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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厄”现象为何绵延二千年

(2021-09-14 02: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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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窥史议政
“书厄”现象为何绵延二千年
清乾隆帝读书藏书并御书匾额“天禄琳琅”的故宫昭仁殿  (图源网络)


“书厄”现象为何绵延二千年
——《容斋随笔》札记之十八


       中国古代的学者,将图书遭到大规模毁坏的现象称为“书厄”。南宋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中有《书籍之厄》一篇,例举了南宋前历史上的“书厄”现象,令人扼腕。
       公元554年,梁元帝萧绎被魏军攻破江陵,“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亡之夕尽焚之。”隋朝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唐朝平定王世充后,将全部藏书用船装载,溯黄河而上准备运往长安,结果“尽覆于砥柱。”唐贞观、开元年间,朝廷四处征集借抄古籍,在西京长安、东京洛阳每地藏有经、史、子、集四部分书。安禄山之乱后,藏书全部被毁,一卷不剩。唐代宗、文宗时,重新寻访采集古籍,分藏在十二个书库中。黄巢之乱以后,留存下来藏书也很少了。昭宗时又在各地寻访古籍,等到迁都洛阳,又全部被毁,“荡然无遗”。
    《书籍之厄》又例举了宋朝历史上私人藏书的“书厄”现象。历任后周太祖、世宗、恭帝及宋太祖两代四朝的宰相王溥,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他藏有不少唐朝时代的旧书,可后来他的子孙不知道在哪里,可何况那些藏书呢?!北宋名臣李防,家中藏书颇丰,而且开辟出学馆邀请士大夫下马就直接进去读书,还供给伙食,为一时佳话。可是后来他家里只剩下几间破屋子,藏书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北宋名臣宋绶,家里收藏了其他藏书家的古书,数量之大就连王府也赶不上。可惜在元符年间,“一夕灾为灰烬”。南宋名士晁以道,家里的五代藏书,也在政和年甲午冬天被火烧成灰烬。北宋著名史学家刘义仲,他的祖宗遗留给子孙的只有图书,家里藏书和“云梦七泽”一样富有。然而刘氏的后人不知在何处,那么所谓藏书大约也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洪迈所举的“书厄”现象,仅仅是南宋以前朝代的部分毁书历史,其实纵观中国历史,远远不止这些“书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早的公私藏书机构以及最为丰富的古典文献,但至今尚存者却不足十万种!据统计,中国历代所毁损的典籍不少于一百二十万卷。仅以南宋绍定年(1228~1233)以前为例,平均每年就有544卷以上的书籍损毁于灾祸。
       隋代负责典掌国家秘籍的牛弘对前代“书厄”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图书的“五厄”之说:即秦始皇焚书;西汉末年赤眉入关;西汉末年董卓移都;西晋末年“刘石乱华”;南朝梁时魏师入郢。后代学者又将此发展,提出了图书“十厄”、“十五厄”、“二十厄”之说。为什么在号称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的中国,其书厄现象绵延达二千多年?
       我国古代“书厄”原因多种多样,粗略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是政治劫难。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推行统一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往往会禁毁一些他们认为对他们不利的图书,历代封建皇朝几乎都开展过规模不等的禁书活动。秦始皇焚书,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除了秦史和博士官所藏的书籍外,一切史书和民间所藏《诗》、《书》、六艺和诸子百家的书籍,概送官府烧毁。当时唯有医药、卜筮和农艺书籍不予焚烧,自春秋战国以来所积累的诸候史记,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等书焚毁殆尽。还有清朝乾隆焚书,也是古籍藏书的一大劫难。因编纂《四库全书》的缘故,清朝乾隆的一纸诏令,竟导致一日焚毁书籍60~70万部之多,清廷共焚书达13862卷,并先后毁版籍68339块。
       二是战争劫难。这是古籍遭难的最主要的原因。这类“书厄”大多发生于大规模的战乱之中,战乱往往会给图书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公元206年,项羽破咸阳,使我国典籍遭受了一次比秦始皇焚书更大的劫难。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秦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公元24年,赤眉军与更始军在长安互攻,汉宫室被焚,将汉武帝以后广开献书之路后在百年之间“积如丘山”的书籍全部焚毁。公元190年,董卓扶持汉献帝西迁长安,行前纵兵大肆烧掠,“典策文章,竞共剖散”。乱兵将用绢帛抄写的图书拆开,大的粘连起来用做车的帷幔和顶盖,小的制成口袋。汉藏书最盛时“书增三倍,以其数计之,当为六千余乘”,结果运抵长安的图书只有30余乘。公元195年,董卓部属李傕、郭汜屠长安,又在混战中使“符策典籍,略无所遗”,汉王室藏书,毁于一旦。


“书厄”现象为何绵延二千年
(上左图)浙江宁波天一阁(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
(上右图)故宫文渊阁(建于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是紫禁城中最大的皇家藏书楼)
(下左图)徐家汇藏书楼(建于清朝道光二十七年(1847),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
(下右图)浙江杭州文澜阁(建于清朝乾隆四十七年(1782),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


       更有甚者,是外国侵略者的抢掠毁坏。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北京皇城、衙署和民间所收藏的大量文化典籍、古玩字画等,或被抢劫、或遭焚毁,所剩无几。据史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家奇珍,扫地逐尽。”翰林院失去《永乐大典》“百零七本,其它经史载籍四万六干余本。”宫内还遗失了《历圣翰墨真迹》等难以计数的“人间难见”之珍善本。共计79309卷的《四库全书》,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时毁坏一套,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毁册数万。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我国部分文溯阁藏书均为日寇运往东京。“一二八”之役,沪浙的公私藏书损失甚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文库被敌焚毁,所有涵芬楼藏书尽罹毒焰。随着浙江之杭、嘉、潮,江苏之苏、松、常等相继沦陷,东南藏书尽遇敌人劫夺、私人收藏家无一幸免。移至江苏兴化处较为珍贵的八千卷楼丁氏藏书概被劫取,甚至连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中的西文书二十余万册、中文书十万册悉被日寇没收。清华大学寄存至重庆的所有善本书,亦被敌机炸毁。侵华战争期间,我国的藏书损失总数在一千万册以上。
       三是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火、虫等自然因素对图书造成的毁坏。水火无情,古代很多珍贵的公私典藏就是毁灭于无情的水火之灾的。绛云楼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藏书家钱谦益精心建造的藏书楼,钱谦益珍藏书籍总卷数在10余万以上,其中有极为珍贵的3900部宋元版图书。康熙九年(1670),绛云楼不幸遭到火灾,宋元精刻皆成劫灰。“绛云一炬”成为江南图书的一大厄运。
       从历代“书厄”现象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图书的命运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甚为密切。一般来说,当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时,典籍就生就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相反,社会动荡不安时,典籍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多少民族的瑰宝毁为灰烬,甚为可惜!当然,在和平时期,古籍也不是一味地得到保护,秦始皇焚书和乾隆焚书,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当年,洪迈在叙述历代“书厄”现象后,叹道:“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于斯文为靳靳也。”是啊,从古到今,如古籍一般的神奇灵异之物,不是那么轻易得到的,需要全民族世世代代悉心保护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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