的问题，以免会议再次离题而去。不料胡风说，发表该文就是希望用“无情的批判”来分析它。结果是人们无法再说什么，批判《希望》的会再次泡汤。第二天，周恩来找胡风谈话，直截了当地向胡风指出了两点：一，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二，要改变对党的态度。对此，胡风应该心中有数，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在第2期的《希望》上，他又刊发了舒芜的长文《论中庸》。这仍是一篇战斗性的文字，其主旨还是倡导个性解放，反对以种种借口扼杀人的个性。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这期间，胡风曾三次见到毛泽东：一次是9月4日，胡风和冯雪峰由徐冰带领，前往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正在举行舞会，徐冰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机会，将胡风和冯雪峰引到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同他们握手，然而刚要开始谈话，一位从延安的女记者跑来，拉着毛泽东跳舞去了。第二次是10月8日，在张治中欢送毛泽东的大型鸡尾酒会上，胡风参加了，但与毛泽东似乎没有接触。第三次是10月11日，毛泽东离开重庆回延安，许多人一起到九龙坡机场送行。在毛泽东登机的时候，徐冰从背后推了胡风一下，让他上前握手话别，但胡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众所周知，早在1938年3月，胡风在武汉主编的《七月》第10期上发表过《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在收到胡风托人转交的刊物之后，还写信向胡风表示过感谢。但在重庆相见，两人却连一句客套话都没有，这是耐人寻味的。胡风不够热情主动，究竟是因为矜持还是另有原因，当然不好臆测。但对毛泽东而言，“与其说是疏忽、不在意，不如说是有意的冷淡。因为这次会晤之前，毛对胡产生的芥蒂早已深藏心底了。”[9]随同毛泽东一起到重庆的胡乔木负有一项使命，就是解决胡风问题。他曾专门约了胡风谈话，并且一谈就是三个小时。10月11日，胡乔木陪同毛泽东回延安，第二天即奉命返回重庆，解决左翼文化界的问题。胡乔木约胡风谈了两次，但始终无法谈到一起。正因为这样，才有了1948年的大批判。几位党内文化专家在香港出版《大众文艺丛刊》，开始对文坛异己进行扫荡。在左翼内部，则把将矛头对准了胡风。面对这种集体进行的批判，胡风仍然毫不示弱，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于1948年9月写完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对批评者进行了回答批驳。他没有意识到，“历史的潮流”已经不可抵挡，他的抵抗只能给他增添罪证。

更为重要的是，胡风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这些桂冠是胡风的荣耀，也意味着某种危险。尤其是“鲁迅传人”的称号，很容易招引雷电。因为鲁迅已经是左翼文化的旗帜，鲁迅精神的阐释权就不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获得的。苏联的高尔基，中国的鲁迅，情况大致相同，他们虽然被尊为“圣人”，但他们的思想并不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因而只能是有选择地接受。这就必须控制对于鲁迅的阐释权。在这种情况下，对“鲁迅的忠实传人”是必须严肃对待的。如果胡风能够顺从权威的意志，做一做“鲁迅传人”也许未尝不可，但胡风却要真正发扬鲁迅的精神，这就成了棘手的问题。胡风似乎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处境，常常忘记自己是尚未“改造”的“同路人”，在新的时代，仍然要坚持下去，并且要寻找机会进行抵抗。这就不能不更加严肃地对待了。

总之，胡风对鲁迅精神的守护构成了对当代文化整合的威胁，这是胡风悲剧的根本原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风的悲剧也是鲁迅精神和鲁迅文学方向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