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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士人为何“不屑为诗”

(2019-08-16 08: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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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化

文学

随笔

明史

分类: 窥史议政

 明代士人为何“不屑为诗”
 《明状元图考》明·顾鼎臣、顾祖训撰  (图源网络)

 

 

明代士人为何“不屑为诗”

 

 

       李东阳,明天顺八年进士,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以礼部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茶陵诗派核心人物。

       岳正,明正统十三年进士,以修撰入阁。博于学问,为文风骨峭劲,学者尊称其为蒙泉先生。

       李东阳与岳正两人系翁婿,岳正是李东阳的丈人。两人曾有过一次关于诗的对话,揭开了中国诗歌发展进程中曾经扑朔迷离一段历史的奥秘。

       李东阳在他的《麓堂诗话》中说:“蒙翁才甚高,为文章俯视一世。独不屑为诗,云:‘既要平仄,又要对偶,安得许多工夫?!’然其所作,如《公子行》《短短床》二曲,绰有古调。《留侯图》四绝句,句意皆非时人所到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岳正的文章写的很好,诗歌创作功底也是不错的,但他不喜欢写诗,原因是写诗讲究格律,既麻烦又费时间。

       其实,明代如岳正一样“不屑为诗”的士人不在少数,岳正的说法代表了他们的心声。那么,问题来了:以诗为本的古代士人,为何“不屑为诗”了呢?其根源,明人不屑为诗之故,乃“以经济自许,天下亦以此望之。”简而言之,就在于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

       自隋开科举考试以来,历来重视明经理,通文史,晓词赋,科举中诗赋取士强化了诗赋发展的社会环境。唐代的进士科尤重文词,以甲赋、律诗作为考试的重要内容。诗赋最能显示士子的文学才华,其对士人的弃取起着颇为重要的作用,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内容的格局得以确定。同时,唐朝盛行行卷之风,即以诗文先贽见达官显要或文学名人,冀为其赏识延揽举荐,对科举中第也起了一定的影响。至宋,将进士分为经义和诗赋两科,尽管科考制度反复几次,但诗赋和经义两科进士至宋末不革。

       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诏令开科取士,翌年二月举行会试。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初无定规。明宪宗成化年间(1464—1487),八股文逐渐形成了以讲究格律、步骤,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成化二十三年(1487),始由“经义”变为开考八股文,从此确立了明代科举的制度形式。

       与前代相比,明代科举制度呈现出新的特点,即以经义为考试内容,以八股文为考试形式。其考试科目“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取士。”规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严格,限定字数,不许违背经注,不能自由发挥。这样,文学性的诗歌便作为无用之物被排斥在考试范围之外。所以,后人将明清的科举考试概括为“八股取士”,以与唐代的“诗赋取士”相对应。

       八股文是明代的一大发明。它有着严格的组织结构,各部分有严格的规定,形式上强调对偶排比内容以阐述儒家经义为主,作者不能自由发挥。在文章语气上,八股文必须模仿古人的口吻,“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就是所谓的“代圣贤立言”。八股文的虚拟形式要求考生能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对考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要求比较高,也可以说通过八股文训练,考生的抽象思维得到提高,形象思维则会受到压制,而后者是诗人所应有的基本素质。

       由于明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变化,取士路径愈加单一化。洪武三年,朱元璋下诏:“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这就堵死了其它的仕进途径,读书人与科举的依附关系空前加强。同时,明代的人口较唐宋剧增,而取士人数没有相应的增加。取士名额一科少则几十名,多也不过三百余名,这就加大了考生考取的难度。因而,士子们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来钻研八股文。

 

 

 明代士人为何“不屑为诗”
《明状元图考》明·顾鼎臣、顾祖训撰 

 

 

       同时,明代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只有学校出身者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这样,由童生而秀才,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每一过程都与八股文息息相关。所以读书人一辈子都耗费在四书注解和前人制义之中,其他经史子集与诗词歌赋一概不问。在明代,就连《文选》这样的著名选本,因与举业无关,竟被视为“嘲风咏月,污人行止”的杂书,以致很多士人生平未闻。其中原由,就是怕读了《文选》会迷上写诗。

      万历年间的著名学者宋懋澄在他的《悔读古书记》中回忆,宋家“古今籍甚备”,但为了使其专心应付科考,兄长竟将这些藏书全部秘藏,而且家中仆人也参与监督,一旦发现他阅读与举业无关的书籍,立即没收。袁宗道回忆幼年时说,他偶有感兴赋写首小诗,便为塾师大骂,并警告他“且一邑引以为戒,孰敢再为之。”顾炎武也回忆自己少时见闻,偶有一二好学诗文的人,会遭到父师训斥,被视为“坎轲不利之人”。陈子龙的遭遇也是如此,他喜好乐府、古诗,只能偷偷摸摸地学,写的诗“藏之笥中,不敢示人”。正如李东阳所言:“夫士之为古文歌诗者,每夺于举业,或终身不相及。”

       朱明王朝建立以来,出于整肃士习以利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明太祖朱元璋等大力推行儒学,将崇儒重道确立为基本的文化策略,作为该策略调整的一大步骤,首先将科举取士制度视为重点改造的对象之一,着力实施以经术造士的政策。对一般士子而言,入仕是出人头地的重要方式,也是自身价值的体现,士人趋之若鹜。这样,凡有意仕宦者,多以诗文为重心,古文歌诗少有涉猎。如此,“科目取士难免偏向一途,于是“黜词赋而进经义,略他途而重儒术”,明代士人不屑于诗的状况当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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