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定稿

萧萐父先生的精神遗产

           ----兼论萧先生启蒙论说的双重含义

郭齐勇

    萧萐父先生于2008年9月17日逝世，享年84岁。萧先生的精神遗产，表现在其人格风范、社会影响、精神感召、学术思想、教书事业、培育人才等各个方面。传统儒生一般在社会政事、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上都有全面的建树与发展，萧先生则是在当代社会具有类似全面性的知识人！

              一、萧先生是一位全面的现代知识分子

    现代社会使很多人成为片面或单面的人，使很多知识人堕落成为人格分裂的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萧萐父先生是全面的人，是保存了古代遗风的刚正不阿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有强烈的现代意识而又有深厚的传统底蕴，是集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家、学者、教师、学科带头人、文人于一身的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每个人的行迹、事业或许都只是沧海一粟、水沤泡沫，但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正是这些有血有肉、有为有守的普通人的集成么？

    萧萐父先生于1924年1月2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关切国事民瘼，思考世运国脉。在大学期间，他参加学生进步组织，发起、编辑《珞珈学报》。1947年在武汉大学发生的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时，他任武大学生自治组织的宣传部长，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当年毕业后，回到成都华阳中学任教，同时并受聘为尊经国学专科学校讲授“欧洲哲学史”，主编《西方日报》“稷下”副刊，积极参加成都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949年5月入党，12月受党组织委派作为军管会成员参与接管华西大学，后留任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56年进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深造。同年，应李达校长的邀请回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1957年正式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文革”期间，萧萐父先生被定为李达“三家村黑帮”，横遭迫害。虽经历被抄家、挨批斗、住“牛棚”，但他矢志不改，在襄阳分校住牛棚放牛劳动改造的日子，他已开始《王夫之》一书的写作、已开始对中国从明清之际到现代思想启蒙之坎坷道路的思索。   

    萧萐父教授是国际知名学者、我国著名哲学家与哲学史家。他是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者与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曾历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学术顾问、中国《周易》学会顾问，国际道联学术委员，国际儒联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等；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等校访问、讲学；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学术著作有：《吹沙集》三卷、《船山哲学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吹沙纪程》、《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合著）、《王夫之评传》（合著）等。主要编著有：《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等。晚年选部分论文与诗书，与夫人的画合集，编为《萧氏文心》（四种）。[①]

    先生治学，首贵博淹，同时重视独立思考，独得之见。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对从先秦到今世之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的重建，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与卓越的贡献。他会通中西印哲学，以批评的精神和创造性智慧，转化、发展儒释道思想资源。为总结历史教训，他从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意识切入，尽力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引入螺旋结构代替对子结构，重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强调普遍、特殊、个别的辩证联结，认真探究中国哲学范畴史的逻辑发展与哲学发展的历史圆圈。他与李锦全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得到广泛认同，累计印行了十余万册，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十多所学校采用，培养了两代学人，被译成韩文与英文，产生了广泛影响。先生又以不断更化的精神，由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咀嚼，提出了哲学史的纯化与泛化的有张力的统一观，努力改变五四以降中国哲学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简单比附、“削足适履”的状况。

    先生治学，宏观立论与微观考史相结合，通观全史与个案剖析相结合，提出了两个之际（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社会转型与文化转轨的概观，提出并论证了“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系统学说，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先生的原创性智慧表现在其学术专长----明清哲学，特别是王船山哲学方面。他以对世界文明史与中华文明史的多重透视为背景，提出了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与源头活水的观点，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影响甚巨。他的“启蒙”论说实际上早已超越了欧洲启蒙时代的学者们的单面性、平面化与欧洲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与哲学思想资源，萧先生以宽广的胸襟，悉心体证，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坚持殊途百虑、并育并行的学术史观。他重视一偏之见，宽容相反之论，择善固执而尊敬异己。他肯定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连续性、偶然性及内在的张力，异质文化传统的可通约性，古、今、中、外对立的相对性，跨文化交通与比较的可能性。萧萐父先生还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界少有的诗人哲学家。他晚年一再强调中国哲学的诗性特质，从容地探索Logic（逻辑）与Lyric（情感）的统一，并认定这一特质使得中国哲学既避免了宗教的迷狂，也避免了科学实证的狭隘，体现出理性与感性双峰并峙的精神风貌。

    1958年至80年代初，萧先生与唐明邦先生、李德永先生合作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自1978年招收硕士生，1987年招收博士生以来，萧老师先后开设了“哲学史方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辩证法史”、“明清哲学”、“佛教哲学”、“道家哲学”、“马克思的古史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等课程或系列专题讲座，开启了多个学术路向，为中国哲学史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在长期的教书育人过程中，他提炼出了二十字方针：“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这是他对做人与治学之道的深刻总结。

    作为知识分子的萧先生，从青年时代开始，追求民主、自由，积极参加过40年代末的民主运动；一生坎坷，始终关心国家与人类的命运；从反右到文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既被批判又批判别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曾经目眩神移，迷失自我”；文革之后，痛定思痛，反省自己；愈到晚年愈加坚定地以批判与指导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自命。他既继承了儒家以德抗位的传统，又吸纳了西方现代价值；既正面积极地从文化与教育方面推动现代化，又时刻警醒现代化与时髦文化的负面，与权力结构保持距离，具有理性批判的自觉与能力。晚年，他一再呼唤知识分子独立不苟之人格操守的重建，倡导士人风骨，绝不媚俗，并且身体力行。他被褐怀玉，以浩然正气杜绝曲学阿世之风，绝不为了眼前名利地位而摧眉俯身事权贵。萧萐父先生具有人格感召力。

    作为思想家的萧先生，虽然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但他做的是有思想的学术。他致力于发现与发掘中国文化思想内部的现代性的根芽，因而与持西方中心主义的启蒙论者、食洋不化者划清了界限；他发潜德之幽光，重在表彰那些不被历代官方或所谓正统文化重视的哲学家、思想家，重在诠释、弘扬在历史上提供了新因素、新思想、新价值的人物的思想，因而与泥古或食古不化者划清了界限，这就是“平等智观儒佛道，偏赏蕾芽新秀”。他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努力发挥儒、释、道及诸子百家中的丰富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特别是本土文化中蕴含的普世价值，并尽其可能地贡献给世界。

作为学者的萧先生，堂庑很宽，学风严谨，所谓“坐集古今中外之智”。他希望自己与同道、学生都尽可能做到“多维互动，漫汗通观儒释道；积杂成纯，从容涵化印中西”。有人以为萧先生属侯外庐学派，但他晚年否定了这一点，他强调他的确受到过侯外庐先生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过汤用彤等先生的影响，甚至受后者的影响更大。他曾检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认为那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萧先生晚年更重视经学，曾与笔者多次详谈三礼，详谈近代以来的经学家，如数家珍。他也重视儒学的草根性，多次讲中华人文价值、做人之道、仁义忠信等是通过三老五更，通过说书的、唱戏的等，浸润、植根于民间并代代相传的。

作为教师的萧先生，一生教书育人，认真敬业，倾注心力；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对学生的教育，把身教与言教结合了起来，重在身教。他强调把道德教育、健全人格的教育放在首位。晚年他对笔者谈过青年学人的培养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尽量给中青年提供各种机会与条件，如出国，晋级，享受特殊待遇等，多方照顾，到学校争取一些利益，这是对的。但年轻人要经得起磨砺、坎坷，对他们不要溺爱，而应适当批评、敲打。他认为，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现代仍要讲义利之辨。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要把根扎正。他下功夫培养各领域的学生，除了他的专长明清哲学之外，他还有意识地开拓了《周易》、儒学、道家与道教、佛教、现代中国哲学、出土文献中的哲学等领域，培养了这些领域里的学术专才。他还鼓励学生自愿选择、从事政治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他一再主张甘坐冷板凳。

    作为学科带头人的萧先生，有着开放、宏阔的学术视野、杰出的组织能力，敏锐地把握海内外学术界的动态，让本学科点的老师与同学拓宽并改善知识结构，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方式，实现并扩大对外交流，虚怀若谷地向海内外专家请益。他有凝聚力，善于团结、整合学科点老、中、青学者，以德服人，尊重差异，照顾多样，和而不同。他有全局的观念与团队精神，事事考虑周围的人。如上所述，他很有学术眼光，深具前瞻性，开拓了若干特色领域。

    作为文人的萧先生，兼修四部，文采风流，善写古体诗词，精于书法篆刻，有全面的人文的修养与文人的气质。他对分科过细的体制内的教育多有批评。

    分别地看，萧老师是知识分子、思想家、学者、教师、学科带头人与文人。然而萧先生毕竟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伟大的人师。我之所以要从这个视角去解读萧公，是因为我觉得文化界、大学教育界太多的所谓教授，包括本人在内，越来越不够资格做知识分子、教师与文人，更不要说思想家、学者与学科带头人了。

    在2008年8月30日的一次聚会中，我们心知萧先生将不久于人世了，大家的神色都很凝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亲口对我说：以萧先生的学问与影响力，本省是对不起他的（按指本省常有意无意地忽略、漠视甚至压抑萧公）。我说：萧先生属于人类，属于中国，不仅仅属于他生活与服务了半个多世纪的本省。章先生又说：在一定意义上，像萧先生这样全面的知识人，将成绝响。9月23日，萧师仙逝的头七祭日，在告别仪式前，章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慨然叹曰：“萧老师学贯古今中西，诗词歌赋皆通，我很佩服他。他对真理的执著，对人格操守的坚持，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和对学者尊严的维护，有士大夫的品格，其风范、气度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一代学人逝去，是为学殇。”[②]我觉得，章先生是萧先生的知音，故引用他的评价作为本节结语。

二、萧先生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解读中包涵了“启蒙反思”的意蕴

    关于萧先生的“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内涵、意义与价值，陈来教授与高瑞泉教授的讨论[③]极具启发性。

    有的同志认为，今天思想界有关“启蒙反思”的论说与萧先生的“明清启蒙思潮”的论说是针锋相对的。我的理解恰恰相反，我认为两者恰好具有一致性。在一定意义上，萧先生的启蒙观或启蒙论说包涵了“启蒙反思”的意蕴。萧先生并未照抄照搬西方启蒙时代的理论，也没有照抄照搬“启蒙反思”的理论，而是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出发，从健康的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出发，作出了深刻的反思。诚然，他坚持启蒙论说，反对取消、解构启蒙的看法，不同意把启蒙心态视为“有问题的心态”。[④]然而实际上，萧先生强调的“启蒙”，内涵十分丰富，不是近代西方的“启蒙”所能包括的。我在本文中特别要谈谈我本人过去忽略的方面，近年来我已开始重视全面地理解萧先生的启蒙论域。[⑤]

    第一，萧先生的启蒙观的要旨，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自己的现代性的根芽，强调本土文化中孕育了现代性。他主张的是中国式的启蒙，是中华文化主体的彰显，而不是全盘西化与全盘式的反传统，他驳斥了中国自身不能产生现代性因素的西方偏见，这就疏离、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也就蕴含了“启蒙反思”。

    1987年，萧先生说：“中国的现代化，决不是，也决不可能是什么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对于多元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作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因此，就必须正确认识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必要而且可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据或‘源头活水’，也就是要找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文化接合点。这是目前应当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⑥]萧先生不希望继续陷入中西对立、体用两橛的思维模式之中。

    他认为，所谓启蒙，是中国式的人文主义的启蒙，是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失去主体性的，走别人的路。1982年，他在其名篇《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开宗明义：“中国是否曾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如果有，它的历史起点在哪里？经历了什么样的特殊道路？”[⑦]萧先生思考的中心是在中国多种思想资源中寻找什么样的思想资源作为接上现代化的基础或起点。他所寻找的是中华民族自我批判、自己走出蒙昧的16世纪泰州学派等新动向，特别是17世纪明末清初一大批思想家与文化人的思想异动。故他强调的是“中国有自己的文艺复兴或哲学启蒙，就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在特定条件下展开过这种自我批判。”[⑧] 他的关键性的思路是“从我国17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⑨]与西方思想家视西方启蒙为绝对、普遍的立场，绝然不同。

    1986年，萧先生说，“特别是要意识到对外开放所含蕴的我们民族要自我振兴在文化上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和历史责任。既要摆脱近代史上曾有过的‘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本位文化’之类的老框框，又要反对失去主体的自卑思想。正确的主体思想来自历史创造活动，来自对历史形成的文化现实及其发展的正确理解。我们这个民族既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又在历史上曾经成功地消化了外来的文化因素……我们继续着17世纪以来的历史行程，正在更自觉、更深广也更有选择地吸取、消化西方文化及其发展的新成就。如果我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主体思想，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把它们融会贯通，让人类创造的文化信息在中国‘聚宝’，经过重新创造再反馈出去，那将对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⑩]很明显，萧先生主张在宽容开放中不失其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萧先生论证“中国式的人文主义思想启蒙”，探索“中国式的思想启蒙道路的特点”。[⑪]他特别重视“自我更新”，“即依靠涵化西学而强化自身固有的活力，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消化西学，重建“中华文化主体”。[⑫]在本土文化中，例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那里，就孕育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胎儿。

    晚年的萧先生特别指出：“早期启蒙说”的深刻的理论意义，首先在于“驳斥了国际上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自身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性因素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有自己内发原生的早期现代化萌动，有现代性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一部中国史，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在中国人当中，并不缺乏对于公开地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的追求，任何否认中国人同样应该享有人类的普遍价值、把中国人看作‘天生的奴隶’的种族论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⑬]

    第二，萧先生的启蒙观，特重非西方民族与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之体认，批驳了西化派否定中国有自己的哲学、有自己的认识论的看法，批评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的意涵。这恰好是“启蒙反思”的题中应有之意。

萧先生肯定“中国文化要走自己的路”与“寻根意识”，强调“‘无形的根’，那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真道理’，即具有普遍价值的民族精神，乃是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源头活水”；“西方文化的道路和模式却并不是绝对的和唯一的……西方现代文化是欧美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仍然是民族性和个性很强的东西，尽管其中寓有世界性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现代化要走自家的路（但不脱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并不是错的。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的问题，确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⑭]

他说：“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见解，即认为中国哲学注重伦理学，着重讲修身；而西方哲学才注重认识论，着重讲求知……应当突破欧洲近代实证论者的狭隘观点，看到哲学史上提出过的认识论问题。”[⑮]这不仅是对冯契先生的肯定，也表明他自己的学术径路与工作重心。萧先生十分重视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曾下功夫研究了汉魏之际、明清之清的认识论问题。他很重视中国先哲“察类”“明故”“求理”的过程与特色，又重视辩证思维。他指出：“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辩证理性思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民族智慧中的辩证思维，既区别于印度，又不同于希腊，而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和逻辑发展……作为认识成果的辩证法，也同样表现为一系列范畴和规律在历史上的依次出现并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得到理论总结……历史上的辩证法的认识成果，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并非完全表现为哲学理论形态，而是以不同程度的抽象、多种形式的范畴表现于各种思想文化的史料之中。”[⑯]他重视史家、兵家、农家、医家、天学、数学及政论、文艺评论和学术史观中的辩证智慧。

    萧先生批评西化思潮，特别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对本土哲学智慧的漠视与曲解：“到了近代实证科学思潮兴起并传入中国以后，一种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崭新医学及其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开始拒斥传统的中医学，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被认为违反实证科学而陷入困境，《周易》也被看作充满神秘象数的一座迷宫而无人问津，中医与《周易》的会通关系渐趋疏远了。”“在中国，历史地形成了医易之间互相会通的文化传统。三才统一的宇宙模式，动态平衡的系统思想，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范畴体系，乃是医易相通的逻辑基石。”[⑰]他对古代医学与易学中蕴藏的有机整体、动态平衡、生命信息、生理节律等予以高度肯定。

    对于气论与传统思维，对于中国哲学的诗性特质，萧先生有很多发明，又特别发挥王船山诗化哲学与历史文化慧命，指出：“船山多梦，并都予以诗化。诗中梦境，凝聚了他的理想追求和内蕴情结。”“船山诗化了的‘梦’，乃其人格美的艺术升华。”“船山之学，以史为归。……通过‘史’发现自我的历史存在，感受民族文化慧命的绵延……”[⑱]他对道教、禅宗等的思想方式与人的胸次、境界、性灵的关注，都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他对西方从16世纪以来的“科学—理性”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从维柯到法国百科全书派，从黑格尔到摩尔根、孔德、斯宾塞等所持的普遍主义的、单线演化论的观点予以扬弃。[⑲]以上表明，萧先生的启蒙论说，恰好超越了西方从启蒙时代到康德的启蒙论说，包容了也超越了今天“启蒙反思”的内容。

[①] 参见吴根友等撰：《讣告》；又请参见郭齐勇：《史慧欲承章氏学  诗魂难扫璱人愁——萧萐父教授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