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到了宋代才和《论语》、《大学》、《孟子》合称“四书”，变成一个独立的文本。关于“中庸”这两个字的解释，汉代的大经学家郑玄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唐代很多人也是用这个解释，为什么叫“中庸”，因为它“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是《中庸》里边两个重要的概念，意思就是说把中和的道理怎么加以应用，所以叫“中用”，“庸”就是“用”。不过在郑玄自己对《中庸》本文的解释里面，他对“庸”字有另一个解释，说：“庸，犹常也”，“常”就是不变，常道。到了宋代，二程给它一个新的解释，这个解释也是一千年来影响比较大的。其言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就是不偏，“不易”就是不改变，就是“常”，这个不是从“用”字来讲，跟郑玄的解释就不一样了。“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是从字面进行解释，下面他们又做了一个阐发：“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偏之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凡是不偏的都可以叫作“中”，不偏的东西有很多啊，那你这儿讲的是什么“中”？“中者，天下之正道”，讲的是天下的正道。“庸”呢？很多东西也是不易的，那你讲的“庸”是什么？讲的是天下之定理。不管是讲“中”还是“庸”，都是跟“道”、“理”联系在一起的，强调的是正道、定理。

      最有影响的解释，当然还是朱子的。《四书集注》历元明清三代，影响差不多八百年。朱子的解释又不同，主要是对“庸”字的解释。“中”是什么？“不偏不倚”，这是继承了二程的讲法，不仅如此，他又加了一个“无过不及”，既不是过分，也不是不够，这个很重要。“庸”是什么呢？“庸，平常也。”我们现在说这个人庸庸碌碌，“庸”字也确实有这个意义。所以你看，“庸”有“用”的意思，也有“常”的意思，很普通，平常。这个当然也有朱子的深意，因为从字义上来讲，“庸”字也有这样的用法。他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平常”呢？他认为平常的东西才能长久。他经常说你大鱼大肉能天天这么吃吗？可是粗茶淡饭天天吃就没问题，这是他举的一个例子。那些你看起来好的不得了的东西，反而不见得能长久，这是他对“中庸”思想的一个表达。

      关于《中庸》的作者，在《史记》里面有一个记载：孔子有一个孙子叫孔?常?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就是说他六十多岁的时候被困在宋国，然后作了《中庸》。除了《史记》的记载以外，可能还有别的来源。比如郑玄说：“孔子之孙子思?匙髦?，以昭明圣祖之德。”为了表彰他的祖父的德行。子思在宋代以前不是很出名的，在汉代以及后来的魏晋，人们认为子思一共作了四部书，除了《中庸》，还有《表记》、《坊记》、《缁衣》，这四篇都是在《礼记》里。近年出土文献里边也出了相关的东西，1994年在湖北的荆州出土的竹简里就有《缁衣》，时代在公元前三百年。就是说那个墓主人下葬的时期大概就是孟子死的时候，因此墓中的竹简应该是在孟子以前。因为在墓里随葬这些东西，一定是流行了很长的时间、有一定的权威性、大家很珍视并且经常看，才会随葬。看起来应该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了。古人的时代不像现在知识爆炸的时代，都是慢慢念、慢慢流传的。比孟子的时代再早一百年，那就正好是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时代。所以从年代上讲，既使不是子思所作，也是跟子思及其学生那个时代差不多的人作的。这也证明了古人说的《缁衣》、《中庸》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品，在孟子稍前。值得一说的是，《中庸》的前十九章和二十章以后，有些人认为是两个部分，内容是不一样的，只有前十九章才是《中庸》，后边的不是。我想也不必这么拘泥吧，从内容上看，前面和后面确实不一样，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我想可以把《中庸》本身分为上下，这在古代的文献里也不少。有些人认为前十九章是子思作的，二十章以后是子思学派作的，这个当然也可以，但是没有必要把这两部分变成两个名字。古人的作品跟我们今天的著作权的观念不一样，比如《庄子》，现在是三十三篇，不见得都是庄子一个人写的，有的是庄子后学写的，但是可以统称《庄子》。很多古书都是学派性的作品，把子思作《中庸》理解为子思学派作《中庸》也是可以的。

      《孟子》，比较重要的是它跟《论语》、《中庸》的关系，这是近年讨论比较多的一个地方。照古书上来讲，孟子跟子思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主要是思想的关系。至于这个思想的关系是不是一个授受的关系，这个还不是非常确定。《史记》和汉代的古书都说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大家看《四书章句集注》的《孟子序说》，这是朱子在注解《孟子》以前先把这个书的背景做了一个交代。《史记》：“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下面有个小注：“赵氏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赵氏就是赵岐，汉代第一个给《孟子》做注的人。照这个说法，孟子的出身还是不错的，他是鲁公族，鲁国有三个公族，季孙、孟孙、公孙，他是属于孟孙这一系的。可是到了孟子出生的时代，家道已经衰落了，孟母还是很辛苦的，要织布啊，而且看起来孟子的父亲在孟子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孟子的字，《汉书》有两种说法，还不确定。“驺人也”，在曲阜附近，就是今天的邹城。“受业子思之门人”，这句话古人有争论，比如《史记索隐》说这个地方多了一个“人”字，原来就是“受业子思之门”，而且赵岐注和《孔丛子》等书都说：“孟子亲受业于子思”，但是呢，“未知是否？”朱子在写的时候不做肯定。古书有两种说法，我们现在看到的经典本文是有这个“人”字的，但是有人认为这个“人”字是多了。这一多和一少就差了一辈。关于这个问题，后来也有很多人写文章来算，认为按照时代来说，孟子是见不到子思的，孟子虽然活了八十多，子思也活了八十多，那也见不到面。所以现在大家都认为，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是正确的。事实上这一点，孟子自己也讲过，他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我没有机会作孔子的徒弟，“予私淑诸人也”，他不是孔子的徒弟那是肯定的了，年代相差太多，但要是学于子思，他肯定会说出来，可是他没说学于子思，而是“私淑诸人”，这个“诸”就是“于”，私淑于谁？他没有指出来。私淑就是不是正式的、亲身的受学。所以我们推测，孟子他应该是私淑于子思之门人，不见得是亲自跟人家学，但是确实受人家学问的影响。孟子出生的时候，孔子死了已经一百年了，说明什么呢？孔子的弟子都死了，不可能有活着的弟子。

      《序说》里当然说了很多的话，比如“道既通”，学到东西了，把“道”学到手里了，之后孟子就“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到齐国游说齐宣王，齐宣王不能用他。“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这个时候孟子已经六十多岁了，“不果所言”，不能肯定他说的话，“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认为他讲的那套东西都比较迂阔，不用他。“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当时大家都搞富国强兵，谁能打仗谁就是贤者，而孟子不是这样，他“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从尧、舜讲到三代，讲他们的德行，所以跟这些要富国强兵的国君不合。最后“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我们现在这个《孟子》就是七篇，跟司马迁讲的是一样的。就是说孟子到了晚年，就是不参与政治了，不去游说诸侯了，与他的万章等学生作了《孟子》七篇。主要讲什么东西呢？第一，序《诗》、《书》，继承“五经”的思想；第二，述仲尼之意，继承孔子的思想。

      孟子这个人是很会说的，逻辑性很强。他确确实实是以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学说为己任的，他自己说过：“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如果你问我的愿望是什么，就是要学孔子。孔子的意愿就是继承周公，孟子的意愿就是学孔子，所以不管是“周孔”还是“孔孟”，确实是有一个一脉相承的连结。孟子的时代当然是比孔子的时代要好一点了，孟子到哪个国家的时候，那个国家都要送黄金给他。那个时候的风气就是这样，有学问的人来了，国君都是要送重礼的，马车、随从都有。偶尔有国君不送的话，那在当时来讲还是一件事啊，大家要议论的。孔子的时代，士人在诸侯国里发挥作用的空间还是比较小的。孟子的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比较强。孔子的时代，大家还是不能自由竞争，还受制于周天子的秩序。

      好了，现在我们回到“四书”的本题。如果我们把“四书”作为一个整体，从理论上来讲，“四书”里面什么样的精神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参考今天时代的要求和今天时代的认识，我想还是“忠恕之道”最重要。关于这一点，我想找出几句话来，大家共同来探讨。在《论语》里边有这样的话：“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句话，这一句话可以一辈子奉行它，可以照着它来做，一辈子受用。“子曰：‘其恕乎！’”孔子回答说：那就是恕啊。那什么是“恕”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是出在《卫灵公》。

      第二段材料，有一个人叫仲弓，也是孔子的学生，问怎么理解“仁”。因为“仁”这个字在孔子的思想里是最重要的一个字，孔子对于西周以来的文化的发展主要在这个“仁”字。“仁”这个字当然并不是孔子的发明，但是在西周和春秋的文化里，都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最重要的概念，而孔子在《论语》里面有一百多次谈到这个“仁”字，不仅次数多，而且把这个“仁”字作为最重要的概念。因此，他的学生就经常问怎么理解这个“仁”、怎么实践“仁”这些问题。孔子就回答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出门如见大宾”就是说你走上社会，跟别人打交道，“如见大宾”，你见到一个很尊贵的客人，你的态度当然是很恭敬的，充满了敬意和谨慎。同样，“使民如承大祭”，“使民”，我想根据仲弓问这个话的场景和他自己的身份，他可能是一个使民者，是个领导。怎么样领导百姓呢？首先要有一个态度——“如承大祭”，就好像你参加一个非常重大的祭祀的仪式，那你就不能随随便便，你要非常严肃、恭敬。可以说这一条和刚才说的那一条都是强调“敬”。这个是《论语》里面特别重要的。

      子曰：“忠恕违道不远。”你做到忠恕的话，离这个道就不远了。这个是《中庸》里边引用的孔子的话。怎么样做到这个忠恕呢？“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己所不欲”我想就不用解释了，“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也是这个意思。“施诸己而不愿”，如果有一件事情，别人加在你身上你不高兴，那你也不要施加给别人，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另外一个讲法。语录在记的时候可能语气上稍微有些分别。我们看，在前面一个地方，子贡问的时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作为“恕”，这里讲“忠恕”，所以我们今天讲“忠恕之道”，它的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下面接着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大家看，君子之道有四项，处理人际关系有四项，我哪一项都还没有做好，这当然是他的谦虚了。“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就是我要求我儿子怎么对待我，我有没有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的父亲呢？“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我要求我的臣下怎么对待我，我有没有用这样的要求对待我的君主呢？“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我要求弟弟怎么对待我，我有没有把这个要求用来对待我的哥哥呢？“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也是一样。这四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具体化，这是《中庸》里面关于“忠恕之道”的一个具体的表达。

      接下来呢，就是《大学》。我们看《四书章句集注》也有类似的思想：“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朱注里面有解释，“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度”就是“量”，“矩”就是所以为方。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君子是有一个标准去衡量的。下面讲：“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你讨厌你的上司怎么对待你，你也不要用这个态度对待你的部下，你讨厌你的下属怎么对待你，你也不要用这种态度去对待你的上司。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中庸》里边讲的那些是一样的，这都是忠恕之道的具体化。“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右；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e矩之道。”就是君子一个标准、规矩，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原则。如果我们比照“四书”里边其他的东西，这个规矩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所谓的“忠恕之道”。

      但是，“忠”和“恕”到底有什么分别呢？《论语》里边也讲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我们一般认为是表述“忠”。你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你也要把这个好的东西给别人，你自己喜欢发达，你也应该让别人也发达，当然这个“达”字不仅仅是发达。关于“忠”和“恕”的论述都是以“己”和“人”作为框架的，以“己”为出发点，然后以己推人。我自己不要的东西，我也不要加给别人；我自己喜欢的，也应该让别人分享。这是构成孔子思想或者说“四书”思想的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原则。今天来看，它不仅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保障，而且也是处理国际文化关系、宗教关系一个可靠的基本法则。

◆四书概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