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礼记》

　　《礼记》，顾名思义，是“记”，是解说“经”的一种作品，也就是说它本不是“经”。但九经也好，十三经也好，都有它，这是因为后来它被破格提拔，享受了“经”的待遇。同样享受这种待遇的还有解说《春秋》的《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

　　《礼记》解说的是《礼经》，也就是《仪礼》。从先秦至汉初，历代儒家学者对《仪礼》展开阐释、发挥义理，积累了大量的“记”。《汉书"艺文志》载：“《记》一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这一百三十篇并不是成体系的著作，而是一些零散的文章的总和，作者有很多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多数篇章都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后学的作品。

　　到了西汉，经师们讲授《仪礼》的时候，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的补充教材。经过长时间的流传，大多数的“记”的选辑本都被淘汰了，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选辑本：一种是八十五篇本，相传为戴德选辑，称《大戴礼记》；另一种是四十九篇本，相传为戴德堂侄戴圣选辑，称《小戴礼记》。

　　一般而言，中国人比较推崇大而全的东西，但在《礼记》这里好像却恰好相反。《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在汉代都立于学官，但在后来的流传中《大戴礼记》却不怎么受人待见，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大部分都丢了。而《小戴礼记》则幸运得多，郑玄注三礼的时候，《礼记》选用的就是《小戴礼记》，郑玄还为它作了出色的注解。此后，《礼记》就定型了，就是专指《小戴礼记》这四十九篇了。九经、十三经中的《礼记》都是《小戴礼记》，而没《大戴礼记》什么事情了。

　　四十九篇《礼记》，共约九万九千字，篇目分为：《曲礼上》第一，《曲礼下》第二，《檀弓上》第三，《檀弓下》第四，《王制》第五，《月令》第六，《曾子问》第七，《文王世子》第八，《礼运》第九，《礼器》第十，《郊特牲》第十一，《内则》第十二，《玉藻》第十三，《明堂位》第十四，《丧服小记》第十五，《大传》第十六，《少仪》第十七，《学记》第十八，《乐记》第十九，《杂记上》第二十，《杂记下》第二十一，《丧大记》第二十二，《祭法》第二十三，《祭义》第二十四，《祭统》第二十五，《经解》第二十六，《哀公问》第二十七，《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孔子闲居》第二十九，《坊记》第三十，《中庸》第三十一，《表记》第三十二，《缁衣》第三十三，《奔丧》第三十四，《问丧》第三十五，《服问》第三十六，《间传》第三十七，《三年问》第三十八，《深衣》第三十九，《投壶》第四十，《儒行》第四十一，《大学》第四十三，《冠义》第四十三，《昏义》第四十四，《乡饮酒义》第四十五，《射义》第四十六，《燕义》第四十七，《聘义》第四十八，《丧服四制》第四十九。

　　这些篇章，依照古代的分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通论十六篇：《檀弓》（上、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通论也就是关于礼的一般性理论，涉及政治、教育、学术、修养等各方面。《哀公问》、《坊记》、《表记》、《缁衣》、《孔子闲居》、《仲尼燕居》等篇都是通过记孔子言行、通过托名孔子的答问来发挥儒家学说的。

　　2、丧服十一篇：《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问丧》、《服问》、《奔丧》、《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古人对丧服之礼非常重视，一个丧服用了那么多的篇目。

　　3、吉礼七篇：《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投壶》。《冠义》、《昏义》、《乡饮洒义》、《射义》、《燕义》、《聘义》以及前述之《丧服四制》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分别解释的是《仪礼》中的《士冠礼》、《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仪》、《燕礼》、《丧服》各篇，跟《仪札》关系很密切。《投壶》记叙的是主人与宾客在酒宴上以矢投壶的游乐活动的礼节，是从射箭演变过来的，要是现在这纯粹就是玩乐了，但在古代，也跟射箭一样是灌注了道德内容的，要遵循许多礼节和规范。

　　4、制度六篇：《曲礼》（上、下）、《王制》、《礼器》、《少仪》、《深衣》。这些制度大到封国之制，小到器物之制，都有讲述。其中，《王制》述虞、夏、商、周四代之制，带有理想政治色彩。

　　5、祭礼四篇：《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郊特牲》，篇名好像很怪，“郊”是祭天，“特牲”我们前面讲过，是祭祀用一头牛。

　　6、明堂阴阳二篇：《月令》、《明堂位》。《月令》记述一年十二月的天文、气象、物候，根据月份的不同，又规定天子的服饰、居室、起居、政令的相关内容等。《明堂位》主要讲天子、三公、诸侯在明堂的所居之位等。

　　7、子法二篇：《文王世子》、《内则》。子法就是当儿子的礼法。前者记述周文王当世子时的掌故，可以为后世效法。后者是儿子、媳妇侍奉父母、公婆之法，讲的是家庭规范。

　　8、乐记一篇：《乐记》。儒家礼乐并举，注重音乐的伦理教化功能，所以《礼记》里会收入《乐记》。《乐记》讲音乐理论，讨论了音乐和文艺的起源、效果、作用等重要问题，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

　　这些篇章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礼仪制度性内容和思想理论性内容两大类，当然有些篇章是两方面内容相混杂的。像丧服、吉礼、制度、祭礼诸篇多是反映各种礼仪制度的，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代的社会史料。当然，这些礼仪制度对我们并非完全只是史料价值。难道还有实践价值？今天我们许多人连起码的尊敬父母师长都不会，哪里还可能受这些烦琐甚至呆板的仪节的约束呢？价值在于，看看古人的这些礼仪生活，我们才会知道为什么中国曾经是文明礼仪之邦，至少也能给这一称号留个证据，省得外国人不信，中国人自己也不信。

　　反映思想理论性的主要集中在通论部分及《乐记》等篇，这部分内容以礼乐为核心，涉及到政治、伦理、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学说。如《礼运》讲社会历史的进化，讲礼的起源和礼制的演变，特别是该篇所提的“大同”、“小康”两个社会阶段，在古今中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小康”这个词我们现在还在用，当然意思不太一样，而“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描述所展现的儒家的理想世界，更是成为历代先进中国人的追求，近代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都受其影响。《学记》讲的是教育理论，《经解》讲六经在教育中的不同目标以及礼治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表记》讲道德实践，《缁衣》讲冶国方法，《大学》、《中庸》、《儒行》讲的都是人生哲学。

　　《礼记》中的思想理论性内容深厚而丰富，思想理论性内容是《礼记》更为重要的内容，也是《礼记》在后世能超越《仪礼》、《周礼》之上的原因之一。礼仪制度是死的，代代多有变化，而礼的理论、礼的精神则是可以代代传承、发展、创新的。

　　《礼记》可以位列“十三经”，饮水思源，首先还得感谢郑玄，东汉末年，郑玄将《礼记》与《仪礼》、《周礼》二经并称“三礼”。《礼记》本是《仪礼》的附属，可郑玄这一抬举就抬到跟《仪礼》一样的地位了。此后，《礼记》又不断超英赶美，风头远远盖过了《仪礼》和《周礼》。唐太宗时，孔颖达奉命作《五经正义》，直接拿《礼记》作为礼经。《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礼》在汉代是《仪礼》，到唐代则变成了《礼记》。《礼记》这下居然反仆为主了。唐代立“九经”，并按字数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传》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糓梁传》为小经。《礼记》这样就又成了大经，在科举考试中尤受重视。

　　《礼记》在“三礼”中的影响为什么会越来越大呢？其中的原因，我们前面也谈到了《礼记》思想理论丰富，此外《礼记》在文字上也占了《仪礼》、《周礼》一个便宜，《礼记》不像它们那样古奥难读，相比之下有很强的文学性，善于用生动短小的故事阐明某一道理，像《檀弓》中“孔子过泰山侧”发出“苛政猛于虎”感慨的故事、“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等，都是很脍炙人口的。《礼记》还盛产大量警句格言，如“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曲礼》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运》）、“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学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杂记》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运》）、“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进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儒行》）等等。最为丰富的则是成语，产自《礼记》的成语非常多，如“仁至义尽”（《郊特牲》）、“半途而废”、“肆无忌惮”（《中庸》）、“一成不变”（《王制》）、“孤陋寡闻”（《学记》）、“博闻强识”、“不共戴天”（《曲礼》上）、“瑕不掩瑜”（《聘义》）、“特立独行”（《儒行》）等等。

　　谈《礼记》，必须突出谈一下《大学》、《中庸》。这两篇首先被唐代韩愈从《礼记》中发掘出来加以特别重视，至宋代朱熹将它们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从元代起“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书目，在明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五经。这大概又是一个反仆为主的例子了。

　　总之，“三礼”保留了许多古代礼制和当时社会生活情景的内容，对相关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三礼”之学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我国后世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