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研究

郁葱：在“首届中美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写在前面的话：旧金山。斯坦福大学。2009年9月22日——9月28日，“首届中美文学论坛”在这里举行。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八人参加了论坛，和美国的同行们一起就“全球化与文学”、“国族文学，政治与世界”、“翻译、文化交流与国际社会”、“阅读、写作与公共领域”等四个专题进行了研讨，并以“文学对更开放的全球社会有什么贡献”进行了圆桌讨论。坦率的说，我的演说题目是中国作协指定的，叫做“当代诗歌的困境”。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宽泛了，几乎涉及到了整个世界的诗歌发展，而我对国外当代诗歌的了解，仅仅限于翻译过来的有限的作品，于是，我建议改为“当代中国诗歌的处境和困境”，演讲时由于论坛的第一主题为“全球化与文学”，又改为“全球化时代中国诗歌的处境和困境”。 

   应该说，论坛中美双方各自的演讲是严肃认真的，虽然在问答过程中也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产生了歧见，但气氛一直很坦率和融洽。有趣的是，美方演讲人都用的是他们的中文名字。也许是斯坦福魅力的校园景致和那几乎不含一丝杂质的空气给大家带来了好心情，在两天不间断的发言中，大家都很投入。会议安排的很紧凑，即使在中午，大家也没有离开会场，在会场外的一间资料室里吃了自助餐，然后接着下面的演讲。在我参加的国内的一些研讨会中，很少有这么扎实的会风。每位演讲者时间不得超过20分钟，否则主持人就会提示，中断演讲者的发言。因此，我也不得不在演讲时加快了语速。
    会议之前，我们乘车简单参观了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如同资料中介绍的：“斯坦福大学的楼房都是黄砖红瓦，四平八稳，很少看到五层以上的楼房，几乎全部是十七世纪西班牙的传道堂式——土黄色石墙环绕下的红屋顶建筑，拱廊相接，棕枷成行，在古典与现代的交映中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和学术气息。中心广场是斯坦福的主要部分，斯坦福大学中最有名的建筑是斯坦福纪念教堂。给人印象深刻还有几公里的椰子树大道。”交谈时我惊讶地发现，该校毕业生中除有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J•斯坦贝克和美最高法院第一个女法官S•奥康纳之外，Google公司、惠普公司、雅虎公司的创始人也都毕业于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校园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接受当地媒体采访

    论坛开始时，铁凝首先作了主题发言《让森林成为森林——共享文学的多元、理解、融合与进步》，她说：“无论我们之间有多少差异，我们总能尊重这种差异，我们尊重自己各自的写作资源，也是我们必须的文化情怀。”
    美方演讲涉猎的文学内容很广泛，尤其是桑禀华女士谈到文学翻译时，她提供的一个数字让我们感到了文化、文学交流的不对等——中国每年购买的美国书籍有的3932种，而美国购买的中国作品平均只有16种。白睿文先生也提供了一个数字：美国每年出版的图书中，只有百分之三是翻译作品，2009年只出版了8部中国的小说和诗集。他详细列举了翻译本身的困惑，使人更加相信一种语言实际上很难替代另外一种语言。
    中方的演讲也屡有精彩之处，吴义勤教授提出“不要把作家变成辩论家”，作家应该具有两种责任：社会责任和艺术责任等，与我的观点很契合。
    以下是我在“首届中美文学论坛”上的演讲“全球化时代中国诗歌的处境和困境”，前面我说过，这篇演讲是中国作协指定的题目，实际上也是我平时思索的一些问题，归纳和融入了我平时表述过的一贯的观点。对诗歌的认识不可能总是变化，只不过延伸了一些曾经有过的表述和观点而已。同时，我把论坛的日程以及美方演讲者的演讲摘要作为附录发在了后面，谢谢您的阅读。（本文照片请勿转载）——郁葱

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孙朝奋和郁葱

全球化时代中国诗歌的处境和困境
               ——在“首届中美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 郁 葱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在开始我的演讲之前，请允许我向诞生了惠特曼、艾略特、毕晓普、金斯伯格、庞德、弗罗斯特、普拉斯等著名诗人的国度表示崇高的敬意。我所提到的这些诗人以他们杰出的诗句融入到了美国伟大的文化传统中。感谢我热情的美国朋友们，感谢诗歌，诗歌使这个本来平常的日子显得如此美好和浪漫。
    我得到的演讲题目是“全球化时代中国诗歌的处境和困境”，显然这里需要谈的是现象而不是理论。其实我本来认为诗歌不存在“困境”而只会时有低谷，这两个词的含义显然是不同的。抛开这些虚拟的字眼，首先应该承认，近些年，是中国新诗最为繁盛、风格最多样、成就最显著的时期。对于诗人来说，这几年艺术创作的空间开始增大，社会和人自身的生存状态和心态趋于平和，生存张力扩大。生活的多元促进了艺术的多元，更多诗人具有了相对独立的诗歌立场、自由的创作心态和个性化的创作风格，诗歌的创作氛围和姿态更自由、更松弛、更包容、更平民化，从整体上说，这种现状对于诗歌的繁盛是有益的。相比于小说、散文和戏剧来说，诗歌是孤独的，也是最没有功利性的，因此近二十年来，在中国文学里，诗歌是成就最大的文学形式之一。这一点，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和研究界，应该能够达成共识。

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罗丹雕塑

    虽然诗歌有着如此的辉煌，但它的困境和黯淡也是显而易见的。诗歌并不能为我们创造物质财富，诗歌已经变得越来越边缘化，诗人也成了这个社会的边缘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种普遍的诗意中。而在诗歌边缘化的过程中，当下中国诗歌的困境，主要存在于诗人外部与内部两个方面。
    第一、从历史渊源来看，中国是思想和诗歌大国，不但是创作上，那些历史沉积的观念对我们的生活、思维影响都很大。比如孔孟、老庄、诗经、屈原等等。我感觉，我们穷其一生悟出的道理，不过是他们思想和哲学的一点皮毛。不要说的很久，就是近代，一些大家的思想也让人受用一生。我一直记得林则徐在昆明为官时所题的几句话：“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我以为这是最好的诗。最早读到这几句话，是挂在我岳父书房里的一幅书法作品，之后便一直在我的意识里装着。还有像《论语》里的“敏于事而慎于言”等等，一直左右着我的行为。我们受惠于这种传统，同时也被其所累，被其所缚。
    在古代，诗歌曾经是文人之间进行交流的主要文体，诗歌一度成为中国人的宗教，而新文化运动提倡写白话诗，古典诗歌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受到了影响。相比于古典诗歌，中国现代新诗最早的师承与渊源应该是西方现代诗歌，受众群从一开始就要小得多。再加上新诗本身就具有隐喻、象征等诸多现代修辞特点，与古诗比较，新诗的那种个性化的精神气质，无形中给读者的理解增加了障碍，这也是中国现代新诗一直以来处于小众化的原因。另外，中国几千年来儒、释、道等各家对诗人思想的禁锢，使得他们缺乏现代意识，新诗在现代性问题上一直有着比较尴尬的处境，直到如今，诗人们的写作还纠缠传统与创新的争论中。
   其次，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历程不长，只有九十余年，而且中间还有几段时间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比如“文革”十年。“边缘化”是对“狂热化”而言的，曾经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中国也曾经出现过全民写诗的热潮，那个时代诗歌也有过表面的辉煌，但那实际上是社会畸形的表现，是政治的力量而非艺术本身的力量。因此我以为，诗歌适度的“边缘化”是正常的。人们的审美情趣多元化，对什么是好诗的理解有了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随着其他传媒和艺术的发展，人们有了更多的审美选择和空间，这是艺术成熟、社会成熟的标志，是好事。其次，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80年代之前诗歌为政治所用，是一种泛抒情；而如今人们情感的表达越来越个人化，没有相同经历或感受的人可能就无法体会诗中的情感，交流起来有障碍，这种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审美受限。

铁凝和斯坦福大学教授李海燕

    另外，新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没有形成像中国古典诗歌那样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国现代诗歌曾经在很长的时间独立性受到制约，作为政治的附庸和意识形态简单的传声筒，受到各种思潮的束缚，诗歌本身的艺术发展一直是打了很大折扣的。当然，这些都是新诗的历史问题。新诗角色的改变，是最近三十年事情，从朦胧诗开始，诗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提升，诗歌创作的本质性功能获得了体现，逐渐弱化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诗人们也刻意规避应时的、即兴的题材，让诗歌回到艺术本来的位置上。或许恰恰是因为对艺术性的过分强调，在最近三十年里，绝大多数诗人都沉浸于对诗歌纯艺术性的探索，而较少关注诗歌与政治和现实的关系，表达情绪日趋内倾，导致诗歌缺少了历史感和厚重感，一些诗人也欠缺了担当精神。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曾经表述过：与中国的古诗相比，新诗目前基本没有规范，这起码说明中国诗歌缺乏建设，既缺乏艺术建设，也缺乏理论建设。作为一门艺术，必要的艺术规范还是要有的。这种“规范”不是要限制这门艺术的发展，也不是要制造什么“诗歌写法”之类的东西，但是一门从语言、形式到内容完全没有规范的艺术形式能够有序的迅捷的发展，本身就会遇到障碍。没有规则，这可能是诗歌这门艺术的特质。当然审美越多元化越好，一旦有了可以制作的“规范”，这门艺术的生命力就开始枯竭了，比如中国的唐诗和宋词。但目前的现状说明新诗还不成熟。诗歌其实是一门“感知”、“感受”的艺术，写诗、读诗、对诗歌的理解，一般靠每个人的感受能力，而恰恰在感受能力这一点上，差异是相当大的。诗歌多元化是诗歌繁荣的标志和前提，也是诗歌艺术发展的趋势，但也因此形成了对作品判断上的多样性和“不可操作性”。当然我们的现代新诗教育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代一代孩子对新诗的接受就仅限于教材中很多直白、浅陋的作品。教育体系中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了解跟踪程度也不够，学生中除了个别人有自觉的诗歌创作意识之外，受应试教育的诸多影响，大多很少有写诗的冲动。现行的语文学习和教育体制，是当下诗歌所处困境一直得不到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从现实方面，受消费社会的影响，现代人的各种娱乐方式逐渐丰富，诗歌没有了八十年代那样的辉煌，诗人在减少，读者也在减少。诗人不再是时代的宠儿，各种诗歌刊物的发行量和订数骤减；纯文学刊物的诗歌栏目，要么就页码很少，要么就取消。在这样的一种诗歌环境下，很多诗人都弃诗歌而去，或者写作小说、散文和其它文体。而那些固守下来的，大都受日常生存的困扰，诗人们这种艰难的生存处境，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当下诗歌创作的活力现场。这似乎与美国的诗歌状态相似，我的美国朋友告诉我：“无论在公共对话、中学教室、书店，还是主流媒体上，当代诗歌已踪影难觅，诗已在大众心目中逐渐淡化。出售诗集的书店在这个国家屈指可数。100年前，我们的报纸刊登诗歌是很常见的事情；50年前，大型报纸定期发表诗集评论文章。今天，报上连一首诗也看不到。《纽约时报书评》每年仅有几期发表诗集评论。我们的诗歌“兴趣群体”去了哪里？10多年前，诗人达那乔亚已看到诗歌脱离大众生活的现状，他在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诗还重要吗》中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诗人们只顾彼此唱和，忽略了更广义的读者群的存在。”我觉得这些话与中国诗歌的现状非常相似。中国这些年经济快速发展，但物质化物欲化的氛围越来越重，在这个人心越来越浮躁的时代，认真并用心踏实写诗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讲求写作速度，而不注重语言的精致，他们的诗歌看起来随意，粗糙，没有一种汉语言所应该具有的优雅和生动，这一点从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诗歌帖子和诗歌刊物上诸多“为了写诗而写诗”的分行文字中就可略知一二。所以，对诗歌技艺的真正重视，也是当下诗人应该自省和反思的问题。要培养诗人在诗歌写作上的耐性，真正使写作从容起来，具有面对文字的真诚感和幸福感，是当下诗人特别需要调整好的一种创作心态。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诗人是具有诗性的那些人，而不一定单纯是写作分行文字的人。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其实，中国目前诗歌所处的困境，除了以上所阐述的一些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之外，更多是诗歌内部以及诗人创作本身存在着一些困境，这些困境相对于外部环境和诗人们的现实境遇来说，其潜藏得更为隐蔽，属于质的困境。我要强调：诗歌困境主要是诗人自身内心的困境，是承继传统而又必须突围的困境。不要畏惧写作时的偏执，诗人有时就是要把自己的个性表达推向极致。而且我一直认为，诗歌、音乐、绘画艺术本身就是先锋艺术，一定要站在艺术的前沿。当然，每个人对“先锋”的理解不同，我理解的“先锋”就是写作中张扬的个性、独立的表达，就是内涵和冲撞力。当然，最好还要有意义，有相对的成熟。“成熟”未必就一定不“先锋”，“先锋”这个词原本极其珍贵，包容性也很大，但这些年被一些小圈子里的人搞得越来越狭隘和偏执，限制了“先锋”的内涵。说到内涵，当下的诗歌创作普遍缺乏让人感觉到差异的阅读的陌生感和新鲜感，使得诗歌缺少批判性与社会良知，没有质疑，没有这个时代的独有特征，最后流于空洞的抒情，缺少宏大也缺少浪漫。

郁葱在斯坦福大学校园

    当下的中国诗歌缺少思想性，这已经成为诗人们面临的越来越普遍和严重的问题。当然，这一问题的产生，是由于诗人们对现实题材不够重视而引起的，这是对过去政治干预的反弹，也与我们这个社会“学术突显、思想淡出”的大环境有关。对此，有诗人呼吁：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觉得，这是对当下诗歌创作最根本的警醒。诗歌如果失去了思想性，沉溺于欲望和渺小的个人情怀，很难有灵魂的震撼；而诗人的创作如果失去了思想性，其诗歌必定显得轻浮，没有力度，没有共鸣和感动。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有用诗歌纪录的他的民族的苦难史、生存史和心灵史，我们近年来也有过一些这类题材的诗歌作品，但显得拼凑、表面、肤浅，大而无当，缺少感情和激情，缺少内在的震撼力，让人感觉煽情而不动情，与我们期待中的作品质量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一点很多诗人已经意识到了，并在逐渐调整。我们有理由对他们赋予更多的期待。先锋、多元、经典，更多的诗人逐渐接受了我们的这种主张。
    现代诗歌具有跳跃性的美感，而且是想像的多解的语言艺术，其审美性很多人都无法做出有效的阐释，我说过诗歌只可感受而不可阐释。尤其是一些诗人要么将诗歌写得极为玄奥化和晦涩；要么写得极端口语化，话多诗少，缺乏诗性，这种偏执的状况，是当下新诗面临的困境中最让人感觉棘手的。由此看来，诗人在诗歌写作的技术层面上所出现的困境，是更为致命的，比如语言、结构、技艺等，也是写好一首好诗至关重要的因素。
    以上这些困境或多或少都存在于当下中国诗坛，只不过诗人或研究者们对其重视程度不一样罢了。当然，近二十年来，诗歌的成就是巨大的，如果专门谈这个话题，那将是更为广阔的和令人兴奋的。比如，我们的70年代出生的诗人出现了朵渔、苏浅、梅依然、孙磊、胡续冬等等，他们有的理智、平静和纯美，有的感性和非凡的个性；80年代出生的诗人春树、阿斐、唐不遇、郑小琼等等，他们的作品更接近现代表达；90年代出生的诗人出现了蓝冰丫头、零落香、朱雀、张牧笛、小笋子等等，他们在很小的年龄已经写作出了相当成熟的作品。因此我们对中国诗歌完全没有悲观，今天给我的题目使我更多的谈到了诗歌存在的困境，但诗人们的执着、韧性和智慧会弱化这些困境，诗歌就是突破，就是突围，就是冲击力和冲撞力，这是使我们的诗歌道路更为通畅的唯一途径。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诗歌并没有困境，诗歌是内在情感的表达，只要我们的情感没有困境，诗歌就没有困境。
    如果这些观点成立，那么显然涉及到了一个诗歌的标准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国度的诗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好诗？或者说，好诗有什么标准？我想，这里虽然有每个人阅读、审美倾向和趣味的不同差异，但诗歌还是有一些大致相同的标准，应该得到诗人们具有相对共识的回答。认真、严肃的回答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的责任！

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研究生

    我曾经在几年以前就明确表述过我认为的好诗的标准，并且申明：“这个标准或许还不完美，也不可能成为唯一的评判诗的标准，但它起码体现了我本人独立的审美尺度。这个标准或许仍然是不完善的，但我们需要一个尺度，一个占有某种高度的尺度，一个对我们的审美倾向有所约束的尺度。这也避免了由于我们的偏狭而给写作带来的偏执。”这些标准是：1、诗人的创造力、影响力。2、作品的价值和个性。3、持续的作品生命力与恒久感。4、诗中展示的诗人的境界、品位和尊严。5、作品的先锋精神和探索精神。6、语言魅力。如果用一句话回答，那就是：深邃的思考、松弛的表达。
    请允许我着重指出这几个词：价值、个性、境界、品位和尊严。在这里，最关键的词是“价值”，就是说，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诗”绝对不会是好诗或者根本就不是诗；最重要的词是“尊严”：诗的尊严和人的尊严！
    如果我们占有了这个高度并且在这个高度上持续的展示自己的表达，我们的诗歌将是曼妙和开阔的、灿烂的。
    大家注意到，我的发言没有引用更多前人和今人的语录，这是我的一贯主张——尽量不重复别人的观点，但在今天的演讲结束时，我还是想到了两段话，一段是美国人类学家戴森的著作《宇宙波澜》，其中有一段诗一般的语言：“工厂是灰的，公园是绿的；物理学是灰的，生物学是绿的；官僚政治是灰的，民主社会是绿的；自我复制的机器是灰的，树木和儿童是绿的；人类的技术是灰的，上帝的技术是绿的；军队的战场手册是灰的，诗篇是绿的……”。
    是啊，诗篇是绿的。如果我们的世界里和我们的人性中有太多灰色的东西，如果我们的诗歌真的出现了困境，相信只有诗歌自身才能够将之拯救。另外，我还想到了美国诗人丹尼丝•莱弗托夫的一句话，丹尼丝说：“他们把语言交到了我们手中。”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我知道，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全部幸运和幸福。
    谢谢。

2009年9月25日

铁凝和郁葱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我很认同背景上面的一句话：多元的思想是一个自由社会的特质。

附录1、首次中美文学论坛日程

斯坦福大学人文中心列文索尔大厅，2009年9月25-26日

9月25日（五）
13：00 开幕讲话 Opening Remarks
       孙朝奋教授 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理查德•萨勒尔教授 斯坦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13：30主旨演讲 Keynote Speech
       演讲人：铁凝女士       
主持人：王斑
14：00王斑用英文进行总结和问答 English Summary
14：30 茶歇 Tea Break

14：50 第一专题：全球化与文学 Globalization and Literature
       演讲人：郁葱：全球化时代中国诗歌的处境和困境
       The Situation and Predicament of Chinese Poems at Current Times
施家彰：中国作家论写作
Chinese Writers on Writing
唐晓玲：麦熟茧老枇杷黄
Ripe Crops, Silk Making and Yellow Loquat
伊万•博兰德：改变我们的心灵
Changing Our Minds
       主持人：李海燕
16：30 问答 Q&A

9月26日（六）
9：00第二专题：民族文学、政治与世界 National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 World
      演讲人：陈小眉：从《东方红》到《日出东方》：奠基伟人的回归
      From The East is Red to The Sun Rises from the East—The Return of A Founding Father
漠月：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学发展
National Literature in Language Globalization
魏若冰：批评国族的文学
Denationalizing Literature
      主持人：白睿文
10：15 问答

10：45第三专题：翻译、文化交流与国际社会 Translation,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演讲人：白睿文：关于中英文学翻译带来的挑战的思考
       Translation, Transcription, and Being Translated: Reflections on the Challenges of Chinese-English Literary Translation
桑禀华：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小说：论英译中文小说
What Americans See: Chinese Fiction in Translation
邓贤：网络文学对传统写作的挑战
Internet Literature vs. Traditional Writing
      主持人：陈小眉
12：00 问答
12：30 午餐

14：00第四专题：阅读、写作与公众领域 Reading, Writing, and Public Sphere
       演讲人：李海燕：文学有什么用？——关于美学、政治与伦理的思考
       What Good is Literature? Reflections on Aesthetics, Politics, and Ethics
吴义勤：文学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Social Progress
华志建：观察先锋书店：毛时代以来的书店和中国公共领域
Looking at the Librarie Avant-Garde: Bookstores and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 from Mao to Now
孙惠芬：乡土文学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Native Literature
       主持人：魏若冰
15：40 问答
16：10 茶歇

16：30 圆桌讨论：文学能为建设一个更加开放的全球社会做出怎样的贡献？
       讨论人：中方：邓贤、孙惠芬、吴义勤
               美方：伊万•博兰德、陈小眉、桑禀华
       主持人：王斑
17：30 闭幕讲话 Closing Remarks

代表团和部分美国专家合影。

左起漠月、孙惠芬、吴义勤、铁凝、桑禀华、白睿文、唐晓玲、华志建、邓贤

附录2、“首届中美文学论坛”美方演讲人的主要观点

陈小眉：从《东方红》到《日出东方》：奠基伟人的回归
    1964年制作的红色经典歌舞、大型革命史诗《东方红》，在文革中的毛崇拜中起到有意义的作用。本文以此为出发，分析这个史诗贬陈独秀为叛徒，而高扬毛泽东为最崇高的领袖。文化革命的发动，目的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清除类似陈独秀的误导，使中国革命走错路的领导。我将探讨1964至2001年的五部革命诗史的表演，其形式有戏剧、电影和电视剧，如《日出东方》。此作品将陈独秀描写成一个反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抵制苏联干涉的出色英雄人物。2000年的作品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陈独秀：虽然被开除党外，却首倡社会主义民主，唤起民众反对个人崇拜和专制。陈独秀的民主、人权、多党制的要求，形成他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意志。对2006年的中国人，这极其重要。《东方红》作为红色经典重演，表达了陈独秀在二十世纪初想象的社会主义蓝图。

魏若冰：批评国族的文学
    托尼•莫里森（1987，19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著作《宠儿》描写美国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小说阐述一个非裔美籍家庭的女孩，被其母亲杀害，而这悲惨记忆的幽灵缠绕不休。揭露奴隶制的残酷压迫。张爱玲也曾经写过一个统治者所造成的自我伤害的故事。在《茉莉花茶》（1943）里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少年试图杀一位香港女同胞。原因是，“‘有了你，就没有我。有了我，就没有你。’他用一只手臂紧紧挟住她的双肩，另一只手就将她的头拼命地向下按，似乎要她的头缩回到胸腔子里去。”尽管如此，两个故事的受害犯罪者都无法消灭伤痕，无法彻底驱邪。这些创伤故事的出发点是民族国家（国家为现实政治及国家为想象社区）。值得反思的是国家（包括国家文学）的大叙述如何容纳国家的另类叙述。无论是族裔纯洁，启蒙框架，命定夸张论，大东亚共荣圈，大文明等叙述，都曾经容纳过另类的叙述。尽管如此，国家文学无法彻底驱逐死后阴魂不散的抑斥主体。我将把上述涵盖的论点展开对国家文学含义的讨论。

李海燕：文学有什么用？——关于美学、政治与伦理的思考
    论文摘要：本篇论文从近年来一些知名作家或加入或者退出中国作协的有关争议入手来思考文学在经济改革时期的地位。通过辨别文学的可写性和可读性概念，论文分别探讨文学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与政治和道德的关系。我的目的既不是去庆贺改革开放时期意识形态枷锁的松解，也不是去哀叹文学被市场所边缘化或庸俗化，而是在文中思考由Russell Berman, Martha Nussbaum, Hannah Arendt, Elaine Scarry等学者所提出的“民主和解放的属性是内在于文学的”这一观点，并探寻是否有可能把文学置于当代中国的官方宣传和大众娱乐的二元模式之外。我希望能够由此参与关于美学、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公民、公共领域与世界主义的讨论。

华志建：观察先锋书店：毛时代以来的书店和中国公共领域
    本文将以作者自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购书的经验为基础，讨论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所接触到的物质文化方面的转变。这类转变，又以哲学理论书籍在销售种类上的丰富，以及书店经营方式的日趋多样化为主。书店不仅以销售为目的，同时也注重书店本身的社会功用。本文将以南京先锋书店为例，探讨其如何反映自毛时代以来，中国出版、写作和翻译业的变化。

白睿文：关于中英文学翻译带来的挑战的思考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译者在翻译中文资料时所面对的多方面问题。我将从英文翻译中国文学的角度出发，提供我自己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困扰着译者的几个不同类型的具体文本实例。因为我本人主要从事现代中文小说的翻译，所以我的论文将考察如下这些问题：⑴语言学的地区主义；⑵翻译与音译（transliteration）；⑶时态；⑷逻辑不一致。语言学的地区主义不仅仅影响着具体地区的语汇和俚语，同时也使得某些词语虽有着本质上的相同含义但是却在程度和侧重方面含有微小的区别。这尤其反映在台湾香港文学翻译中。长期存在的有关恰当名字的音译或是翻译的争论从来都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一个涉及到可读性与忠于原文之间的抉择的大的论题。这个论题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什么类型的拉丁化。虽然拼音现在是英语世界中所认同的标准，许多例子（包括作品背景设置在台湾或者香港，但写作时期则早于拼音时代，或者当代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但设置在1949年之前）无疑质疑了拼音的支配地位和译者对一致性的追求。因为时态在中文里主要由语境决定，所以时态的暗示性转换对译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难处。
    我将用余华、王安忆、舞鹤的小说中的例子来观察翻译中对时态转换的处理，同时考虑将一种不存在固有时态系统的语言翻译成西方语言过程中，译者必须对语法时态做出有意识的决定时所面临的多种选择。最后，我将提供几个在源文本中逻辑上不一致的例子，以及译者在面对这些瑕疵时的抉择，不管这些瑕疵是因为疏忽、编辑失误或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但是它们已经成为源语言中所知所读的文本的一部分。我也有着从事其他许多媒介的丰富经验，比如剧本、脚本（script）、电影字幕和歌剧歌词字幕、散文、采访、诗歌和学术论文，所以我也想讨论一下处理这些不同媒介的经历对翻译艺术所产生的新的视角。在这些不同的文学形式中，采访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媒介，其验证了但也在表面上损害了被大多数译者所长期遵循的原则。下面我将用我在翻译自己的采访实录《光影言语》时所遇到的一些例子来考察这个过程是怎样开启了一些新的机会让我们来重新思考传统的文学翻译和编辑过程。最后，我将探讨一下这种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怎样可以将翻译的艺术置于新的语境之中，并产生一系列新的挑战，包括审查制度在内。

桑禀华：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小说：论英译中文小说
    美国读者在中国小说中要看什么？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出版社，和评论家共同支配中国文化产品的形态和命运时，翻译中国作品意味着什么？辞汇，话语层次，规范都会左右并界定翻译作品，使其是否受欢迎，这对翻译者意味着什么责任呢？怎么发现翻译家不忠实原作，或不努力寻求在取舍、剪裁、编辑时的信达效果，或编译以哗众取宠，求好评呢？我的讲演将讨论思想和艺术的所有权。我探讨翻译家编写，或要作家改写小说结尾，题目和其他基本因素的案例。我将附带谈中国翻译英文小说的情况，探讨学者和教师向学生和同事介绍这些中国文学译著时的责任。在给英语世界的听众，学生和读者翻译，介绍，和教授中国文学时，我常遇到不少问题和挑战。深入这些问题中，我将探讨译者和教师对商品化的态度，或避讳，或反对；此过程中的美国化，消弭，曲解文化差异和不平等。本文反思翻译过程中的种种选择，如何导致偏见、陈见，同时也提供对文化传统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