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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波佩十八问

(2012-06-16 23: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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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波佩十八问作者:波佩

时间通灵者

——欧阳斌访谈录

向阳  欧阳斌

 

 

1、欧阳斌先生,您好。您出生于巫山的三峡河谷,您的童年生活于这样一个惊涛拍岸的谷地,对您的文学创作有哪些影响呢?在您的早期诗作中,您又是如何将您对自然的感受表现在诗歌当中的呢?

你好!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问题,唤起了对我诗歌缘起的遐思。从某个层面来讲,早年的生活同自然的紧密关系,正是我的诗歌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长江三峡特殊的地理和人文景观,至少对我的创作有过三次影响。现在想来,除了奇崛和湍急、褶皱与断层的自然地貌、水土风物,还有三峡周边丰富的神话传说和人文资源,尤其是包括屈原、宋玉、刘禹锡、李白、陆游等等历代文人于此留下的诗词歌赋,在我生命初期,形成了另一条大河与谷地,它有着含量丰富的自然和人文信息,启蒙并给养了幼年的文学素质。在这种被各类文化糅杂的景象之中,富有意味的是,我和我的家兄欧阳平,都是从上小学开始尝试格律诗写作,到中学接触现代诗,直到有一天在文学刊物上碰面,相互才发现,原来彼此都在写诗。而这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

在我早期的诗作中,更多是以较小的人文视觉去观照自然景象,比如把自己的顿悟附着于峡谷上空的一只鹰,以换取我们平时不可能到达的“俯视的视角”,去体验别样的诗意等等。到后来,大约在高三临近高考前数月,因为受到《荒原》、《漫歌》等国际诗歌资料的启发,开始使用长诗的样式,企图将这些谷底的视线,融汇“时间关系”,添加历史与现代的思索,避开具体的三峡“标签”,而将其延伸到更广大的一个写作直径中去。那时,我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在几册数学作业本上,写下了长达3300行的长诗《诺言》。除此之外,我的出生地巫山,那里有着丰富的泛神论气质,民间的、采桑式的、非主流的、脱离中原文化之中黄帝文化的泛神论气质,它们带给我广义上的“巫性”,使我懂得了“人格离体远游”这另一种“自然”的含义,理解了文学创作深度发生的道理,汲取了人类原初状态或自然发生之中的精神元素,甚至以此对照现当代,获取“超现实逻辑”,和“非理性”思路对文学创作的巨大给养,至今,还在我的各类文学写作中延伸,我想它们会让我受用终生。

 

  2、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呢?您从小就对文学有特别的兴趣吗?您最早从事的创作是诗歌吗?

  前面已经涉及这个问题,呵呵。想补充的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始于中学,那是作品得以发表后,对写作方向开始有意识的首次校正,也第一次意识到,自个儿正在干一件诗人该干的事。

 

  3、您在旧著的自述中曾谈到,1986年您中学毕业后便“怀揣课本、梦想和爱情,奔波于几个城市之间充当游子,于时光金色的碎片中撒播冷冷泪光,收获一大筐废旧的诗稿和错误的表情,之后依然敛翅于大三峡。”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讲您的这段生活经历吗?在这样的艰难经历中,你是怎么样才能继续坚持诗歌创作的呢?

  我属高86级学生,其间经历过从巫山到重庆参加一个高考复读班,随后考取武汉一所财经院校的过程,毕业后又回到家乡巫山参加工作。17岁第一次远游,感触颇多,再加上与高中时相恋的、当时在成都读书的女友分隔两地,这些由空间距离产生的奔波和漂浮,也间接影响我写下了大量不成熟的诗作,大多为即兴之作。话说小青年的心智历程,落脚异地的时间会有心灵的水土不服,脆弱、疑虑和敏感,还有些恍惚与不安,这些因素总会影响到诗歌写作的不能坐实。不过即便是在写作状态处于曲折和混乱的时空中,细细想来,那时的我也从未有过哪怕一丁点儿放弃的想法。就好比自打少年时期开始懵懵懂懂地写下一些句子那样自然而然,从那时起,诗歌的确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能割舍。

 

  4、您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开始写诗的呢?当时您有没有想过给自己取一个笔名呢?后来您发表的诗作大都以您的本名发表,但有一些诗歌则是以“波佩”和“黑岩”为笔名发表。有评论说:“你用多个化名创作出了大量与时代写作趣味相悖的诗歌作品。”您认为这样的评述是准确的吗?您以“黑岩”和“波佩”为笔名发表的诗作是具有这样的特征的诗作吗?您还有其他的笔名吗?

  初始,诗歌写作完全出于自发,对于我来讲就好比一场早恋,不,准确地说,发端于少年时期对写作的恋情,其实只能算作一次暗恋。当时也没有发表的概念,所以更没有想到要去取一个笔名。的确,到后来我差不多有近十个笔名或者叫做化名,这与我的“发表观”有关(我大约已有十年时间,没有将自己的作品拿出去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大部分时候是基于不想重复自己作品的想法);同时与自身的创作理念关系甚密,我固执地追求“变化”,坚持每一个写作阶段,都要从婴儿般牙牙学语开始。正因为这样,它们的形容外貌、气质谈吐、方式方法并不都是一致的,所以,每一个阶段都应该给它们(作品)重新命名,这大约也形成了与“当时代”的主流写作相悖的固执的气质。我曾在《通灵者》的后记《停留在即将离开的地方》一文中有所表述:“一本书的完成意味着作者从一个创作阶段的退场,因为应该获得读者的是其作品,而非作者本人。对于一个想要出新和并不保守的作者来讲,在他创作这一些作品和创作那一些作品的时候,其实并非同一个人。”

 

  5、您曾在《斑马线上的舞蹈》一书中提到过为什么给自己取名为“黑岩”,那么您为什么会选择“波佩”这样一个特别的名字作为笔名呢?波佩这个笔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波佩”源于古罗马传说,是一个以“淫荡”著称的绝色美女的名号,但是她平素里以纱巾蒙面,人们不能轻易见到她的真容,也无法领略她的淫邪,只能见到“美”。在我的诗歌道德中,诗歌中的哲学就好比“波佩”的那一面,而“诗意”是她的这一面;潜在的意义在于,“波佩”代表了“在场”和“离场”的两种状态;事实上,我追求的是,两种状态同时位于其间的“场态”。

 

  6、当您从巫山的县城生活进入重庆的都市生活后,在诗歌写作中您有没有困惑或迷茫呢?进入都市生活之后,您的诗歌写作与之前的诗歌创作相比有没有什么转变呢?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得以变迁,于不同地域生活的人们所感知的历史进程,我想大都一样,只不过都市的节奏和强度,显得尤为迅捷和猛烈。同时,从某个方面来讲,县城代表了这个飞速发展的国度中,最小的一个关于“城”的计量单位,但同样面临着疯狂的提速。小镇与都市,这种由大小、强弱、快慢组合而成的视觉转换,并没有带给我困惑,反而给我的写作带来了兴奋,带来了各种视线交织下非一般的积极因素,得以使我的诗歌中,既有深入细胞的微量单位(感性思维),又有庞然的历史进程(理性精神)——对于如我这般始终把“变化”作为诗歌理念的作者来讲,这种时空的转变与延续,正是出作品的先决条件之一,对此我感到欣慰。

 

  7、现在您是《红岩》杂志的副总编,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能有机会进入《红岩》杂志呢?您又是在什么样的心态下毅然放弃银行高管的工作而选择从事文学工作的呢?

  《红岩》是重庆唯一一份海内外公开发行的老牌文学期刊,也是中国创办最早的文学刊物,各个时期以来,刊发过相当数量的文学名作,推出和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中国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01年,我放弃了某国有银行的高薪和高职位,由市里作为文学人才引进,从而调动工作进入文学杂志社,这一干就是十余年。在诱惑当前、物欲横流的经济时代,从未有过悔意。其实,在我的这些同人中,有很大一部分编辑和我有类似的经历——他们有的来自官场,有的来自商场,同时也都是有较高造诣的文学人。有时,我们会相互戏谑、打趣,说到彼此都得了病,而这个病因,正是来自于用一生也不能根治的文学理想。往往,在玩笑开完之余,大家约莫还会为自己的决绝而小小地感动一把,呵呵。

 

  8、您认为“游离城市的诗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心态才能继续在“斑马线上舞蹈”呢?

  相对于上世纪以“中国乡村精神”为主流的文学创作,如今随着社会进程的变速,也朝着城市视角和都市素材转型。大多数作家和诗人,尚处于一种摸索状态。基于传统文学的浸淫,身心并没有真实进入和触摸到“城市”视觉与触须,甚至尚无觉醒而不经思索和沉淀,急于抛头露面于都市表皮的作家诗人,则呈现出一种类似于简单复制和粘贴生活的状态。城市对比乡村,更代表了一种理性的文化,如何捕捉千变万化、转瞬即逝的城市精神流变,是摆在新世纪诗人和作家面前的一个新课题。而“游离”,的确就是大部分人的一种真实生活或写作生态。社会生活既然不能给我们以坐实,那么,洞悉悬浮、游离、焦虑以及由物理变化带来的心灵舛变,并将它们作为城市题材的重要素养,则是诗人和作家得以在斑马线上自由舞蹈,又不至于凌空蹈虚的基本法则。因此,不管外界如何变化,有能力对真实的、庞然的时代生活行以幽微的洞悉,将混乱的心灵厘清和坐实,才是写作的前提和未来一段时间里,可造就的前景。

 

  9、您曾出版过三本诗集《歌者》、《沉静的内部与眸光》、《通灵者》,这三本诗集所侧重表达的主旨有什么不同吗?您有没有意向再将这三本诗集中的诗抽选一些,然后出一本自选集呢? 

  暂时还没有出选集的想法。这些诗集大抵由三个不太一致的欧阳在各个时期完成,当我重读这些少作或旧作的时候,除了《通灵者》的部分篇什,它们已然变得异常陌生。话说中国文人有个传统,即“悔少作”,我可能表现得更为极端一些,对于过往的写作,有很大一部分我自己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好比我们在少年时代阅读雪莱和拜伦的诗歌而在青年时期否定它们一样。我看重的是另一些已完成和未完成的著作,而近年的系列是关乎“时间”素材的,诸如《时间魔方》和《时间关系》,以及未完成的《务虚之书》。

 

  10、您现在一般都读些什么书呢?能给我们推荐几本吗?您的诗歌创作有受到外国诗人的影响吗?

  如果单纯说到文学读物,由于迅猛的市场化潮流,而令“非文学因素”不间断入侵文学图书,有市场且有文学价值的读物已不多见,所以我不建议阅读含金量(文学性)稀少的当下中国小说,而中国诗歌是绝对可以读的(原因不多说,大家都明白)!但是,大部分诗歌刊物上的作品同样也已经无法卒读,这就需要读者具备辨别能力,和较高的专业读者水准。说到我个人的阅读趣味,除了文学读物(大部分是作品“健在的”国际诗人、作家的作品,诸如卡内蒂、科塔萨尔、布尔加科夫、奥兹、奥登、布罗茨基、米沃什、阿特伍德、勃莱、布洛克、西密克、赫伯特、帕拉、米勒、舒尔茨……他们的主要著作都能在国内书店获取),我较多喜爱研读一些哲学新成果,比如利奥塔、德里达关乎后现代状况的名著,不求系统研究,但反复读,反复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另外,我的诗歌写作有很明显的“新超现实主义”意味,和“巫文化”(泛神论)特质,这与阅读20世纪和当下国际后现代主义诗歌,以及中国古典诗歌的时候,能在观念契合度上获取“认同感”有关。

 

  11、上个世纪您曾说:“后现代主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诗歌潮流中涌过的第一次洪峰,它对价值的重判,对诗歌艺术的Pass和重建更趋向于一种现实功利、个人俗望和市场操作,二十世纪的最后一股乡土情结将在潮流中隐退。”那么您以后还会在您的诗作中表现您的乡土情结吗?是否后现代主义将成为您以后诗歌的基本特性呢?

  毋庸置疑,城市文明的提速和冲击,使得乡土情结在退潮。但是,“乡村精神”乃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文脉,也是任何一个(即便是生活于都市的)诗人和作家不能割舍的气质和某种“底线”。但是,如何认知——于后现代状况处境下的乡村精神,则是每一个有意识转型至城市文明写作的人的必经之路。对于我的写作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12、您曾在《斑马线上的舞蹈》一书中写到一句话。这句话我非常喜欢。您说:“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歌唱——停止思考,你将被物质生活埋没;停止歌唱,你会迅速老去。”您所提到的“歌唱”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您早期的诗集命名为《歌者》与此有没有关系呢?

  相对于这个物质时代里的受众对“娱乐”的消费需要,思考已经变成一件精神奢侈品。如何把思考还给日常,尚需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于是我们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处于被物质世界不断湮灭的状态中,呼吸不畅但又一息尚存。歌唱,则象征着一个人对诗歌的需求——单纯处于叙述之中的小说,它能带给读者的诗性享受已经严重流失,而人类的高级需求正是“诗意地栖居”。另外,《歌者》这本诗集集合了我20岁上下的作品,事实上,它的意思就是“诗者”或诗人的意思。

 

  13、目前为止,您对您的哪首诗歌最为满意呢?1998年您以“黑岩”为署名发表了《通灵者》组诗,您能给我们谈谈您创作这首诗的动机和心态吗?

  自觉是《时间魔方》。那是一首不分行的长诗,一共由99章组成。形式感上的“魔方”样式,自觉对文本建设有“开创性”的尝试。99章中的每一章都是一个小宇宙,同时,上下两章的关键词和内涵又分别与中间这一章有隐秘的关联,每一章的连接同时又是一个较大的宇宙,而整部书稿的任意一章,都是开头,也是结尾,事实上形成了既无开头也无结局的“混沌初开”之状态,我的写作试图还原和打开这种“混沌”,以接近“无限”。与此同时,这首长诗的精神含量,相对于我之前的分行诗歌来讲,有了充分的自由和放松的形态,尤为接近于“诗性”自身的习性;更为奇妙的是,这部诗稿的写作手法,糅杂并融汇了诗歌、小说、随笔,甚至文艺评论的某些可以用以诗歌原创的文学素质(个别章节实际上就是一个完整的小说),使得整首长诗具备了不一样的视角和方法,从任何一个视点进入,均可发现一个丰富乃至深邃的境地。另外,诗性哲学的融入较之过往的写作,在这部作品中更为顺手和游刃有余。《通灵者》则是这之前的系列短诗,更多一些日常经验被融入诗性的尝试,收获了把某种具体的“时间感”推入无时间定义的文学定格,甚或进入“自我永恒”的书面经历。

 

  14、柏铭久这位诗人曾称您为“峡谷之鹰”。您认为这个称号对您的概括贴切吗?“鹰”这一意象经常在您的诗作(《雏鹰》、《曲解》、《冬天的极深处》、《向上放鹰》等)中出现,“鹰”于您而言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鹰,这个意象在世界范围内所涵盖的信息量过大,而在我早年的峡谷生活中,鹰是日常可见、于天地之间遨游和遐思的视觉生活,它太普通了。所以,在我早期诗歌写作中鹰的不断出现,也呈现并诗性地记录了当时的生活日常。因此,可以这么说,鹰,就是我的一段生活经验。

 

  15、您的散文随笔集《斑马线上的舞蹈》其中一些篇章如《城市散论》、《山城笔记》等简直可称作“散文诗”,您的其他篇散文也具有诗性特征,这是诗歌创作影响了您的散文创作呢?还是您致力于营造一种散文的诗性美呢?

  在我所有不同样式的写作中,包括诗歌、小说、散文甚至文学评论中(诸如中短篇小说《夜里的植物》《两只鸟的对话》《心不在焉》,和文学评论《女巫说话》《寻找另一个李钢》《飞行者的秘密生活》等等),我都有意识保障诗性的供给和延伸——事实上,这正是我的文学理念——从某个角度来观照,诗性即“文学性”。

 

  16、还是在上个世纪,您曾说:“现代汉诗依据神秘的特质而存在,广大的神秘成就了更为广大的诗境。神秘,汉诗解构的第一元素。”那么您是如何处理和表现诗歌中的神秘性的?您有宗教信仰吗?这种神秘来源于宗教吗?

  在我的诗歌经验中,神秘性从未离开过“母语写作”,有的只是随着时代语境变迁,继而深入和发展。因此,不表示单纯的神秘主义写作是自己不变的写作方向。美国诗人西米克和斯特兰于1976年编辑多人诗合集《另一个理想国》的时候说,诗人大致分为两类,即神秘性的与历史性的,但他们同时又说,“有一些存在于其间”。我想,历史本身就具有神秘性,而神秘的时间和历史进程更是我们得以见识过的。所以,一些诗人拥有神秘特质和历史性这一事实表明,诗人同时获得敏感的心灵和历史态度将会成为新的可能。另外,我诗歌中的神秘特质,也跟自己的出生地有关,那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巫文化”经验(泛神论特征)。关于宗教,我热爱和感兴趣的是各个教派的教义,我并没有具体的宗教信仰,甚至时常在诗歌创作中提醒自个,“上帝允许我做一个无神论者”,以在诗歌中获取更广大的神秘性,和写作自由。事实上对宗教的阅读修养,也的确有助于我去更好地了解各种文化,和它们的背景。比如阅读《圣经》,使我拥有了深度理解西方文化的素养(基督教文化背景),而这些阅读活动,对于一个诗人来讲也是一种必须。

 

  17、您在《我时常遇见神秘的事物》一文中曾说道:“诗人——平庸生活的通灵者。”您反复提到通灵者这一词,那么您认为诗人要怎样才能抵达通灵的境界,获得一种通灵的感受呢?

  要获取诗歌的“通灵”,首要获取时间性的、空间性的和诗性的通达,所以必要践行那句谶语:“人格离体远游”。相对于过往的时代,当下的诗人要做到的是,即便身体身不由己继续留在“物流中心”,也要让精神保持自由和自然的状态,先要融入俗世,随后才有脱离庸俗,去往诗的语境,找到了一条通往“超越现实”和呈现自然词序的道路,并力图在其中发现未知领域中的诗歌新语言。诚如洛特雷阿蒙所说,只有在身体上接受黑暗,才能在精神上除去黑暗。

 

  18、有评论说您的诗歌中“时间因素已经具备了,我们期待看到历史意识”,您认为您的诗歌中是否缺乏历史意识呢?您认为这样的评述是合理的吗?

  这段话正是我自己说的,它大约出现于世纪之交,是我对之前那个写作阶段的自我评判。在我个人的写作意识中,时间性往往暗示着个人经验和个体心灵史;而历史意识,则代表了无数个体在经历了个人际遇之后,汇聚成的更广大的沉淀与提升,而这个广大的提升同时烛照到个人写作。这样说吧,写作者的外部环境经历了纷繁复杂的变化和发展,正在回归和遵循文学的基本规律与法则。随着无数个体时间的得以被厘清,伴随着时代社会的广大变迁,世界文学意识在经历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之后,必将迎来“新历史主义”,这也是文学创作跟随人类社会发展而推进的必然。如何在保持个人特质和经验的前提下,将这种个人经验融汇到更为广大的人类历史中去,以诗歌的方式,窥探人类未来精神流变与集合,应成为每一个个体写作者的共识。

 

                                  (2012.5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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