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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璐:张国焘...

(2011-06-05 23: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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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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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毛泽东甚至在延安公开羞辱张国焘。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道:“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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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党者张国焘骂毛泽东无耻 临死嘱咐墓朝东南

延安时期,张国焘(左)与毛泽东在一起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1期

红军长征到达陕西省北部的陕甘宁根据地。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无数的罪名和帽子扣在张国焘头上,毛泽东甚至在延安公开羞辱张国焘。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道:“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面对这些羞辱,张国焘痛苦不堪,心灰意懒。

这时候,在苏联就企图排挤和取代张国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王明迫不及待地下令枪杀了张国焘手下的三位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罪名是“托派”。王明在与张国焘谈话中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赴陕西中部祭扫黄帝陵之后,登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周恩来等人百般劝阻无果,张国焘叛党终成事实。张在自己的退党声明中说:“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许世友曾说:“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而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与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刻。任何一本中共党史,都跳不过张国焘这个名字,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和错误都无比鲜明,有文章用A面和B面来解读他的一生,但很久以来他在中共党史上最显著的标签是:叛徒。

随着近些年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布,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专家指出,虽然张国焘在革命过程中犯过严重错误,甚至中途叛变,但不应当遮盖其在建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历史贡献。《建党伟业》中扮演张国焘的青年演员李晨说:“张国焘这个人在建党初期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单纯的热血青年,他在党史前期很重要,后期很特殊,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历史……”

出身官绅世家

张国焘出身江西萍乡的官绅世家,父亲是为官的,同时经营钱庄,张家生活富足,家世显赫。张国焘是家中长子,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张氏父子常常会有思想交流,其中不乏新旧思想的碰撞。1916年10月,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北大求学时期,张国焘常常把自己阅读的《新青年》之类的进步书刊,寄给父亲,并坚决回绝了家里安排的亲事。张国焘的口才很好,在北大,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四处进行革命宣讲。对于他的口才,后来红四方面军的老人回忆道:“张主席的战前动员是最好的,每个指战员听了都热血沸腾,斗志昂扬。”

1919年张国焘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首次相遇,当时张是学生领袖,而毛是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李大钊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同志。”毛泽东迎上前,热情地同张国焘握手,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南毛润之。”张国焘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许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及这次相识,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土包子。”

“五四运动”成就张国焘

真正把张国焘推上历史前台的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国焘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讲演部是各校运动积极分子云集的地方,人数众多,仅北大就有800多人。张国焘把这些人分别组成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集镇等地露天讲演,散发及张贴宣传品,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

在这场由游行最终演变为痛打卖国贼的事件中,张国焘始终冲在前面,并成为第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6月7日,北京大学门口,全体学生们热烈欢迎张国焘等出狱。张国焘挺着胸膛,昂首迈步,走在队伍最前排,像个从前线凯旋的英雄。张国焘的能力和才华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为人心胸狭窄,虚荣心强,好强争胜,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反对。

6月中旬,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会,他被推选负责总务工作,对此职务,张国焘十分不满。而此时,有“五四运动总司令”之称的陈独秀和北京学联11位重要负责人被北京政府逮捕。消息传到上海,在沪的北京学生代表决定,派不愿在全国学联就职的张国焘立即返京,组织营救工作。当时北京学联正群龙无首,张国焘旋即被推为总干事。对于这个职位张国焘很满意,颇有成就感,工作十分积极。他不仅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还负责对外通讯联络,沟通各校学生意见等等,忙得不亦乐乎。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忙得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了,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但是一次次请愿的失败让张国焘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他开始反对学生请愿,并申诉自己的理由说:“学生无后盾!”他转入北大哲学系,决定一心完成学业,以期将来功成名就。但是张国焘已经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得不在组织的安排下转移上海,经历了短暂的流亡岁月。

开办工人补习学校

张国焘在上海时期,曾与陈独秀畅谈救国理想,创建中国共产党。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上海和陈独秀谈到党纲、党章等许多具体问题,“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周边城市发展。”

回到北京后,已经耽误一个学期课的张国焘得到了学校和教授的优待,总是能得到一个善意的及格分数。张国焘便常常泡在北大图书馆,他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大量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历经流亡失落的他重拾信心,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组建。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工人运动。李大钊从他每个月140元的工资当中拿出80元,作为北京支部的活动经费,在他的指导下,北京共产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最显著的要数张国焘负责的长辛店工人运动。长辛店距北京城21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这里,有工人3000余名。张国焘经过调查,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这是发动工人运动的最佳方式。

开办学校是需要经费的,张国焘不愿再向李大钊开口,于是将当年家中邮寄给他的一年生活费300块钱捐出来。支部的同志都尽力捐款,此后这项制度逐渐沿袭下来,最终成为中共党费的来源。

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等人乘火车来到长辛店,动员工人和子弟踊跃报名参加补习学校。张国焘口才出众,演讲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欢迎。补习学校开办初期,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轮流担任教员,李大钊也曾到学校讲课。这一时期,张国焘常常替李大钊接待前来借阅书刊、展开辩论的师生。在张国焘的回忆里,中共一大时“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张国焘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多年后,周恩来对要脱党出走的张国焘说:“这个党是你创建的,你不能离开啊!”

张国焘能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并担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与李大钊对他的看重有很大关系。但是1924年张国焘被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所写的供词中,排在前面的就是李大钊,这间接导致了李大钊1927年被敌人杀害。这个隐藏了多年的秘密,直到建国后,北洋政府的京师警察厅档案解密后才真相大白。

建设红四方面军,大搞“肃反”

1927年8月1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代行政治局职权。张国焘曲解了党中央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意见,要求重新讨论起义。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来拍案而起。当时,知道起义秘密的人已过百,一些起义部队正在调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最终,张国焘只得服从多数。

“张国焘‘假传圣旨’差点葬送南昌起义”成为国内史学界的常见观点,但是张国焘至死都声称他“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旨意”。68年后,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也清晰地认定张不是“假传圣旨”。

1928年,中共奉共产国际之命在苏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六大之后,张国焘被共产国际无限期留在苏联“学习”,纠正他的“机会主义倾向”。

193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张国焘将红军游击队加以整组,在湖北黄安建立了红四方面军,破格提拔当时仅为副军长的徐向前担任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总政委。

在张国焘的主持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成为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最快最强的一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跟着张主席,天天打胜仗”的歌谣。

建设红军的同时,张国焘也曾大搞“肃反”运动。这场“整肃”杀害了红四军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六千人!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数量过多,刑讯逼供也非常残酷。杨克武少将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罚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几个月的“肃反”使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无可撼动。

1935年,张国焘反对中央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他在毛泽东率领一方面军北上后,率部南下川康,另立“中央”。这期间,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一封“武力解决”中央红军的密电,成为其分裂红军的原罪证据。关于这份密电中的内容,张本人至死不承认,所有当事人的回忆也是说法不一,后来关键人物叶剑英也只说电文“语气很强硬”。

而关于张国焘后来放弃另立“中央”的原因,有学者研究认为,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朱德等人的坚决抵制、康北地区恶劣的生存环境、共产国际的干预与调解、中共中央的正确策略等。

借祭扫黄帝陵叛党

红军长征到达陕西省北部的陕甘宁根据地。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无数的罪名和帽子扣在张国焘头上,毛泽东甚至在延安公开羞辱张国焘。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道:“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面对这些羞辱,张国焘痛苦不堪,心灰意懒。

这时候,在苏联就企图排挤和取代张国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王明迫不及待地下令枪杀了张国焘手下的三位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罪名是“托派”。王明在与张国焘谈话中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赴陕西中部祭扫黄帝陵之后,登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周恩来等人百般劝阻无果,张国焘叛党终成事实。张在自己的退党声明中说:“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1949年前,张国焘携全家前往台湾,但未能继续在军统任职,后隐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晚年张国焘靠给美国人写回忆录为生。关于他的死,大陆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这位中共创始人因无人照顾,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其夫人辗转求助于蒋经国,才凑足了丧葬费用。但也有人指出,在加拿大这种福利健全的国家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家养老院将面临巨额赔偿和法律问责,所以此事不实。无论怎样,1979年12月,82岁的张国焘离开人世,死前叮嘱儿子,他的墓要朝向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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