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这部剧里，讲了一个道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选择。正如瞿恩说的：不能去勉强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一个决定。所以，瞿恩是靠自己的人格魅力来感染立青；所以，哪怕立仁立青走不同的道路，但立仁也从来没有逼迫过立青政治道路上的选择，哪怕理念与信仰的斗争是血淋淋的；所有，在立青与董建昌就长沙起义达成一致时，如果立青用强，立华和费明是离不开上海的，但是立青只是托人问候立华，他也是在尊重立华的选择。
两个人存在就会有三个主义。我必须承认，有的时候，这是一个真理。但是人有自由之意志、自由之选择的权利，也是真理。
其中，最让我感慨的是瞿恩与杨立华之间的离离合合——同样的理想主义，却因为政治信仰不同，最终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哪怕感情是真的深重真挚。但主义不同、信仰不同，却不能阻碍感情的连接。在瞿恩落难的时候，是立华收养费明，48年底在立华出走上海的时候，通过瞿妈妈留信给立青。这种同胞之爱，正如杨廷鹤对费明所说的：有时候，血缘不一定比感情更可靠。靠的就是善良和良知。
立仁与立青的兄弟对立，同样是为戏剧性的需要而设立。一母同胞的兄弟俩，选择的是不同的信念和政治道路。当兄弟阋墙的时候，何尝不是一种残忍呢？！正如，1927年，杨立仁在知道CPC派立青来上海对付他时，感到的痛苦。他对克拉克解释他们两兄弟宿命般的悲剧性时，说到：“一个传统的家庭，因为时代的原因，被涌入的各种思潮影响，生出势如洪水的家庭成员，于是一个个传统的家庭破裂了（大意如此）……”“……哈姆雷特，是生存，还是死去，是一个问题。”宿命呀宿命……然而，谁也不去强求谁必须怎么样，但一旦做好了选择，就拼命去捍卫，哪怕对手是谁。
还有一点，我的感触也很深，就是任何一句话，都有两面性，关键看屁股坐在哪个立场上了。1936年国共第二次合作，立青、立仁兄弟为瞿霞8年牢狱折磨而打架时，立仁为自己辩护：“是抓是放（瞿霞），都不在我，都是历史的需要……”、“……任何一个政府的监狱都不是旅店，我倒想知道你们的政府是怎样对待你们的敌人”；45年，立青娶林娥时，回家办仪式，兄弟俩又一次就人道、人伦，再次理念对决，面对立青的指责，立仁回应：“我如果心里只有人道，早就找一根绳子吊死了”、“这个世界，除了人道、人伦、人理外，还有王道、霸道，就是国家利益”。我承认杨立仁说得比较偏激，但偏激的有一定道理，如果放到现在，你再说一遍，当局会同意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剧中最爱两个人：瞿恩、董建昌。
瞿恩就不说了，当瞿恩为代表的这些理想主义者们牺牲干净以后，CPC就开始走向暴力武装一党独大的道路，你可以说这是形势所迫的，为了生存使然，当这些背叛自己的出身、富于思考和反省、心怀天下、悲天悯人的理想主义者在武力对峙中全部凋零以后，政治斗争就变得现实主义者们势均力敌的实在和决绝了。中国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挂着羊皮卖狗肉了。
而董建昌，这个卖花布出身的实用主义者，在他身上却能看到中国人身上少见的宽容和大度，他至少是一个真诚的人——了解自己，也能容忍别人做他自己。
其实他们两个应该感到安慰，虽然当时两个人都为争取立青而拼命去在立青身上展示他们的人生哲学，最终他们的思想都在立青身上开了花——立青，兼容并包了他的两个思想导师的精华，是理想主义为雨露灌溉出来的实用主义之花——纵观全剧，立青虽然始终视瞿恩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但他也从来不做不占便宜的事情，无论是北伐时期借枪，还是在青花寨缴获高伯龄一个营的武器、敲诈老范，还是威慑立仁，还是战场上缴获物资，甚至后来与苏联人斗智斗勇。你想让立青做无回报的牺牲，呵呵，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最后说一句，100年内无历史，我们都在蒙着眼睛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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