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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构新道家的沉思

(2012-06-04 21: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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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作为对新文化运动反思的产物,作为儒家发展的新形式,现代新儒家应运而生。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标志现代新儒家登台亮相,正式登上现代学术的舞台,其后,冯友兰先生、张君劢先生、熊十力先生等接踵而至,创造了第一代新儒家的辉煌。屈指算来,现代新儒家的建立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而且,在其近百年的发展中,虽有曲折,但是,一直绵延不绝,香火不断。目前,牟宗三师门的牟门弟子活跃于台湾,杜维明先生、成中英先生活跃于西方世界,且俨然成为儒家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代言人;在中国大陆,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李宗桂先生的文化儒学、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代表大陆新儒学的最新形式。而新道家呢,近三十年虽不断有学者呼吁,不断有学者尝试着建构,至今却仅有尝试性的论著。在此意义上,新道家的建立已经晚于现代新儒家近百年,新道家的建立迫在眉睫,同时,新道家的建立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机遇。基于此,本文主要讨论建构新道家的意义或者说必要性,建构新道家的路径或者说方法,建构出的新道家的大致框架或者说应包括哪些主要的内容。

 

 

      历史上,道家与儒家几乎同时产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还曾问学于道家的开创者老子。儒道两家从来都是彼此竞争,又相互融合,并且在竞争和融合中各自发展、取长补短。如果没有儒家,如果道家不吸纳儒学的营养,道家不可能出现战国黄老学、秦汉新道家、魏晋玄学等新的形态;如果没有道家,如果儒家拒绝道家的滋养,儒家不可能出现战国末期的荀子学派、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宗教式儒学、宋明理学等新的形态。现代新儒家的产生,也或多或少得益于传统道家的滋养。现代新儒家的发展有停滞不前的趋势,有其难以解决的困境,有的新儒家学者为此甚至提出后新儒学的建构,试图以此克服现代新儒家的困境,超越新儒学。不过,所谓后新儒学本质上也是新儒学,只是新儒家的新的形态。现代新儒家的停滞与困境,主要的、深存的原因应该在于现代新儒家自身,乃是新儒家作茧自缚,自己束缚了自己。但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新道家与其抗衡,使其失去危机意识、竞争意识以及外在动力、外在压力;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新道家为其提供滋养,使其失去重要的理论营养特别是本土化的理论营养;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新道家作为其参照,使其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从而“晕头转向”,也是非常重要原因。

      历史上,在面临外来文化冲击时,道家的心态较为开放,不但可以宽容外来文化,容纳外来文化,而且,会主动利用外来文化以提高、发展自己。相应的,外来文化常常主动与道家相亲近,并通过道家的接引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即是依靠道家的接纳,才得以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实现中国化。儒家的心态则较为保守,惧怕外来文化对其构成威胁,更惧怕外来文化取代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固有地位,其对外来文化常常是持批评和排斥态度。在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极为频繁,甚至极为平常的今天,单纯回避或粗暴拒绝外来文化已不再可能。新儒家虽然注意吸纳西方思想、文化,并以此标榜自己的包容、开放、先进,但是,其吸纳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从哲学、文化层面更好的排斥西方思想与文化,儒家至上、夷夏之防、华夷之辨幽灵般始终伴随新儒家的发展。无论是传统儒家,还是新儒家,对外来文化的拒斥,都不利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为了抵御新儒家的文化保守心态,真正客观公正地对待外来文化,以平等、开放的心态与外来文化交流、交融,以从容、自信的心态与外来文化竞高争长,从而在世界思想文化的舞台上既充分展示中国文化固有的独特魅力和强大无比的生命力,又能广泛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建立新道家,以新道家宽广的胸怀拥抱世界,以新道家的智慧积极主动地接受外来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长之处,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道家与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主干,在给予中华民族以无穷无尽的精神滋养的同时,还自然的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精神家园。有的学者通过儒道比较,通过详细考察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中的地位,甚至认为只有道家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主干。虽然这种观点不免有些偏激,但由此也可以看出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试想,如果没有道家,中国传统哲学将不仅仅是另一番模样,而且将是残缺的。相应的,在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时期,如果仅仅有新儒家,而没有新道家,中国当代哲学将同样是残缺的。由于新道家迟迟未能建立,中国现代哲学中从传统哲学发展而来的新哲学,只有新儒家,不见新道家的踪影,中国现代哲学已经残缺。在当代,建构与新儒家相对应的新道家,并且尽量避免新儒家所具有的缺陷,克服新儒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让新道家迅速成长壮大,尽快赶上甚至超过新儒家的学术水准,使中国当代哲学不再残缺,使中国当代哲学多一种发展样式,更是迫切的。

      发展、创新是任何一门学问的生命力所在。没有发展、创新的学问必将失去生命力,走向衰亡,成为“古董”,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中国哲学的发展、创新主要表现在已有的哲学的不断发展以及新的哲学思想、哲学学派的不断诞生。儒家、道家从产生以来一直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前行,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创新的具体形式。佛教传入中国,在完成本土化之后开枝散叶,薪火相续,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创新的新的形式。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以建构新哲学,从而适应新的时代,解决新的时代课题,是中国哲学发展、创新的重要形式之一,新儒家的建构即是如此,新道家的建构也是如此。通过建构新道家可以为中国哲学提供新的形态、样式,也可以让中国哲学在新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得以发展、更新,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可以说,建构新道家乃是中国哲学进入当代的内在需要。

 

 

        任何哲学的建构,都有其方法。哲学的诞生,是哲学从无到有,其方法,要么是借鉴、吸收、利用宗教、神话等的思想资源创建出哲学,要么是不借助于任何思想资源而独创发明出哲学。在哲学诞生之后,哲学的发展,都是从有到有,都无法离开已有哲学的影响。建构新哲学的方法,从哲学资源的选择的层面,大而言之,不外乎两种。要么是仅仅利用一家一派的哲学资源加以创造性诠释,建构出新哲学;要么是以一家一派的哲学为根基,广泛吸取其他哲学资源,建构出新哲学。所谓其他哲学资源,包括本土的哲学资源以及外来的哲学资源。我们当下所讨论的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方法,比如“综合创新”的方法、中西马融合的方法等等,没有实质的区别,本质上都属后一种方法。至于“综合创新”,是以哪一种哲学资源为主,例如,是以中哲为主还是以马哲为主;中西马融合,是否就一定要以马哲为主,以中哲和西哲为辅;“综合创新”与中西马融合之间的同和异、分歧和争论,又是另一回事。具体到新道家哲学的建构,从哲学资源的选择的层面来看,也就两种方法。一种是不仅以道家哲学为本,而且仅仅利用道家哲学资源,建构新道家;一种是以道家哲学为根基,广泛汲取其他哲学资源,建构新道家。这里所说的其他哲学资源应包括中国本土的哲学资源,比如儒家哲学、新儒家哲学、佛教哲学等的资源,还应包括外来的哲学资源,比如西方哲学的资源。

        哲学的发展、新哲学的建构还受非哲学因素的影响,各种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科学的、技术的因素都影响着甚或左右着哲学的发展、新哲学的建构。不仅仅所谓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等,既是从哲学层面解读政治、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哲学与政治、哲学与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被政治、文化塑造着。通常的、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发展、建构也是如此,受非哲学因素所影响。宋明理学虽然批评佛教、道教,然而受佛教、道教影响显著,许多宋明儒者都出入佛老;现代新儒家除了受西方哲学影响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从非哲学资源的利用的层面来看,建构新哲学的方法,总体而言,也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利用非哲学资源以建构新哲学,一种是不利用任何非哲学资源以建构新哲学。具体到新道家哲学的建构,从非哲学资源的层面来看,也就两种方法,一种是不仅利用哲学资源,特别是道家哲学资源,而且还利用宗教、文化、政治、科技等非哲学资源,以建构新道家;一种是只利用哲学资源,特别是道家哲学资源,而不利用任何非哲学资源,以建构新道家。

        学术界讨论建构新哲学的方法,多局限于讨论哲学资源的利用,而对非哲学资源,罕有论及。还有,学术界讨论哲学资源的利用,多是倡导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哲学的精华。我以为局限于这么讨论,非常不够,也不正确。首先,哲学资源的利用,并非越多越好,利用很多的哲学资源所建构出来的新哲学未必就比利用较少的哲学资源所建构出来的哲学高明。其次,新哲学的建构依靠的是建构者个人的努力,虽然可以有很多人建构新哲学,但是,新哲学却不是集体简单合作的产物,也就是说,新哲学本质上是个体劳动的产物,而每一个个体的生命、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阅尽古今中外一切哲学,就算有能力阅尽古今中外一切哲学,也因个人喜好等原因,未必就愿意呢。所以,建构新哲学,需要利用哲学资源,但是,需要多少哲学资源,需要哪些哲学资源,应该取决于新哲学的建构者,不可简单求多求全。有的学者提倡利用古今中外优秀的哲学资源,看起来很有理,其实,也经不起推敲。一方面,有些优秀的哲学资源是相对的,另一方面,利用优秀的哲学资源未必能建构出高水准的新哲学。哲学史上很多大哲学家建构新哲学,利用的恰是并不优秀的哲学资源。当然,并不优秀的哲学资源因为被大哲学家所利用,因为能生发出新的伟大的哲学,在后人看来也就变得优秀了。还有,有的优秀的哲学资源因为太优秀,几近完美,反而会制约建构新哲学者的信心、思绪。关键是,选择什么样的哲学资源作为生长点,能够生长出新哲学。这么说,所选择的哲学资源本身是否优秀,不重要。对于建构新道家而言,利用什么样的哲学资源、利用多少哲学资源,应取决于每一个新道家建构者的需要和选择,切不可贪多求全,切不可忽视不优秀的哲学资源。

        如何利用哲学资源以建构新哲学,一般论者多是以“批判继承”论述之。这非常笼统,也比较片面。准确的说,“批判继承”只是一种利用哲学资源的方法,而不是全部。对所选择的哲学的继承,通过继承这些哲学资源以建构新哲学,不一定就要“批判继承”。孔子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建构儒家哲学,就是对夏商周礼乐文化的直接继承,而没有加以批判;庄子建构自己的哲学就是对老子哲学的直接继承,而没有加以批判。在孔子的心中,夏商周礼乐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周公乃是圣人;在庄子的心中,老子乃是“博大真人”。所以,利用所选择的哲学资源建构新哲学,切不可拘限于所谓“批判继承”。除了“批判继承”之外,对所选择的哲学资源的直接继承而不加以批判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还有,对所选择的哲学资源加以批判,通过对所选择的哲学资源的批判以建构新哲学,也是一种重要方法。对于建构新道家而言,利用哲学资源以建构新道家,就有“批判继承”所选择的哲学资源以建构新道家、直接继承所选择的哲学资源以建构新道家、批判所选择的哲学资源以建构新道家这三种利用哲学资源的方法。

        表面而言,批判继承的方法,就是从所选择的哲学资源中区分出精华与糟粕,批判所选择的哲学资源的糟粕,继承其精华;直接继承的方法,就是视所选择的哲学资源为精华、为没有糟粕的存在,而整体的或者说全部的继承之;批判的方法,就是视所选择的哲学资源为糟粕、为总体上没有多少精华的存在,而予以几乎全盘否定、全面批判。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批判的,肯定是糟粕;继承的,不一定就是精华。糟粕,通过创造性解读,也可以发展为新哲学的组成部分。化腐朽为神奇,也是哲学创造的真功夫。就建构新道家来说,善于区分所选择的哲学资源的精华和糟粕,能够让所选择的哲学资源的精华为我所用,是值得赞赏的,但是,能够发现所选择的哲学资源的糟粕的价值,敢于从所选择的哲学资源的糟粕中创发新道家,也应值得肯定、赞扬。

 

 

        道家哲学的体系是完备的。道家完备的哲学体系乃是众多道家代表性人物努力的结果。新道家哲学的建构,在体系上不可能一撮而就。不仅新道家哲学体系的具体内容,就是新道家哲学体系的框架,都需要不止一代的新道家建构者的不懈努力、长期探索。就新道家哲学建构的实践来说,大体上应围绕道家的道、自然、逍遥、无为、社会理想和自然意识等来建构并赋予其新的哲学与时代意义,在此基础上,新道家还要拓展出传统道家乃至现有任何哲学所没有的新的哲学空间、哲学视域。

        溯本求源,万法归一。哲学追问的最后,即是最高范畴的诞生。同时,人类能力的有限性,也使得人类需要高于自身的支撑。这个支撑在哲学上就是最高范畴。所以,哲学的最高范畴既有本原性,又有主宰性;哲学的最高范畴具有主宰性,并不意味所谓神秘性、宗教性。道家之所以有其哲学正是因为其有最高的哲学范畴,这个范畴名为道。在我看来,道家之所以是道家,道家之所以以道名家,关键在于其以道为最高范畴、以道为核心,并以道区别于诸子百家。相应的,新道家的建构很有可能离不开道,围绕道而建立。当然,新道家之道应具有不同于道家之道的新的内涵,而且这新的内涵既有哲学意义上的新意,也应有科学意义上的新意,要经得起哲学和科学双重意义的拷问。道家之道所回答的仅是天地万物所从生与何所归的问题、天地万物的秩序问题,新道家之道所回答的应是茫茫宇宙何从生与何处归的问题、茫茫宇宙的秩序问题。如果新道家离开道而另觅最高范畴,这新的最高范畴也应具有道家之道所本来具有的本质属性,有着道家之道所本来拥有的一切。道家之道还是万物之主宰,而道家之道主宰万物又是以无为的方式来进行。这表明,道家之道的主宰性是表面的,道家赋予道以主宰性纯粹是为了精神的需求。新道家应该窥破道家之道之于万物既主宰又无为的真正秘密,淡化道(或别的新的最高范畴)的主宰性,突出道(或别的新的最高范畴)的无为属性,并设法把道(或别的新的最高范畴)的无为属性阐释为自然属性。

        道家的自然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指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的自然本性,一种是指与人类相对的自然界。无论哪种意义上的自然,道家都是崇尚的。在道家看来,自然本来就是理想的,任何人为,不管其主观目的何在,都是对自然的破坏,因此,道家反对人为。新道家对自然的内涵要做明晰的界定,要严格区分两种意义上的自然的不同含义。新道家对万物的自然本性本身要做详细的分析,要划分出万物的自然本性的不同层面、不同的价值指向,然后,据此反思万物的自然本性,讨论对万物的自然本性的崇尚与批判、因顺与节制。新道家的自然界与道家的自然界是有重大区别的,道家的自然界主要指地球上与人类相对的存在、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环境,新道家的自然界除了包括道家自然界的含义之外,还包括人类存在的太空环境、宇宙环境。道家对自然界的崇尚,是惊讶于自然界的神奇伟大、感叹于自然界的完美无缺、习惯于自然界的变化莫测所致,道家反对破坏自然界,同时又缺乏明确系统的保护自然界的意识。新道家对待自然界既要尊重,又要改造,而改造自然界,既要为了人类,也要为了自然界自身。这里所言的自然界是指地球上的自然环境。由于人类对于太空环境、宇宙环境知之甚少,影响更微,新道家对待太空环境、宇宙环境,主要是哲思、探索、认知,同时也要提出保护性设想,以应对人类未来对太空的开发利用。

        逍遥是道家的人生理想、人生修持的最高境界,是精神层面的人生自由,或者说是精神层面的人生自慰。逍遥,执著于内圣的一面,不屑于外王的追求。无为是道家政治人物的为政理想,从为政的过程与效用来看,是为政天下的理想方式;从为政者的理想追求来看,也是为政者为政天下的理想境界。无为兼具内圣与外王两面,但是,侧重于外王的一面。新道家在阐释逍遥的精神性的同时,还应将逍遥落实到现实层面,使其同样具有现实性,化作生命的存在方式、生活式样,从而生发出其外王的一面。至于无为,可以将其扩展为所有人都能够具有的人生追求、实践指南,从而将无为从政治层面扩展到生活、道德、心灵等层面,显现出其内圣的一面。在庄子那里,无为有内在化的趋势,逍遥和无为有时意思相仿,可以互用。这提醒我们在建构新道家之时,也可以将逍遥和无为融合成一个新范畴,代表着新道家的人生境界、人生理想和政治诉求,以对应、超越新儒家所提出的新的内圣外王,同时,还可以因此而避免关于逍遥与无为的同异、逍遥与无为的关系的纠缠。此新范畴可以是直接合并“逍遥”和“无为”而称为“逍遥无为”,也可以是一个全新的名称。

        道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初始状态就是其理想状态,片片村落散落在自然之中,宁静安详,纯朴真实。这在老子的“小国寡民”、庄子的“至德之世”的表述中表述得最为清晰明白。这是基于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肯定、对自然界的本然状态的迷恋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赞美。在道家看来,人本来就是完美的、幸福的,自然界本来就是美好的、至善的,人与自然本来就是和谐一体、共生共在的。在新道家那里,重视和保护人的自然属性、敬重和善待自然界的本然状态,珍视和爱护人与自然原初的和谐关系,在尊重人的自然属性的前提下塑造人的社会属性,在尊重自然的平等的生存权利的前提下适度的人化自然,在尊重人与自然天然和谐的前提下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应有之意。这样,在新道家那里,人类的发展不是对人类初始状态的简单否定,而是以人类的初始状态作为发展的理想化标尺;人类的发展既是对人类初始状态的超越、远离,又是对人类初始状态的更高层次的致敬、回归。与此相应,“至德之世”可以被重塑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心灵的栖息之处,可以成为人类重回自然、归向自然的永恒梦想。

        道家不同于儒家最显明的一点在于儒家的意识是人类意识,儒家对待任何问题都是从人类出发,强调人异于万物、人之于万物的优越性,即便珍爱万物、爱护自然,也是为了人类自己,道家的意识则是自然意识,道家看待任何问题都是从自然出发,主张人同于万物、人与万物平等,人甚至仅是自然的一个弱小的组成部分而淹没于无边的自然之中,即便人类生存发展,也被看作是自然的。儒家的人类意识容易导致实质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导致对地球生态的破坏,道家的自然意识 则有利于真正意义上保护自然、保护人类自己,有利于维护地球的原生状态。由此可知,儒家的人类意识,只有人类自身,人类以外的存在统统被视作人类的生存环境而已,所谓保护环境也仅是为了保护自己,儒家的心中没有“自然”,因此,儒家没有从地球出发、为地球的生存发展着想的地球意识;道家总是从作为自然和人类的总体的地球出发、为人类也为地球的生存发展着想,道家认为如果没有自然、没有地球的美好生存就一定没有人类的美好生存、美好未来,因此,道家的自然意识实质上即是地球意识。在人类离开自然越来越远、自然的人化以及被破坏程度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新道家的建构要继承道家的地球意识而加以创造性阐释,此外,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人类的太空探险、太空研究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新道家除了有地球意识之外,还要有太空意识、宇宙意识,不仅要保护人类生存的地球之家,还要保护人类生存的太空之家、宇宙之家,因为地球存身于宇宙之中,太空的变化、宇宙的变动影响着地球。虽然人类探测太空的水平还不是很高,但是人类探测太空所导致的太空污染已经明显;虽然人类还没有能力确知宇宙变化对地球的影响、改变究竟是怎样的,但是保护太空环境至少可以减少宇宙变化对地球的不利影响。这样,太空意识、宇宙意识应该是新道家所着力勾画的,也是其有别于传统道家、传统的中国哲学的最明显的创新之处。那么,何为太空意识、宇宙意识?太空意识、宇宙意识应该是从太空、宇宙的维度看待人类、看待地球、看待人类的生存环境、看待地球的生存环境,看待太空和宇宙,将人类的命运、地球的未来同太空和宇宙的变化发展相联系的意识。

 

        由上可知,建构新道家,是新儒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从容应对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中外文化交流融通的需要,是中国哲学当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哲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需要。建构新道家,从资源的选择上看,可以利用中外哲学资源与非哲学资源;从哲学资源的选择上看,可以利用一种哲学资源,也可以利用多种哲学资源;利用哲学资源,可以采用直接继承的方法、批判继承的方法、批判的方法等三种方法。建构新道家,不仅要对道家之道、自然、逍遥、无为等作创造性解读,赋予其新的内涵、新的意蕴,而且还要有传统道家所没有的内容、不曾涉及的领域,例如,太空意识、宇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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