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两汉经学　

　　经学，就是关于儒家经典的训诂注释、义理阐释、以及学派、传承、演变等等的学问。那些解释经或发挥经义的著作，又称为“传”、“记”、“说”、“解”、“训”、“诂”、“注”、“笺”等。有些注解经书的著作后来自己也上升为经，比如诠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在唐代都被列入了九经。

　　西汉武帝时，董仲舒上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大事件，标志着中国进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经学时期。后来汉武帝又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专设五经博士。这个博士是学术官员，可不是像现在的学位。当时每一经都置博士，博士下置弟子，博士与弟子讲习经书，传承师说。

　　至此，百家之学在官学中失去地位，儒家经学成为唯一正统官学，亦成为两汉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形态。

　　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历经秦火战乱，汉初经典大都没有先秦旧本。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当时流行的隶书在当时人看来也就是所谓的“今文”了）。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只是经书书写文字不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解经、学风等方面均有不同。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往往为当时政治、经济、法律作论证，走的实际上是一条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路子。今文经学最重视《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的特点是偏重训诂，留意经籍所记典章制度和历史事实，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走的实际上是一条文字学、历史学的路子。古文经学最重视《周礼》。

　　董仲舒就是今文经学的第一位大师，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拿“《春秋》大一统”作为理论依据的，而“大一统”就出自《春秋公羊传》。所以，武帝所立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具有最高的理论权威，渗透到了国家政治的各个角落。

　　一个东西一旦具有了某种神圣性，就很难再自由发展了，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逐渐衰落。据记载，光《尚书》中的篇名“尧典”两字，经师就能说上“十余万言”，这种烦琐可见一斑。同时，古文经学在民间却不断发展壮大，逐渐也产生了跻身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今古文经学之争。西汉末年，古文学家刘歆大倡《周礼》，为王莽改制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古文经得到王莽的支持，《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毛诗》等古文经一度得立学官。王莽甚至以《周礼》为蓝本进行了一场荒唐的改革，这也是他迅速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自西汉末年开始，今、古两派各守门户，互相排斥，大打口水仗。经义不统一显然不利于统治，双方的争论终于闹得皇帝也看不下去了。于是，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东汉章帝亲自召集当时的名儒在白虎观开了个研讨会，史称“白虎观会议”，会议纪要整理成《白虎通义》作为国家法典公布。《白虎通义》对今、古文经学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但总体上还是维护了今文经学的统治地位。

　　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逐渐有压倒今文经学的势头。至东汉末，今文大师何休与古文大师郑玄有一次著名的大论战，何休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郑玄则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一一进行了驳斥，何休看了后叹道：“康成（郑玄）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这也就是成语“入室操戈”的出处。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之争这才开始平息。直到清代中期，今、古文之争才又被点燃，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为乾嘉学派和章太炎等所发扬，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并最终成为清末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两汉经学的特点是神学化。汉政权推翻暴秦取得天下，面临着许多严重问题。第一大问题就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汉之前，虽有夏、商、周、秦之朝代更替，但继起者却也是“天潢贵胄”，可以依靠贵族祖先的权威来进行统治。而刘邦在参加“革命”前也就当过亭长，才是个乡镇干部，凭什么可以成为统治天下的皇帝呢？这就只有借助上天的力量了。所以刘邦一边打天下一边就开始给自己编神话，比如说自己是赤帝的儿子、身边彩云缭绕什么的。董仲舒带来的君权天命等一套成系统的神学理论显然比这些空口白牙的神话要有说服力得多，皇帝和臣民都容易接受。为促进儒家学说迅速占领统治地位，同时也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求，以神学解经之风在汉代盛行，经师都喜欢以谶纬、灾异来说经。

　　“谶”就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像秦始皇时出现的“亡秦者胡也”就是一句谶语，谶多是这样神神秘秘、模棱两可的一类话。传说秦始皇听说这句谶语，赶紧修长城来抵御胡人，没想到这句话其实是应验在他儿子胡亥身上的。反正怎么灵验就可以怎么解释。东汉光武帝起家的时候也利用了一句“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语，所以他当皇帝后，甚至“宣布图谶于天下”，谶成为东汉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纬”就是纬书，据说是孔子依六经作六纬，其实都是汉人编的，以神学理论来附会儒家经典。纬书中还大力神化孔子，像《春秋演孔图》中说：“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均颐，辅喉骈齿，龙形龟脊虎掌……”完全把孔子描绘成了一个神怪式的人物。

　　灾异说则是以自然灾害和特异的自然现象来推断人事吉凶、政治得失、国家兴衰的一种学说。其基本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人事得当，政治修明，则天现祥瑞以示嘉奖；如果人事有过失，政治昏乱，则天现灾异以示惩罚。

　　谶纬、灾异些都是荒诞迷信的东西，注定不能与六经长期并行的，在后世经学中逐渐失去了市场。更何况像谶这样的东西，刘秀可以编一条为自己服务，别人自然也可以，东汉末年黄巾军不也编出了个“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来为起义服务吗？所以后代统治者对谶纬这些东西也越来越谨慎，多次禁止谶纬。

　　但我们也要看到，谶纬、灾异也不是一无是处，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两千年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最高伦理规范，其最初的确切表达即是《白虎通义》从礼纬《含文嘉》中引来的。像《河图》所说的“地恒动不止”，《春秋纬元命苞》所说的“阴阳激为电”，甚至还包含了宝贵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而且皇帝在接受天命的说法为政权护航的时候，同时也就必须接受“天”的约束。董仲舒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汉代儒者即利用灾异说来制约皇帝，可以合法地要求皇帝反省错误，施行仁政。这即是灾异说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

　　儒学在汉代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却付出了背离原始儒家理想的代价。原始儒家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民本思想，不讲“怪力乱神”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都被牺牲掉了。

　　两汉经学的确立标志着儒学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所总结和发展的儒家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成为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两汉经学在清代重现异彩，被乾嘉汉学和清代公羊学所继承发展，清代公羊学更是成为清末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