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左传》

　　《左传》是大家在《春秋》三传里最熟悉的了，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曹刿论战》、《烛之武退秦师》等篇课文就是出自《左传》，而《公羊传》和《榖梁传》有的人恐怕是听都没听说过了。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左氏传》或《左氏春秋》。这些名字里，《左氏春秋》应该更古老，《史记》中只记了这个名字，到了《汉书》中才出现了《左氏传》、《春秋左氏传》、《左传》之称。《左传》其实就是《左氏传》和《春秋左氏传》的简称。

　　《春秋》三传原本都是和《春秋》分离的，经是经、传是传，各自单行于世。《汉书•艺文志》里经、传就是分列的：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榖梁二家。

　　　　《左氏传》三十 卷。左丘明，鲁太史。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

　　　　《榖梁传》十一卷。榖梁子，鲁人。

　　这里的“古经”，即是古文本的《春秋》。“经”，则是今文本的《春秋》。《左传》与《春秋》合在一起，应该是始于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该书之序明言：“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这以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经传合一的样子。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提出是左丘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那左丘明是谁呢？很巧，《论语•公治长》里就记有一笔：“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么看来，左丘明应当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

　　按说，《左传》的作者记载这么清晰就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了，所以长时间中也的确没人提出疑议。可到了唐朝，倡导“舍传求经”的赵匡先生首先从《论语》的这段话里看出问题来了：左丘明以什么为耻，孔子也以什么为耻，从孔子的语气和态度来看，对左丘明还是相当敬重的，那么左丘明应该是先于孔子的贤人，而非孔子后学，不大可能在孔子死后还来做解释《春秋》的工作。

　　也是，《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文末兼及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前463年—前453年）之事。孔子逝世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那一年孔子都七十三岁了，而《左传》里记载了孔子死后那么多年的事情，别说左丘明比孔子还大，就是岁数差不多，那寿命也嫌太长了。

　　赵匡对《论语》的这段话的分析要说也还算合理，只是单凭这段话却也很难凿实左丘明一定年长于孔子。但赵匡的这一怀疑却把《左传》的作者到底是谁的问题喊了出来。从此以后，这个问题就争议不断，历代学者积极参与进来，竞相挖掘《左传》作者的信息资料，充分显示出“人肉搜索”的强大威力。

　　有人从作者的姓氏入手。《史记》里有一句“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很多人从中得到了启发。宋代叶梦得提出左丘明姓“左丘”而不姓“左”，所以不可能是“左氏传”的作者。而清代朱彝尊认为作者还是左丘明，“左丘”称“左氏”是因为避讳孔子的名字“丘”。刘逢禄认为有两个左丘明，《左传》的作者是战国时失明的左丘明，但不是《论语》中提到的左丘明。还有人则提出作者应当是一个姓“丘”名“明”的“左史”。

　　又有人从作者的地域入手。《左传》中皆以“我”称鲁国，对鲁国国君单称“公”，似乎作者就应该是鲁国人无疑。但有人觉得这是《左传》承袭《春秋》的用法，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反观《左传》中记载晋、楚两国的史事最为详细，作者是这两国人的可能性反而更大，如宋代郑樵、朱熹就认为作者应当是楚人，项安世和明代郝敬则主张是晋人。近人卫聚贤、钱穆另把作者归为卫人，或说作者是子夏，或说是吴起。

　　也有人干脆把《左传》说成伪书，如康有为就把《左传》说成是刘歆伪造的，说是刘歆从《国语》中分割出来再比附《春秋》经文而得的。他的这一说法在近代得到了很多大家的支持。

　　有点晕吧？这里其实还只是在n多说法中挑出若干较有代表性的而已。反正是众说纷纭，乱得很。然而，所有这些说法，看似热闹，但都缺乏强有力的证据，都无法达到此声一出众人闭嘴的效果。所以我们还只能说，关于《左传》的作者，目前为止还是疑案一桩。

　　相比《左传》作者的问题，《左传》的成书年代可能更靠谱一些。成书年代可以从《左传》本身的文字中找到很多蛛丝马迹。宋代时，郑樵、王安石、叶梦得、朱熹、王应麟等人就都考证作者为战国时人。

　　《左传》的最后一条记事，我们刚才说兼及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前463年—前453年）之事，其中提到了“赵襄子”。襄子是赵无恤的谥号，这说明《左传》起码成书于赵无恤死后，也就是公元前425年之后。那一年距离孔子逝世已经54年了，这也是人们经常拿来反对《左传》作者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的有力证据。不过，由于这一段的内容是附在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的记事里，出现在《左传》全文的末尾，在时间上也与之前的内容有着明显的脱节，于是有人认为这不能排除是后人掺入的。

　　另外，《左传》好用预言，而且大部分预言都应验了，只有少数的没有应验。所以有学者认为，应验的应该是作者亲眼见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情，而没有应验的则是作者生前没看到，这样根据预言的验与不验就可以大致推测《左传》的成书时代。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发现，《左传》中凡是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以前的预言都很灵验，秦孝公之后的预言则都失灵，所以他认为《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不晚于前360年左右。

　　考证的方法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近世多数学者都同意《左传》应成书于战国初期或中期以前。当然《左传》也很可能并非一时一人之作，不排除经过多代人的增补而成，顾炎武就说过，“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中国古代的很多典籍都有这种现象，往往都是经过了若干代人的手才成书。中国古人并没有那种类似西方的著作权的观念，文章是“天下之公器”，无论是挪用或改编他人的著述、还是著述被他人挪用或改编，人们都不会介意，完全是欢迎转载，无须注明出处。作者只要看到自己的学术得到推衍，自己的理念被更多的人接受就很高兴了。于是很多著述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被增删改编，作者和成书年代也就慢慢地成了一笔糊涂账。后人从典籍中试图挖掘作者或写作时代的信息，找到的东西经常会互相打架，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下面我们要提到的《左传》的性质问题也是如此，人们争论不休，问题的症结恐怕也在于此。

　　《左传》是古文经，在西汉没有立于学官，只是在民间传授。有人说《左传》出自孔子故宅坏壁，有人说是北平侯张苍所献。不管怎么来的吧，反正长期没太引起人重视。《汉书•楚元王传》载：“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原来学者就是利用《左传》搞搞文字学，到了西汉末年，刘歆校理中秘藏书的时候，发现了古文的《左传》，才把《左传》往解说《春秋》的路子上引。从这段记载来看，刘歆在完备《左传》义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甚至也可能对《左传》的面貌作了改变。这也成了后世刘歆伪造《左传》说的根源之一。

　　刘歆极力想为《左传》争取官方的地位，在太学里专门设一个讲席。设立一个专门课程、聘请一位专职老师，今天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但在西汉，兹事体大。首先，被立为学官，就意味着获得了国家的承认，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占有了对经典的解释权。其次，专职教师，也就是“博士”，是国家的官员，有着不菲的俸禄。因此，博士的设立和挑选都是非常严格的。整个太学，上千的学生，却只有十四位博士（教授），再加上“祭酒”（校长），总共只有十五位。设立新的博士就是要从这十几位的嘴里抢饭吃啊，那人家能干吗？更何况当时所立的学官都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属于对立阵营，这就是学术斗争啊。所以刘歆的这一请求遭到了博士们的反对，理由当然不是抢饭吃，而是相当冠冕堂皇的——“《左传》为不传《春秋》”。这是很要命的。博士虽有十四家，但内容却只有五经，只不过每经设若干家而已。《左传》要想被立为学官，无疑是要去挤《春秋》的名额。说《左传》不传《春秋》，也是就说《左传》不是解说《春秋》的，那就从根本上否决了《左传》有立学官的资格。

　　刘歆推动《左传》成为官学的努力，在当时遭到了失败，他写了篇《移让太常博士书》骂骂今文博士们过把嘴瘾，骂完后就收拾铺盖卷“自请外放”，离开中央当了很多年的地方官。到了王莽专政时，刘歆借助王莽的势力，才终于成功地将《左传》等古文经立于学官。但王莽很快就倒台了，东汉政权一建立，就把王莽立的古文经又都废了，只留下了《左传》，没多久《左传》也被剔除出了官学的队伍，此后终东汉之世也未能再立学官。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左传》没被立为学官，从某种角度来说可能对《左传》来说反而是件好事，相比立于官学的《公羊传》，《左传》避免了越来越僵化、烦琐的命运，在民间很蓬勃地发展着。随着汉帝国的崩溃，旧有的官学体系也就土崩瓦解了，《左传》趁势占领了学术的高点。此后《左传》地位逐渐上升，而《公羊传》和《榖梁传》则被逐渐边缘化。至唐代，唐太宗为统一经义令孔颖达撰修《五经正义》，《春秋》经只选了《左传》。唐时还规定了“九经”，《左传》因为字数最多，而列“大经”。

　　我们回过头再来说《左传》的性质问题。《左传》不传《春秋》，要说这也不是今文博士们无中生有硬安给《左传》的，因为《左传》中的确存在着许多跟《春秋》不配套的疑点。《左传》到底传不传《春秋》，也是千百年来学界最费吐沫的学术官司之一，直至今日仍未见平息。

　　为什么说跟《春秋》不配套呢？《左传》中除了有大量的无传之经外，还有很多的无经之传。无传之经，就是有经文没传文，《春秋》的一段文字，《左传》没有相应的解释。无经之传，就是有传文没经文，《左传》详细记载的事件，在《春秋》中却根本没有提到。无传之经还好说，顶多就是解释不到位。但无经之传就不太对头了，自说自话，好像不太符合解说的要求，算解释过剩？《公羊传》和《榖梁传》都是就着《春秋》经文发问，然后再进行解答，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与《春秋》结合得非常紧密。相比起来，《左传》就显得很另类。

　　此外，《左传》还有“续经”和“续传”的问题。《公羊传》和《榖梁传》的《春秋》经文都是止于哀公十四年的“西狩获麟”，《史记》中也说孔子修《春秋》至此就停笔了，而《左传》的《春秋》经文却止于哀公十六年的“孔丘卒”，多了两年的“续经”；传文更一直到哀公二十七年，多了十三年的“续传”。更麻烦的是，《左传》的经文的最后一条居然是“孔丘卒”，都说孔子作《春秋》，怎么连自己死都记上去了？想不让人抓把柄都不行。

　　《左传》中也有不少类似《公羊传》和《榖梁传》解经的文字，有一些说明《春秋》书法和义例的文字以及“君子曰”这样的议论性文字，但这些东西明显没有与传文融为一体，有的一眼就能看出后来嵌入的痕迹，让人觉得很突兀。

　　因此，很多人都主张《左传》与《春秋》本是不相干的两部书，是后来有人把《左传》改造成解说《春秋》的书的。谁改造的呢？由于上面举的《汉书•楚元王传》里的那段话，很多人都把目光投到了刘歆身上。如清代刘逢禄就说，《左传》本来叫作《左氏春秋》，性质与《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相似，后来经刘歆作了改造，才变成了《春秋左氏传》。但经现代学者的研究，一些怀疑是刘歆塞进来的解经语，其实在刘歆以前就已存在了，司马迁及先秦诸子都曾经引用过。

　　刘歆作案的证据不足，但《左传》的性质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当今的学者基本持两种观点，一是坚持《左传》本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后来经过解经的改造，但改造是在刘歆之前完成的。二是认为《左传》的确是解经的，但由于写作之时经传观念并不像后世那样严谨，所以会出现一些与《春秋》配合不紧密的现象。也有人指出《左传》可能本来就是在剪辑史料的基础上来解经的，传文中有嵌入的痕迹也不奇怪。

　　不管《左传》的初衷是否为了讲解《春秋》，但千百年来《左传》作为《春秋》三传之一，的确一直在扮演着讲解《春秋》的角色。《春秋》经文简单到如提纲一般，离开《左传》的详细叙事，后世就无从知晓《春秋》所载的史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不可能理解《春秋》的“微言大义”，也就不可能真正弄懂《春秋》。所以《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对《左传》有一段评价：“不明事迹之始末而臆断是非，虽圣人不能也。故说《春秋》者必以是书为根柢。”可谓说到点子上了。同时，《左传》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式，代之以丰富的史实和生动的文笔，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一部反映春秋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的宝贵史书，也留下了一部伟大的文学巨著。由此而言，《左传》在经学、史学以及文学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