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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精神”新省思

(2009-05-23 00: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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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我们可以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上内核确立为一个动态的、立体的结构:其中“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构成了横列的“一体之二元”。

  中华民族精神的研究是理论界的热点之一。相关研究在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仅仅从德性或美德这一向度来论衡中华民族精神,二是主要采取列举具体德目的方式来说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这就难免局限。就前者言,一种“民族精神”如果只有“德”的向度,那么无论其德性是何等完满,它都依然是于义有缺的。在个体生命的基本结构中,“德”即德性与“能”即能量(力)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一体之二元。同样,如果没有基本的能力做保障,即使是一个再有“德”的民族也不可能生存,更遑论发展。因此,由德与能共同作用的民族奋斗过程,理当在最为集中亦最为鲜明地体现了该民族之最本质的精神特质与风貌的“民族精神”中得到体现。而在以往仅仅从“德”的视角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诠释中,恰恰见不到“能”的痕迹。就后者言,由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体现出了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风貌与品格,即使列举得再多,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因而难免不完整、不深刻。这种状况应当予以改变。

  如果不是仅仅从“德”的视角来讨论中华民族精神,我们或许能够在被张岱年先生看做是中华民族精神之基本内涵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语中解读到新的义涵,从而对中华民族精神与“德”、“能”之间的内在关系作出新的探讨。这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在根源性上,“德”最初的意思是指“得”,即人类“得道”的过程。人类固然因为“得道”而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德性,但“道”显然也同时体现为一种绵延无尽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本身就是“能”。因而,人在因为承接“道”而有德的同时,亦由于与道的联结而先在地获得了某种“能”。

  第二,就其字面意思而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的“健”与“强”本来就内在地包含了状述人之能力的义涵。它们所组成的复合词“强健”,其与“能力”相联系的特色不可谓不鲜明。

  第三,正像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中总是体现出德性优先、摄智归仁的意旨一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不仅仅只是状述了天与士君子之“德”,而是在颂扬其“德”的同时,事实上也展示了其“能”。即以《易传》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言,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生生不息既是天地之大德,同时也是天地之大能。同样,对士君子而言,参赞天地之化育不仅是一种大德,而且同时也是一种大能。乾卦之“文言”指出:“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乾”的这种大德中难道不是蕴涵着一种“大矣哉”的“能”吗?因此,即使“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没有直接从“能”的角度来论说问题,就其实际的结果而言,它也是关联着、体现着、在某种意义上指向着“能”的。

  由此,主要是揭示了民族精神中刚强劲健、勇猛精进一面的自强不息与主要是指向了民族精神中敦厚博大、覆载养育一面的厚德载物,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之内核中既相互贯通又相互补充的两翼:前者体现了“能”的要求,而后者则直接表现为“德”。而正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分别从“能”与“德”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之内核的基本内涵。

  与此同时,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与时偕行的时中精神。在先秦时代的诸多典籍之中,都有类似于“时中”的论述。而对此最为集中的论述依然是在《易传》之中出现的。根据相关的统计,“时”在《周易》之中凡五十余见,其中相当部分是强调了与时偕行的时中精神。《易传》中有多处论说到“时行”。“与时偕行”不仅正是语出《易传》,而且在其中多见:如《乾·文言》的“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损·彖》的“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益·彖》的“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等。其意指君子应当随时而动,根据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其目的则是为了做到“时中”即随时而中,亦即做到与时变相应的、随时随处恰到好处。

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上内核确立为一个动态的、立体的结构:其中“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构成了横列的“一体之二元”。两者之间不仅具体地体现了刚强劲健、勇猛精进之能与敦厚博大、兼容并包之德,而且在其形上意蕴中在普遍性、一般性的高度包含了刚柔相济、德能一体的要求。与此同时,无论是自强不息还是厚德载物以及两者所构成的“二元一体”的具体精神义涵与表现形态,又不是静止的、凝固的,而是与时偕行、随时而化、随时而“中”的。正是这样一个包容了阴阳与德能从而在一定的意义上“圆满俱足”同时又是立体而动态的架构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在这一结构中,一方面是刚柔相济、德能一体的精神结构在理论的逻辑上全面包含了人之生命精神的完整内容,体现出了充分的理论涵括力;另一方面,这一结构又不是一成不变、凝固物化的,而是内在地包含了与时偕行且随时而中的要求,因而其具体内涵、表现形式等又是不断变化而又总是合理合度的。可以说,正是这样的内在结构才是与中华民族的泱泱之风相匹配的。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9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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