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不随时光流逝
毛梦溪
昨天接到华夏电话，说“伟哥”又来北京了，本已松弛的心又紧绷起来。想到那个“巨高无比”的姜红伟，催命似的催要文字材料，便没有了“伟哥”功能上的兴奋，倒仿佛负债累累似的。
其实真说起来并非难事，更谈不上“累累”二字，只是千儿八百的文字而已。但从接到“伟哥”的稿约到几次见面，也答应来答应去，其结果还是成了失信之人。
前段时间，松波兄从广西来京，洪烛、邱华栋、周瑟瑟、海啸相聚一堂，谈论起“伟哥”要做的事，大家言语间那种兴奋，使我感到了“伟哥”的力量，晚宴上大家忆起了不少中学时代的往事，还一一与“伟哥”通了电话。
仍然是前段时间，“伟哥”露面京城，当年的“大佬”纷纷露面出场，北京的多，很多外地的也来了，“黄色小说”学科带头人周瑟瑟在张罗着一次次聚会，十年不见的“官僚” 段华、出差归来的江熙、在京而未谋面的景旭峰、二度北上的汤松波、当了某文化局副局长的左春和，仿佛一夜间全冒了出来，此刻，才反省起自己好静不好动、无事很少与朋友交往的毛病。
躺在爬着回京的列车上，漫漫长夜还算好熬，努力睡觉就是。然而睡早了，凌晨四点多便再也睡他不着，想到催命的“伟哥”已在京城，絮叨几句，权作复命。
前面提起过，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再好的朋友，如果没事，很少联系，在中学更是如此，更何况当时生存在“穷山沟沟”，也少有联系朋友的便利条件，即便神交已久，亦是如此，以至这种毛病延续至今。
尽管如此，诗句交往依稀还记得几宗，尽管上大学和工作后居多，但也来凑凑数吧。
3.0次笔会
为什么非要在3后面加个“点零”呢，是说其中有一次是《中学生文库》举办的一次笔会，好像是有一个奖，通知我去领取。待我千辛万苦赶到岳阳，告知已近取消，别人有马可以“打马”，而就我囊中羞涩，只得“打狗”而归，是为“点零”。
首次参加笔会，也是我首次出远门，那是1985年去苏州参加第二届“江南雨”文学笔会，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记忆好像还要长一些），及至到了苏州我终于病倒了。其实依农家孩子的体质是不那么容易病倒的，而是“饿倒”的。从始发站买的半斤糕点早已“消灭”光了，到了上海，一人下车留下的半个西瓜玩命地诱惑着我，而我又不能独吞（嘿嘿，对不起，俺还不想一个人丢人，拉个人下水也好自我安慰），就是不知道对方是什么境况，反正我们仿佛是约好似的，把那半个西瓜干掉了。空腹的“丰盛”只让我兴奋了一阵子，及至赶到苏州的“倒下”，也没敢言语其中原委。
这一次笔会对我来说无疑是收获颇丰，第一次坐上火车，第一次坐上轮船，第一次见到一些著名作家，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同我一样做着美梦的少年。峻青、赵丽宏、程乃珊、车前子，还有陶文瑜、孙峻毅他们给我的题词，我至今还保留着。记得笔会期间有个联络感情的舞会，我一个乡下小子，见不得那阵势，便从窗下逃走，以至于后来的通信中，彼此多记得名字，而对不上号。
此后， 孙峻毅老师对我更是多有帮助，帮我推荐作品，还向《中学生学习报》推荐我为“全国十大中学生诗人”等等。
自此以后，我仿佛找到了出路。其实我接触并发表作品是在成年人刊物上开始的，这以后算是真正回归本该属于我的方向。《语文报》、《中学生学习报》、《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作文报》、《作文通讯》纷纷给我不少关照。这其中尤以《中学生文学》为最，可谓是“给足了面子”。一首小短诗责编任彦均老师加评，我们地区文联副主席李长廷老师评析，还荣幸地得到了《中学生文学》蔡智敏老师的隆重推介稿约，让我受宠若惊。
第二次笔会，是成年人的笔会，我家乡永州的诗歌“大佬”汤松波组织的“阳明山”笔会。记得当时与会的学生也有一些，吴茂盛、荷洁、梁芳，我们这些小字辈在会上颇得关照，尤其是策划者松波兄与我们年龄相仿，让我们感到了至今难忘的关爱与快乐。
第三次笔会是我前面说过的，我走陆路、获奖证书走水路的“零”笔会，不再赘述。
第四次笔会是在河南周口举办的，《中学生学习报》要成立“全国青少年作家协会”，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的一帮兄弟借“地利”早已封官完毕，乃至成立筹备会上宣布将由哪些老师担任“要职”，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在自己给自己“加官进爵”。
更有不巧的是，宣布成立的当天，筹委会接团中央、民政部通知，暂缓成立，这个时间应说好记了，是1989年6月左右，学潮进行期间，会名也因此作了调整，叫“全国青少年作家笔会龙舟笔会”。
这次笔会对于来自广东的冯桢炯和我的同乡吴茂盛、荷洁应该是记忆犹新的。我们在驻马店换车，没有买火车票就很顺利地混上车，并在长沙很顺利地换上了回家的火车。正高兴得意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换错了车，这车在我们祁阳不停，于是我们决定在前一站祁东下车。那时的火车不像现在，人多非常拥挤，上的上不来，下的下不去，怎么办，停靠站也只有几分钟，情急之下几人决定从对面下，不想好容易从窗户全翻下去，被恭候我们的站务人员逮个正着。接着是被抓去审讯，并警告说学潮不买票串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到此我们才知道闹学潮的事。我们拿出开笔会的证明，解释了半天也没有用。过了一会，审讯我们的人有事出去了，屋子里的另一名工作人员悄悄放走了我们。天欲亮未亮，我们在山里摸索着，迅速地逃离......
想想也真是，想当年（其实也就是此前不久）我一个人怀揣《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给我的108元稿费去面试，从永州到长沙、从长沙到永州，来回好几趟都不曾折过，这回人多智慧高呢，反而栽了，或许命该如此，哈哈。
特色几个人
人与人之间接触得多了，反而没了故事。也许偶尔地接触，才更容易让人想起。
其实除了前面提到的，我大学前几乎没有与其他的“大佬”接触，即便是通信也少有联系。曾冬、张露群、李跃当年还联系得多些，但至今仍未晤面。下面我认为有特色地讲几个：
笔会之后，几无联系，只后来得到过在大学校园里的一张照片。
先说“女流”。
程冰雪这个名字往前一点的人不一定记得，稍往后一点的人可能会比我记得清，据说她的散文写得相当漂亮。但至今一直没有机会一读。但1989年的笔会却与她本人有过一面之缘，这一面倒未必深刻，但笔会后的事却让人难以忘记。
记得笔会期间的一天，下着小雨，我和姜君、程冰雪外出散步。她和姜君都很活跃，我则很少言语，即便想高谈阔论一把也无这种可能，他们听不懂我的方言呀，但我却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感到了明显的快乐。（后来姜君在《语文报》上发文章说了三个人，我记得两个，一个小标题是“赵希臣是个私生子”，一个是“穿红衬衫的毛梦溪”）好容易借了件漂亮的，不成想因为这事，雷霆还跟我记了“仇”，我当时也不知道程是他的女朋友。笔会之后，几无联系，只后来得到过程惠寄的在重庆某大学校园里照的一张玉照，朴实中多了几分风采与气质。
再后来，雷霆来北京，我们再度相聚，但没听他说起过程，似乎也没有了那种仇恨（或许人家根本就不屑），豪爽的劲头一上来，居然还惦记着要帮我联系出版社，出版我被人骗弃的两部书稿，尽管后来不了了之，但我毕竟高兴了好一阵子，不为别的，只为我们的“前嫌”尽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