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宋代经学就呈现出完全不同于汉代经学的特点。汉代经学注重制度名物的训诂考证，而宋代经学注重经书的义理研求。中国学术史上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经学在宋代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有内部和外部的原因。从内部来讲，从汉至唐，注疏的路子已经走到头了，该做的差不多都做了，很难有所突破了，《五经正义》算是做了一个总结。同时，儒家学者们也不愿意继续在经文注疏的夹缝中塞进自己的一些观点看法，他们需要突破形式上的束缚，进行自由发挥。

　　从外部来看，首先，佛老之学在义理上的优势让陷入僵化的儒家注疏经学相形见绌，经学必须要调整风格，改走义理路线，才能防止追随者的不断流失。其次是科举考试效应起了作用。唐代科举有明经、进士二科，明经重帖经，把经书的一段挡上，像现在的填空题，考对经传的死记硬背的功夫；进士重诗赋，考文学才华，进士尤其受重视，所以唐代诗人很流行也就不奇怪了。显然这种考试很难选拔出真正的治国人才。宋代王安石变法，确定科举以“经义”取士，颁行《三经新义》，明令学生们弃古从新。考试大纲变了，学生们也都赶紧跟着变，专研经义、求新求异也就蔚然成风。国家政策导向的力量是巨大的，几十年前偏重意识形态的时候，学哲学、马列就吃香，后来偏重经济发展，学经济金融的就吃香，这都是一样的道理。

　　宋代经学一般都是从“宋初三先生”说起。哪三位先生呢？安定先生胡瑗、泰山先生孙复、徂徕先生石介。他们三人都生于北宋太宗末年和真宗初年，主要学术活动都在北宋中叶的仁宗时期。三人皆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批评佛教与道教，喜欢按自己的理解来阐发经书义旨。三人的思想对理学的形成具有先导意义，被后世尊为“理学先驱”。

　　不过，三先生毕竟还只是先驱而已，宋代学风真正的转变是从庆历年间才开始的。从那时起，以刘敞、欧阳修、李觏、王安石等为代表一批新新学者，带领了疑传、惑经、改经以及通经致用的学术风尚，经学面貌大变。刘敞著《七经小传》，标新立异，清代的四库馆臣给了他一个评价：“盖好以己意改经，变先儒淳实之风者，实自敞始。”欧阳修作《童子问》，认为《易经》中的系辞、文言等“十翼”都是假的。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影响就更大，这咱们前面也已经提到了。

　　经书本是非常神圣的，现在居然可以怀疑，甚至被改动，这对严守家法、师法的汉人来说不可想象的。宋人的这种颠覆性，一下给经典诠释打开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可以更自由地阐发义理，将经学的义理化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打着恢复圣人之道本来面目的旗号，但这不可避免折损了经典的威严，更难逃臆造的流弊。因此，清代皮锡瑞作《经学历史》就将宋元明时期定为“经学积衰时代”。

　　通经致用也无疑是一个好词，按王安石的话就是“变学究为秀才”，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不过有时候理论也会引起不好的实际。两宋之际的胡安国作《春秋传》，借《春秋》以议论政治，他发挥《春秋》尊王之义，一再强调兵柄不可下移。本来就对这事犯嘀咕的宋高宗读了《春秋传》，正好找到了疑心岳飞的理论依据，结果出了“风波亭惨案”。

　　宋朝学术上最大的事情就是理学的兴起。所谓理学，首先当然就是要讲“理”，把“理”视为最高的范畴，所谓“万物皆有理”，“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理学家们秉承韩愈的“道统”说，认为魏晋以来的经学走入歧途，自己才是接续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因而又有“道学”之称。他们最重视的儒家经典是《周易》和四书。理学家多以经注或经说的形式阐述理学，因此宋明经学呈现出理学化的特点。

　　理学的创始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人，至朱熹始集大成。比起汉唐学者乃至王安石等学者，理学家治经，有了更高的目标，就是要“收拾人心”。经过唐末及五代十国的这通乱，君臣之分、伦理纲常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欲横流，社会风气很不好。理学家们很生气，要防止道德堤防的崩溃，这本是一个很高尚的目的，但凡事不能走极端，以致弄出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来，这也太高尚了，钳制人性了。

　　理学家的论学对象多集中于理欲心性，发挥儒家的“性命义理”之学，挖掘相关的经典，于是“四书”脱颖而出。“四书”，亦称“四子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朱熹合辑作《四书章句集注》，始称“四书”。《论语》、《孟子》，不用多说，《大学》原为《礼记》的一篇，传为孔子弟子曾参所作，其主旨重在阐述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中庸》原是《礼记》的一篇，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集中讲述性情之德，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朱熹对四书极为重视，《集注》修改了好多遍，尤其是《大学》，他动手改编为章句，分成了经、传两部分（这就是“改经”！）。朱熹直到临死前一天晚上，还在修改《大学》。南宋后“四书”的重要性逐渐超越“五经”，元至清皆为科举取士的标准书目。

　　朱熹生前很不得志，他的学术被宣布为“伪学”，弟子朋友被列为“伪党”。死后，他的理论的价值才被统治者发现，逐渐成为统治思想，朱熹本人也获得很崇隆的地位。

　　元代时间很短，没出过什么大家。况且朱熹刚去世没多久，有朱熹这么个超级大家罩着，光消化他的思想就要很长时间，也难出什么大家。元代可一提的经学家有郝经、赵汸等。

　　明代，虽然时间很长，经学却也很不争气。明人学风空疏，学问上没什么太大出息。

　　明成祖的气魄很大，比如派郑和下西洋，多大的场面。学术上，他也喜欢搞大工程，下令编《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以朱熹注为正宗，《五经大全》则多抄袭前人成说，如顾炎武所说“无非盗窃而已”，“上欺朝廷，下诳士子，……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明代开始用八股文取士，这本来只是一种文体，个人以为当时可能也是为了规范考试，有利于判卷，就像我们现在的标准化试题的初衷是一样的。不可否认，历史上也出现了许多非常精美的八股文。只是八股文格式愈来愈严，甚至形式重于内容，终于成了消磨人才的机器。直到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八股始废。

　　明代八股出题大都出在《四书》上，所以《五经》基本没人读了。多读四书、多背范文，就有机会考取进士作大官，对四书之外的知识，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大概也正是明人学问浅陋的根由之一吧。想想我们现在的学生，出了课本和考试大纲，知道的又有多少呢？也别说明朝的人了。

　　当然，明代也出现过一些可称道的经学家。如王阳明，理学流派——心学之代表人物，作《五经臆说》、《大学古本旁释》、《大学问》等，提出“经学即心学”的思想。又如梅鷟，作《尚书考异》，对孔壁古文和伪《古文尚书》表示怀疑，开清代阎若璩、惠栋《尚书》辨伪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