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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悲伤——中国法学界再失一员大将!

(2010-12-01 16:21:11)
标签:

陈桂明

京都律师事务所

中国法学会

杂谈

分类: 感慨点滴

    一个最不想知道的噩耗再度袭来——11月27日,我国民事诉讼法知名学者、《中国法学》杂志总编辑陈桂明教授不幸离世,年仅49岁。此前,中国法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在发出的相关讣告中,均称陈桂明教授已50周岁,其实并不准确——实际上还差5个月,但仍可谓英年早逝,令人痛惜。

    陈桂明教授是1961年4月出生,比我大两个月。当年我与他在大律师田文昌创办的京都律师事务所相识并倾心交谈时,方知我们不但同龄而且同为大学80级,只是陈桂明教授读的是西南政法学院(今西南政法大学前身),而我是学历史的,因而我就一直崇敬这位科班出身的兄长。

无尽的悲伤——中国法学界再失一员大将!

    记得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期,也就是十五六年前,中国政法大学的田文昌副教授辞职创办了京都律师事务所。开办之初,我们新闻界的友人都前去祝贺,竟然发现田老师出乎意料地“网罗”了一批当时尚无名气但却是一流顶尖的法律人才,而且他们均为法学博士和硕士,记得有马怀德(我国第一位行政法博士,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今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刘凯湘(知名民商法专家,时任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今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桂明(我国第一位民事诉讼法专家、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后任《中国法学》杂志总编辑)和傅世德等人。由于他们的加盟,田文昌老师便很骄傲地称自己律师所为“硕士和博士所”(那时的博士与硕士好象没有像今天满大街都是)。

    遗憾的是,没有多久,这批优秀人才就开始“退缩”了,因为他们不舍得离开校园,尤其是他们自己在学术研究上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之时。为此,尽管田老师执意挽留,但几近没有效果。后来,田老师在与我交谈时,还为此感慨了半天。其实,田老师应该考虑得到,虽然当律师收入丰厚,但当律师的声誉远没有做大学教授好,一如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所言“世界上最好的职业就是在大学里当教授”(大意如此)。

    果真,从那时以后,这些学者不在京都律师事务所挂名了,即便以律师身份出现,也只是偶尔的兼职罢了。不过几年后,他们个个皆学有所成,成为国内法学大家,倒是能够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远比当一个律师的名气更大、出入学术讲坛更加自如。

    陈桂明教授不仅在学校里有名气,即便是在校外也多被人所知。这些年来,欲做职业司法人的第一道“门槛”的司法考试很是红火,一些考生为了顺利过关,可谓想尽了法子,其中之一就是要注意打听某一个学科当年出题的思路。记得北京万国学校一位指导民事诉讼法课程的老师就郑重其事地告诉台下的众多考生们:今年要注意,是陈桂明老师出题,他对调解这一块向来非常重视,或许他会出这方面的试题。其实,司法考试中经济仲裁方面的许多考试题,也是陈桂明教授负责出的。尽管许多人反映考试题目太难,但陈桂明坚称只要专业基础扎实并会实际应用,就不该有这样的反应。在这一点上,陈桂明教授并不想妥协,由此看出他的性格中比较决断的一面,即不人云亦云,轻易否定自己的判断力。

    正是因为陈桂明教授的学识与成就,中国法学会在属下《中国法学》杂志总编辑出现空缺时,很快就选定了他。一次,在中国政法大学开一个学术会时,陈桂明特意预备了一些纸袋,里面就装着他接手后的两期《中国法学》杂志。他笑容可掬地给每个相识的朋友发放新出版的杂志,并告诉他已正式由法大调入法学会。他这样郑重地回答人们的疑问,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虽然大家知道,中国法学会名义上是一个法学界学术团体组织,但又与一般的纯学术团体不同,带有明显官方色彩,其规格有些像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等。而这样机构下的学术刊物又能有几分学术气呢?但自陈桂明接手《中国法学杂志》后,其面貌大为改观,几期杂志出版后,就很快取得了京城法学界的一致称赞,由此感觉到杂志新总编的不凡学识与气度。

    因为我的一位老领导同在中国法学会供职,我便时常去那儿转转。记得是今年春天,老领导神情黯然地告诉我,陈桂明病了,是胰腺癌晚期。我一听愣住了,感到喉头发紧。老领导告诉我,陈桂明的病是在例行体检中发现的,情况很不好。现在他不想过于声张,也不让人去看望。我点头表示理解。因为没有得过大病的人是很难理解病人那种特殊的心境的,他们不需要什么宽慰,也不需要旁人善意的欺骗,只是想独自安静一会儿,或者说由自己慢慢来捱过这一突如其来的苦难,最终使自己释然一些并勇敢地面对罢了。

    如今,陈桂明教授离去了,这的确是中国法学界痛失一员大将,作这样评价不过分。我不想过多地举例说明陈桂明在法学上的卓越建树,这会有他的许多著述可以证明。我只想说的是,是他多年来一直在大声疾呼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程序法治,只有解决了程序法治的诸多问题,才能真正步入法治化的自由天地。道理很简单,没有必要的法治意义上的程序规范,就谈不上保障公民的实质权利。即便是一时取得了实质权利,如果不按程序办事,既保障不了应得的实质权利,又会使已经取得的实质权利付诸东流。更重要的是,我们只有依靠合法的程序权利,才可以纠正导致实质权利的过失与错误。

   类似这样的告诫,并不是许多人愿意听取的,尤其是一些掌握实权的领导人更愿意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而不愿依照法治的“套路”行事。现在我们不是仍然在强调摒弃“人治”而张扬法治吗?这里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你究竟愿不愿意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如果不讲究程序法治,就不算真正法治意义上的法治。今天我们感觉痛失陈桂明这样的学界一员大将,就是在忧虑今后还有谁能像陈桂明教授那样理直气壮地宣示“程序法治”?!

    陈桂明教授离去了,法学界有无数人为他悲伤和痛苦。但是,相信大多数人也同意如下说法:活着的人悼念已亡人最好的方法是继承其遗志,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即将其生前矢志关注的中国法治大大地向前推进,而绝不再是反复与倒退!倘如是,就能告慰陈教授的在天之灵,使先生的遗愿得以在中国大地早日实现。

    陈桂明教授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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