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快速结构性转型，这种结构性转型有五个互相关联的特征。首先，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知识为本的社会中，转型建立在知识之上，一切生产性机制和竞争性能力都有赖于知识和技术，新的经济形态是以知识为核心的经济形态。第二，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变革的时代。人们对技术有很多种看法，在我看来，技术是一种工具，当然这种工具对人的影响很大，比如说没有电力能源，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而在所有的技术革命中，有两种至为关键，那就是微电子技术和遗传工程。前者比如电脑，它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而人是传播信息的动物——它因此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后者是生命的编码和解码，它改变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并进而影响到社会与政治。第三，所有变革都是在全球化和世界互相关联的条件下发生的。资本、人力和信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网络。但这个网络是有选择的，它既吸纳对它有价值的人和事物，又会排斥对它来说没有价值的人和事物，这种吸纳和排斥形成了一种新的分化。不只表现在国家和地域之间，即使在同一空间和族群内，同样发生着这种分化。有的人和地区在这个网络之内，有的被排斥在外。第四，由于全球化网络的排斥－吸纳过程，有一些人被排斥出去，或者说，没有被表达在网络之中，因此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倾向。在反全球化的人群中有两种情况，一种人仅仅是不喜欢这样一种全球化的方式，而试图代之以另外一种全球化。而另外一些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找不到原有的认同，他们试图重建被全球化压制的认同和价值。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快速全球化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的崛起。民族主义就是全球化进程造成民族历史传统断裂所带来的后果。这在世界各个地区都在发生，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与此同时，宗教认同也在强烈崛起，欧洲和东南亚都有强烈的宗教认同倾向。一些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对全球化有非常强烈的反对。还有，在全球化过程中，作为中间实体，民族国家失去了过去完全控制的能力。它们的主权局限于地域之内，但却不得不对付许多超越本国的全球化了的问题。当然，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国家之间的网络正在兴起，例如欧盟和APEC组织。现在的民族国家认同已经去中心化了、离散了，多元的认同出现了，这也是全球化造成的紧张关系之一。但我认为，民族国家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型了，它们成了国家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立于这个国家网络之外，即使强大如美国，在伊拉克战争这样的问题上，都同样需要寻求国家间的合作。第五，信息化时代改变了人类的空间形式。全球城市化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运动，目前，有50％以上的全球人口在城市，根据联合国组织估计，到2030年，全球城市人口的比例会达到三分之二。南美有8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中国的城市人口占20％；联合国估计，这个数字会在20年内翻一倍。

    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形态也非常不同。一些相互关联的小中心构成了大都会，它们互相之间靠远程通讯和高速运输相连通。举例来说，洛杉矶这个城市只有800万人口，但存在着一个大洛杉矶地区的概念，其中却有1800万人口，它甚至将墨西哥的一些地区也包括了在内。这个区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治理。从全球范围而言，一些大都会，像纽约、洛杉矶、东京、上海都变成了节点，联结了起来，小的城市又和大都会连接了起来，最终形成了新的空间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