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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追忆红学家李希凡:无法不念他的好

(2018-12-01 18: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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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追忆

红学家李希凡

五十四载情谊

无法不念他的好

文化

 

忆希凡

 

刘梦溪

 

 

李希凡逝世,在我实在是太突然了。一周前还打电话给他,声音、语调、思维,无一不正常。视力虽大减,只是不能看书而已,电视仍能模糊看得。外出轮椅代步,在家里走动尚无大碍。听力、心力、声气,都是好的,电话中分明感受到他生命元气的充盈。他1927年出生,今年九十有一,健旺如此,我说真是难得。没想到1029日清晨,却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一阵伤痛,登时满眼泪流。

打电话到希凡家里,希凡的外孙女接的,开始以为是蓝蓝,后来知道是大萌的女儿。她说蓝蓝在飞回北京的航班上,小芹在,正在和研究院的领导谈话。希凡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李萌,在科学院大气物理所工作,前些年去世了。二女儿李芹,在山东工作。三女儿李蓝,在美国一所州立大学的饭店管理和旅游学院教书,已经是教授了。三个女儿中,大萌和我最熟,李芹、李蓝也不陌生,连接电话的大萌的女儿,听说是刘梦溪,也说知道的,家里人常说起你。第二天李蓝回来,我们通了电话,知道是感冒引起肺炎,未及时送医院诊治,遂成无法挽回之憾。是希凡不让送医院:“感冒算什么病,不用去。”不料当天午夜,他打了个呼儿,竟没有醒过来。


      
刘梦溪追忆红学家李希凡:无法不念他的好


     李希凡在自家书房


希凡作为文化人,似乎得天独厚,一生没遭遇什么大的波折,临终也“终”得不知不觉的安然。这应了我时常说及的一句话——我说他是“福将”。但他的发妻徐潮好多年前罹不治之症去世,不久大女儿李萌也去世,二女儿、三女儿不经常在身边,他应该不无孤独感。但他并不寂寞,周围的很多朋友都与他保持联系。《人民日报》的几位老同事,田钟洛(作家袁鹰)、姜德明等,一直和他不离不弃。红学界的一些友人,也对他多有照拂。此盖由于希凡人缘好,即使在不太顺利的时候人们也念他的好。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他一度处境艰难,有关方面要查清他和四逆有无牵连。说到这里,无法不暂时回到19751976年的历史现场。

 

现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前身,是1975年成立的《红楼梦》版本校勘注释小组。诗人袁水拍担任组长,李希凡、冯其庸实主其事。校订和注释科研事项,冯先生主持,小组的全面工作希凡负责。聘请老辈红学家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和老作家叶圣陶充当顾问。冯其庸先生是我大学的老师,希凡是我的旧友,小组甫一筹划,他们两位就决定将我从山西调过来,参与其事。而1975年恰值邓小平复出,几个领域大刀阔斧地整顿,经常给人们带来欢欣鼓舞的好消息。希凡在《人民日报》工作,资讯灵通,很多消息都是他亲口所讲。对小平的态度,他和大家一样,也是称赏不已。但不久有“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兴起,他忧心忡忡。197619日,周总理去世,群情愤激,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开始了全国性的声讨。于是有四五运动发生,这是平生难得一见的人民群众直接创造历史的伟大壮举。但随即则是四人帮的大规模的迫害,追查天安门运动的参与者,追查都有谁散布了关于他们的所谓的“谣言”。

这样一来,本来尚称平静的《红楼梦》版本校订注释小组,也不能成为避风港了。一天,组里开会,好像是要批判一下周雷的言论。一位发言者没说几句,周雷兄便睡着了。因为他夜里是不睡觉的,白天开这种会自然引不起他的兴趣。又过些许天,希凡叫我去一下他的办公室。坐定之后,他说:“你的揭发材料来了。”原来我的一位从事人文研究的老熟人,受到压力,举报我言论中有蔑视“则天武后”的意涵。希凡说,反正口头言论,无从对证,就当没有此事就是了。对我采取了保护的态度。但接下来的一个举报,就比较麻烦。举报者云,我天天去天安门,并以社会良知自许。事实昭昭,无人不晓,这下希凡也无法出来为我一辩了。周边的眼神儿开始出现异样的变化,浓重的阴霾向我袭来。

正在这时,唐山大地震发生,北京亦受影响,人们为避震不得不住在户外。自然灾变延缓了“阶级斗争”的过程。真的是天怒人怨了,知者无不以为时局将变。我和希凡商量,可否离开校订组,回家一段时间。他说也好,回去避一避。于是我便以案情未了之身回到太原家中,时在19769月。不料仅一个月过后,“四凶”即被剪灭。我又回到校订组,一路上反复吟诵杜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从襄阳向洛阳。”本人重新获得了清白之身。而且由于对四逆的鲜明态度,1977年春节过后,我就被调到以肃清四人帮在文化领域的余毒为主要任务的文化部写作组去了。但始终未中断和希凡的联系,经常通电话,或者到他家里畅叙。他当时下放了一段时间研究鲁迅的<</span>呐喊><</span>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一书,即成于此时,其中的两篇文稿还曾给我看过。文化部写作组无人不知我与希凡的渊源,每当我为他辩护,说希凡人好,闻者不乏颇不以为然者,说你还这样看?可是我对希凡,不这样看,又能怎样看呢。


   刘梦溪追忆红学家李希凡:无法不念他的好


            1978年红楼首聚 李希凡和蓝翎陪护俞平伯老人走出四川饭店

  我和希凡相识于1964年,至今已过去五十四个年头了。当时是我的《探春新论》在《光明日报》分上下两篇刊出之后,他和冯其庸先生都在颐和园云松巢写作组,冯先生一次带我去拜望了他。身着圆领大汗衫,下穿已经褪色的灰黑长短裤,坐在写字桌前不停地摇扇子。具体说了什么话,已不复记得,无非给予鼓励之类,给我留下的是平易近人的好印象。后来在1968年春季的某日,他竟来我所在的大学看我了。危乱之际,见面格外亲切,我们一起吃的中饭,多少年之后,他还向我提及此事。而就在那一年的秋天,我外放到山西,在太原钢铁厂当了一名钳工,人各一方,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每次来京,都会到他齐家园的家里做客。吃饭就一起吃饭,晚了就留我住在他的小书房,睡在一张行军床上。第二天起来,徐潮大姐的早餐已经准备好。我最喜欢徐潮包的饺子,特别是扁豆馅的,味美得让人流连。和他几个女儿熟悉,就是在这个时候。1974年春天,希凡约我为《人民日报》副刊写一篇论《红》文,开具专函特邀我进京,住在王府井南口东盛胡同的《人民日报》招待所,见面又多了起来。文章写了一稿,我和希凡都不甚满意。不久,文化部成立《红楼梦》校注小组的事已开始酝酿,写文章的事遂无果而终。


刘梦溪追忆红学家李希凡:无法不念他的好

     

红楼首聚 左起蓝翎、李希凡、冯其庸、周汝昌、俞平伯、吴世昌、吴恩裕


我在《红楼梦》版本校订注释小组,和1977年到文化部写作组,都属于借调。当时文化部新组,部长是老资格的外交官黄镇,常务副部长是原公安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刘复之。不久下放首钢的诗人贺敬之,也起复为文化部副部长。希凡和敬之是人民日报的老同事,交谊甚笃。于是他给自己的旧交写了一封热情的推荐信,希望把我正式调到文化部来。尽管当时处在拨乱反正的紧要时刻,部里忙着清理四害在文艺界的余毒,人事工作基本冻结,贺敬之副部长在接到希凡的信之后,还是商之黄镇部长,把我正式调到了北京,并且分配给我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万难的事情。作为当事的受益人,终其一生我也难于忘怀。此事对我日后专心向学,起到了安居乐业的作用。如今抚今追昔,能不念哉,能不念哉!1978年《红楼梦学刊》的创办,我与胡文彬、周雷二兄,也是既与冯其庸先生商量,也与希凡商量。《红楼梦学刊》的创刊词是我写的,也都送请希凡和冯先生看过。就个人之间情感的牵连而言,我想当时我与希凡应该是最靠近的。他下笔为文,不肯藏锋,常常芒锐逼人,与人交则不失忠厚。


刘梦溪追忆红学家李希凡:无法不念他的好
      

 红楼首聚 作者陪同茅盾走进会场 前排右一贺敬之、二戴乃迭、三杨宪益、

 五端木蕻良;左一为周汝昌

文化部写作组后来改制为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不久又与地处恭王府的文学艺术研究机构合拼,成立中国艺术研究院,政研室成为艺术研究院的一个部门,叫理论政策研究室。由于此研究室有几位写匠,文艺界领导随后又决定将其划归中国文联。我在这个机构工作的时间可是不短,所写的关于文艺思想、文学思潮和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字,也以此一时间段为最多;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向学术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没想到这时又与希凡有了新的相遇。1986年年底,他正式离开人民日报,被文化部任命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当时文化部长是作家王蒙,兼艺术研究院的院长。我和王蒙相识于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主旨文件起草期间,由于他的大块文章发一篇我读一篇,对文学思想的见解亦不无针芥之合,故常有往来。这样的院长和常务副院长的组合,他们自然希望我加盟其间,对当时的文化热有所回应,筹划建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创办《中国文化》杂志。

我是19886月离开中国文联,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由于成立独立的研究所,需要一系列审批手续,为及早启动计划,院里决定先成立院直属的中国文化研究室。712日,成立中国文化研究室的文件下达,任命我为研究室主任。《中国文化》杂志很快也经文化部和出版署核准,批给正式期刊号,每年出版春季号和秋季号两期,我担任主编。聘请季羡林、张舜徽、饶宗颐、金克木、周有光、李学勤、冯其庸、王元化、王蒙、龚育之、李泽厚、李希凡、金耀基等为学术顾问。五年之后,经文化部批准,正式成立了以研究和传播中华文化为旨趣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建立和《中国文化》杂志的创办,希凡是全力的支持者。 20081130日,我们为了纪念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的二十周年,邀集京城学界师友举行“戊子岁尾雅集”,希凡有一个发言,他说:“梦溪也经历过一些困难,他自己今天没说,特别是有一段,甚至有外边的干预。《中国文化》有很多港澳台和国外的一些学者在这里发表文章,很容易引起注意。这当然是过去的事,现在看来,《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跟时下的那些东西没有一点联系。它的品格,经过二十年的考验,摆在这里了。”又说:“我不是《中国文化》的忠实读者,但是,我是忠实的支持者。我在位的时候,梦溪提出的想法,除去我不能做到的,我一概都满足了他。”他讲的真实不虚。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深度,取决于个人的天赋和努力;学术事业的成就,则需要识者的友情支援。希凡和王蒙,都是我当时致力于文化事业建构的友缘人。


刘梦溪追忆红学家李希凡:无法不念他的好
      

  中国文化研究所暨中国文化杂志20周年戊子雅集  自左至右 冯其庸、

  李希凡、严家炎、陈平原、何兆武、李泽厚在一起交谈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和希凡的联系多少有些疏离。主要是我在思想文化史和学术史领域走得更远了,个案围绕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和马一浮,他没有直接的学术兴趣,我却沉迷其中,乐不知返。研究领域的重合或分途,也是朋友之间密或疏的一个因素。但我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写的总序,1997年以四个整版的篇幅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他还是通读了全文。我说太长,字又小,何必花时间。他说《中国艺术通史》也得写总序,需要看看。有意思的是,他虽是《中国文化》创刊伊始的学术顾问,我却始终没向他约过稿。他也从不以此为意。他知道我追寻的学术理念和他的文路异其趣。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我不再参加红学的任何会议,也是我与希凡见面减少的一个原因。但他对我个人以及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呵护与照拂,可不止一端。中国文化研究室初成立之时,地点在恭王府后楼,只有一间房,实在不敷所用。后来他经过协调,把新源里音乐研究所一栋小楼二层的整个西半部,划归我们使用,对外我们标称为新源里西一楼B座,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为嗣后的发展铺设了条件。所里有不小的一个学术厅,九十年代许多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演讲会,包括中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何炳棣、林毓生、李欧梵、杜维明、沟口雄三等国内外大家精彩的学术演讲,都曾在这里举行。而且搬出恭王府,远离繁杂的单位中心,使我们感受到自得其乐的安宁和清净。如今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已经到了而立之岁,想起三十年的发展过程,对希凡所给予的诸多帮助,由不得心存感激。

朋友相交,主要是缘和遇。陶渊明赞叹的“淡美初交”,我们的确如此。陶氏引以为憾的“利交岁寒”,我们未发生过。但我和希凡前后五十四年的交谊,中间又有不短的时间同处一院,中间不是没遇到过误解、分歧乃至心理情绪的不愉快,但雨过天睛,照样如初。让我愤然的事也发生过,甚至一次我摔了电话机,认为他写了不该写的文章。但第二天他给我写来一信,说“你不要生气了”。这样的朋友,你该怎样呢?无法不念他的好他心地宽厚,能助人就助人,却从不嫉妒人。谁从他那里拿走了什么书,他总是忘得干干净净。但对故旧友好,他不忘旧。那么对“小人物”出典的不敢或忘,亦心性之本然,人情之常然,抑何怪哉,抑何怪哉。他耳朵软,心也软,不会用智。他对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当以自成一家之言说留给后世锺情此道者。我最喜欢的他的著作,是《论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他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撰写的《悲剧与挽歌》,思理畅达,文采斐然。但许多与人论争或纯是批评他人思想的文字,将会为承学之士所遗忘。

冯其庸先生去世,我更加念念希凡了。电话也就多起来,即使身处台岛,也会不时打个电话给他。每次都发现他很好,心里不禁为之安慰。谁想这次他真的走了。蓝蓝希望我写副挽联,我想了想,写成一副:“天降人物,只瞻前不顾后,浑忘却是大是小;笔含锐芒,逢辩者即答复,又何妨心柔心宽。”

 

20181125日写讫于京城之东塾

 

20181128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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