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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宅第被毁是私仇还是民愤

(2021-08-24 07:01:38)
标签:

文化

历史

读书

随笔

明史

分类: 读书杂谭
董其昌宅第被毁是私仇还是民愤
  《董其昌小像》明•曾鲸绘画  (源于网络)


董其昌宅第被毁是私仇还是民愤


       前些年,轰动画界的“董其昌大展”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与此同时,建筑于松江醉白池公园内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揭幕,使得当下的上海成为了全面展示董其昌之地。董其昌是从松江走出去的一代画坛宗师、松江画派的杰出代表,无疑是松江的骄傲。然而,殊不知四百年前,却发生过松江人愤怒而起焚毁董其昌宅第,逼得董其昌逃往外地避难的“民抄董宦”事件?!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明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董其昌擅画山水,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有“颜骨赵姿”之美。其倡“南北宗”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然而,董其昌虽文章书画冠绝一时,如泰山北斗,但徒以名士流风,疏于检点,以至于留下“民抄董宦”丑闻污点。    
       综合史料记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九月,董其昌次子董祖权(名祖常,字仲权)及家仆陈明等横行霸占同乡生员陆绍芬家使女绿英,并砸抢陆家家什,引起全城公愤。此事过后即被编为唱词《黑白传》传唱一时,董其昌恼怒异常,追究到与己不睦的姻亲生员范昶,威逼之下范昶暴病而亡。万历四十四年(1616)三月初二,董家又殴辱了前往讲理的范昶家妇女。“事出,同都公愤”,而郡守审理此案悬而不决,众人见告状无济于事,便愤而烧毁董宅。
       围绕这个事件,历来是“民抄”还是“士抄”的争论悬而未决。所谓“民抄”,说的是董家恶行激起民愤而被抄家毁宅。所谓“士抄”,说的是一些董其昌的士人冤家借机鼓动群众对董宅进行了洗劫。有资料分析,迄今令董其昌饱受非议的恶评,多来源于两个来自民间的匿名传说写本《民抄董宦事实》和《黑白传》,传本的作者最大的可能是来源于董其昌的仇家,这两个坊间传说对董其昌的生平留下了太多的微词,对“民抄董宦”事件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如何评价“民抄董宦”事件以及董其昌其人,我看清代毛祥麟说的比较入情入理。毛祥麟,与董其昌同乡,精医,博学。他在其《墨馀录》卷十《黑白传》条记有明代小说一种,详细记载了“民抄董宦”事件的发生经过,分析了事件发生原因。
       毛祥麟首先指出,事件的起源还是董其昌教子无方,“其子弟亦鲜克有礼”。董其昌次子董祖权(名祖常,字仲权)及家仆陈明等,横行霸占同乡生员陆兆芳家使女绿英,并砸抢陆家家什。继而董家又逼死范生,殴辱前来讲理的范氏妇女,故激起全城公愤理所当然。其次是由于当地官府处理不公,“郡守以众怒难犯,姑受其词,而又压于文敏,依违瞻徇,案悬不断。众见事无济,遂相率焚公宅”。毛祥麟在文中驳斥了为董其昌遮掩的“为名所累”的说法,特别指出:“文敏居乡,既乖洽比之常,复鲜义方之训,且以莫须有事,种生衅端,人以是为名德累,我直谓其不德矣。”
       毛祥麟的这个分析颇有见识。董其昌自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后,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都曾为官任职,但其间屡次因各种原因赋闲在家,最后在崇祯七年以八十高龄致仕。董其昌作为一位名闻天下的书画家,在闲暇之余更是多用来鉴赏创作书画、交游修楔、寻禅问道,集文人士大夫、书画家、收藏鉴赏家于一身。但是,晚明社会现实却是:“今日贬轶诸公百无十九在官,在家读书、赋诗、作善事的固多,饮酒、游荡、嘱托公事的也有。”董其昌也不例外,乡居时除了吟诗作画、雅集交游,同时也与地方官有所交结。   
       据清初有人记载,董其昌在乡居时,有一商人犯了罪,将三百金清董其昌帮忙免刑。知县知道了,先置商人于狱,当董其昌前来申理,知县出一对子请教:“石狮子口内含珠,吞不下吐不出。”董其昌知道实在讽刺自己,信口对曰:“纸莺儿胃中有线,放得去收得来。”两公相视而笑,随即将商人释放竟置不问。另据记载,天启年间,有富室杀人依法当死,便求董其昌帮忙通融。松江太守仇时古故意不从,逼得董其昌付出重酬才释之。事后两人竟然往来甚密。董其昌“每一至署,太守辄出素绫或纸属书,无不应者。”于是,仇太守所得董其昌的书法作品,“不下数百幅。”从上两则事中可看出,作为乡宦的董其昌居乡期间,与官员、富户来往密切,并从中谋利,不惜“嘱托公事”,干预司法。所以,董其昌及其家人在“民抄董宦”事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了。


董其昌宅第被毁是私仇还是民愤
(左图)董其昌绘《秋兴八景图》之一(中图)董其昌小像(右图)董其昌书《颜真卿刘中使帖》跋


       其实,董其昌这样的退休高官兼著名文人“不德”现象并非孤立。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张履祥说过:“士大夫居乡党,与州县令长监司郡守表里剥民,胥吏挟官长滋毒,进士入官者书生不悉民社利病,受其欺,况不知洁清自爱,利其行贿曲庇之,由是百弊滋长,民不堪命。”董其昌在松江作为居乡官宦,自然也习得当时乡宦的普遍风气,所作所为不出此类。
       比如晚明缙绅侵夺田产,最常见的手法是逼迫或勒令小民“投献”。晚明缙绅占有的动辄数万亩、数十万亩膏腴田产,就是不择手段从普通小民那劫夺过去的。“前明缙绅,虽素负清名者,其华屋园亭,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门生、故吏代为经营,非尽出己资也。”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称:“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依势恃强,视佃民为弱者,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江南缙绅大户享受优免特权,繁重的赋役全部落在小民头上,小民出于无奈而不得不投靠势家以免重役。
       再比如晚明乡宦豪奴悍仆,倚势横行现象。吕思勉在《中国通史》论述清代社会风气时指出:“江南一带,有所谓投大户的风气。仕宦之家,僮仆之数,盈千累百。不但扰害小民,即主人亦为其所挟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也揭露道,江南一带,畜奴的风气更盛。明朝的士大夫,居乡率多暴横。明朝士大夫,暴横最甚的,如梁储的儿子次摅,和富人杨端争田,至于灭其家,杀害二百余人。王应熊为宰相,其弟在乡,被乡人诣阙击登闻鼓陈诉,列状至四百八十余条,赃至一百七十余万。温体仁当国,唐世济为都御史,都是乌程人。其乡人为盗于太湖的,至于以其家为奥主,都是骇人听闻的事。
       其实,无论史家对“民抄董宦”一事如何评判,私仇也罢,公愤也罢,董其昌作为一文人官吏、书画艺术家的形象是无可避免的留下了很大的污点。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列举明代虐民之乡官说道:“可见士大夫阶级,虽文采风流,照耀于时,而检其所行,依然败絮其内充若其昌者,正不可枚举,特史书多为掩覆耳。”董其昌的书画艺术造诣开宗立派、泽被后世,但其居乡期间未见其在当地社会立功立言、做出贡献,况论立德!所以,有学者评论说到“董其昌是一个集艺术巨匠、正直京官和乡居劣绅于一身的复杂历史人物。”此论一语中的,颇为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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