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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忆何炳棣先生

(2012-11-20 16: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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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文化札记

何炳棣先生在美国西部时间201267日病逝于加州,享年95岁。

何炳棣先生的大名,在70年代前期就在报纸上特别是《参考消息》上多次看到,应该说是如雷灌耳。80年代在美国也听到过一点他在美国学界跟华人学者关系的故事。而第一次见到何炳棣先生是在90年代中期,1994年,在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一次会上。这次会是请何炳棣先生作报告,内容是中国文化中有永恒意义的东西。何先生报告后进入讨论提问,我看没人要说话,就第一个起来说话,大意是很敬仰何先生的史学成就,请何先生把自己治学的心得给大家提示一二,云云。报告结束后,跟何先生交换了名片。不料,晚上何先生竟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到我家里,那还是我在蔚秀园住的时候,何先生询问了我的师承、研究重点等,很亲切的态度。他知道了我跟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的关系,可能有所注意,因为后来他几次写文章都提到冯友兰先生在老清华时代的贡献。

不过此后一段就跟他没有什么见面的机缘了,说实话,我对这位老先生也抱“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90年代初期他在《二十一世纪》上批评杜维明先生“克己复礼”诠释的文章,作哲学史、思想史的学者都对他的批评不以为然。我跟杜先生思想较为一致,所以也就不敢跟他亲近,主要是怕他对我们研究思想史的学者(特别是研究儒学的学者)怀有偏见。

1999-2000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大概是2000年春天,何先生来中大讲演,头一次是全校的,第二次是在历史系。在历史系那次讲演中,他主要讲了他自己的治学成就对青年学子的指导意义,我记得哈佛的包弼德也在场,讲话中他两次目光对着我说“陈来老弟,……”,他居然还认识我,使我觉得这老先生的记忆力还真是惊人。2003年他托人带给我两本他的《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要我代送其中一本给张岱年先生。

20046月我到史语所作特别访问,在活动中心地下一层书店买了他的新书《读史阅世六十年》,仔细读过,感佩良深。觉得老一辈留美学者的奋斗与成就,真是不容易,他一生“打”字当头,奋斗不息(如“打进第一流期刊”、“打进第一流学府”、“打出汉学藩篱”、“打进社会科学园地”),其精神与成就都值得大力表彰。所以当2011年春,《人民日报》邀我写“我的读书观”,并推荐一本书时,这时我已经转入清华,自然就想到推荐清华校友何公的这本书。我就写了“智山慧海传薪火”一文,后面附推荐词:“《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何炳棣是在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达到极高成就的华人学者。这本自传将其一生的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卑不亢地忆述出来,且在叙述中不回避学术争论,不时作自我检讨。全书叙述完整细致,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在学术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坚强的意志力、奋发的精神和充满原创的努力。尤其是书中有不少史料,如述及他在清华及西南联大时的不少师友,其中凡一言足以启其终身深思,一行足以为后世所法的见闻都记录在内。本书是对现代学术史及教育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20074月我从波士顿乘车去普林斯顿,在余英时先生家做客。余先生谈起,说,在余先生得到号称人文诺贝尔的克鲁奇奖后,何炳棣先生打电话给余先生,没说两句,就一直感叹自己运气不佳,余先生笑着说,我知道他本来是打电话来道贺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何先生的性格。

三年前,2009109日我收到了当月2号何先生通过传真发给我的祝贺清华国学院成立的信:

陈来教授足下:

本年916日邮发的邀请函三天前才收到。事前丝毫不知母校最近又建立了国学研究院,聘足下为创业院长,既惊又喜,谨此道贺,并预祝贵院教学研究事业鹏程万里!……我手头有篇论文,自信最能代表旧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历史系求真不苟的精神,以备贵院宣读。论文是《古本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史德“问题的提出正是为了维护华夏文明和文献的尊严,贯彻旧清华国史大师的治学精神。夏商周断代工程既是国家第九个五年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之一,理当夜深贵所义不容辞的基本关怀之一。极希望贵所能在会议期间把论文摘要宣读。……

原信较长,我就不全部引述了。

我的回信如下:

炳棣老先生席下:

自昔香港中文大学一别,久未闻问,中间在台湾买得先生《读史阅世六十年》,对前辈的学问成就与治学精神,极为钦佩!昨收先生传真,先生对晚生及国学研究院的祝贺,十分宝贵,多谢多谢!

承先生所嘱,欲将大文在“清华国学院的精神”会议上宣读,正是求之不得,您可将刘雨先生联系电话赐下(刘雨先生亦闻名已久),由会议筹备组与刘先生联系。如何如何。

此间国庆放假,昨日才得上班,以故未能及时回复,尚请见谅。

 

敬颂

时祺

 

                                陈来上

                            20091010

我的信用传真发给何先生后,何先生12日又发来一信,详示刘雨先生地址,以及说明他的文章的重要意义,兹不具引了。我们在成立大会上列举发来贺信的单位和个人时,也提到何先生对我们的祝贺之意。

20105月何先生来访清华,杨振宁先生主持了他在清华高等研究院的讲演,我当然出席并现场提问以表达敬意。他在杨振宁先生面前,提到他从前在清华的留学考试成绩,也仍然保持着他的骄傲。他的气势如虹,一如既往,但听力已经不如从前了。他此次在清华期间,我到他所住的丙所登门拜访,请他为我们的杂志题字,并驾车载他到醉爱餐厅用餐。这是我和何先生最后的一面。

西南联大时期,1940年联大教务会议曾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致函,反对教育部束缚各校,反对整齐划一,要求教育部尊重教授,给大学以自由。这是一封教育史上重要的信,何炳棣先生断定“作者舍冯友兰莫属”。这一推断得到了许多学者和宗璞先生的认同,我在2010年写论冯友兰先生教育思想的文章中也特别加以引用。

     何炳棣先生去世后,报刊文章多谈到他对清华的感情,如:“何炳棣在晚年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费了相当大的篇幅记述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他在垂老之年这样深情地追忆: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 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几度政治风暴也不能抹杀这个事实:我最好的年华是在清华这人间伊甸园里度过的。”(东方早报文)可见何炳棣先生对清华的感情确实是非常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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