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时期，一些学者对传统经学作了创新的诠释，发挥经典中的民本思想和抗议精神，对君主专制制度和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批判。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大声疾呼：“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对作为“三纲”之首的君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唐甄宣称：“自秦汉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骂得可真够狠的啊！

　　满清以区区数十万人入主中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保持高度警惕的，其中之一就是文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镇压那些有民族思想和触犯现实政治的知识分子。电视上康熙、雍正、乾隆都是有道明君，但在捕风捉影、罗织文网上都一样令人发指。文字狱牵涉的人包括家属、亲朋、出版者、参订者、抄写人、装订人、买书人、处理不力的当地官员，只要沾上点边，都逃不脱干系，甚至死人都要挖出来再剐一道。更有买书人，在书商隔壁呆了一会，结果就连累那家倒霉的隔壁被发配边疆。每起文字狱案件被奴、流、刑、杀的少则几十，多则几百。而告发者往往升官发财，于是告讦成风，人人自危。其实，文字狱中大部分都是牵强附会出来的，像“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的诗句，愣给说成是影射满人没文化。这样一来，文人哪里还敢随便发挥什么经义，更别说经世致用了，与现实有关的问题都束之高阁，只敢躲在故纸堆里搞考证了。光穷经，不经世了。

　　不过，这也使考据学得以兴盛。考据学，也就是注重考据，论必有据，反对空谈，主要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对经书进行考证，并推广到其他书籍。考据学派学风质直朴实，所以也称为“朴学”，又因其在乾隆、嘉庆年间最为兴盛，而称“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标榜自己以直探经典真面貌为目标，跨越隋唐宋元，返回到离孔子最近的汉代经学，所以他们的学术又称为“汉学”。

　　乾嘉汉学主要分为吴、皖两大派。吴派以苏州人惠栋为首，他们的治学方法是信家法而尚古训，梁启超用“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来概括这派的特点。由于吴派墨守汉人的成说，以古不古为论断标准，缺点是很明显的，所以成就相对而言不大。

　　皖派以安徽休宁人戴震为首，他们在治学上不拘泥于一家之言，比较富有创造性，他们采取“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的考据方法。这一派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贡献较大，在音韵、训诂上都有很大的成就，将古代语言文字学推到了高峰。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孙诒让都是这方面的名家。

　　清代考据学的论著很多，仅阮元所辑《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辑《续皇清经解》就收了389种之多。

　　汉学兴盛，只是限于民间，而官学却一直仍是程朱理学的天下，仍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清代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对孔子、儒家文化大为推崇，雍正更是做出惊天之举——向孔子像行跪拜礼，这在中国帝王中是第一个。这些举动看似与他们大兴文字狱相矛盾，其实文字狱与定程朱理学于一尊，强化三纲五常，都是为了“统一思想”，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当然，民间的学问也逐渐对官学产生了一些影响。乾隆年间开设四库馆，编纂《四库全书》，总纂官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纪晓岚。这样民间的考据学派在官方也有了用武之地。《四库全书》经十年编成，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收录古籍3500多种，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四库全书》同时也是一桩大型“文字狱”，借整理古籍之机，大量图书被禁毁，据统计有3100多种、15万部之多。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被删节或挖改。

　　随着汉学地位的提高，乾嘉学者中许多人都成为达官贵人，完全丧失了批判精神，汉学看似颠覆了宋学的空疏，却剥离了经学的核心——价值观，使经学成为一个空壳，逐渐成为束缚思想的绳索。

　　正在考据学如日中天的时候，反对的派别也悄悄形成了，那就是常州学派。考据学复兴的是东汉的古文经学，常州学派则进一步上溯到西汉的今文经学，因此常州学派也称今文学派或公羊学派。今文经学我们前面说过，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最重视《春秋公羊传》。在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庄存与、其外孙刘逢禄、宋翔凤的推动下，时隔千年以后，清代重新都树起了公羊学的旗帜。鸦片战争后，列强环伺，中国危亡，很多学者不再像乾嘉学者那样脱离现实，而是积极关注社会政治，希望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公羊学的“三统”改制和“三世”进化的理论遂成为他们的理论武器。一时间，公羊学风靡于世。

　　清代公羊学的开创性的人物都没什么大名气，但后面接棒的人却很多都是大名鼎鼎，如刘逢禄的学生龚自珍、魏源，最有名的当属康有为。康有为对公羊学的理论进行了改造，并以之作为推行维新变法强大理论依据。康有为以“三统”改制说来倡导变革，并将西方的民主政治、议会制度都解释到里边来，还以“三世”进化说论证了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样，在经学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公羊学又再度跃上了中国学术和政治舞台的中心。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他所宣扬的公羊学冲击了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在中国近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是今文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而古文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是章太炎，他对中国近代哲学、文学、史学和语言学也都有相当大的影响。随着清朝的灭亡，那种作为统治思想、对社会具有全面指导意义的经学也就寿终正寝了，但经学作为整个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社会意识以及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模式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是中国文化的本质和灵魂，已经融入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中去了。

　　儒家经典文字简约，本身就有很大的诠释空间，历代儒家学者，因应时代的呼唤，不断从经典中寻找精神资源。经学也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不断绽放出绚烂的花朵。

 

　　几千年的经学发展，这里只能是讲一个很粗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