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省靳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八省靳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

   10月9号的凌晨，我躺在床上正半梦半醒，手机传来急促的铃声，我摸起来一看，是二毛表哥的，我立时预感不好。我和表哥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恰恰我们却很少通话，但我知道，88岁的老爷子一旦有个闪失，第一个来电话的，肯定是二毛。没有特别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半夜打来电话。果然，电话那头传来二毛低沉的声音：四姨夫（老父是他的姨夫）晚上10点多突然昏迷，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现在正在抢救……

  我起身拉灯，睡意全无。我忽然想起自己的预感，作为儿子，我实在不是一个“孝子”我终年在外奔波，一年回个一趟、两趟的就算不错了，但近几个月，鬼使神差般的，我连续多次回到襄樊看望老父，我在同父亲的对话中，明显的感觉他的语言逻辑开始混乱，总在重复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从那时我就有一种难以言述的感觉，随即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于是在8月的一天，我带着摄像机来看望他，我拍下了他和家人的谈笑风生，拍了他对我和他孙子的谆谆教诲……我在想，也许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后的音容笑貌。

   凌晨1点多，二毛的电话来了，说：老爷子走了……那一晚，我再也没有睡着。我打开电视，电视剧《新四军》已经播完，《彭雪枫》已经开播。银幕上，硝烟滚滚，战马嘶鸣，革命战士浩气凛然。

二毛在电话里告诉我，老爷子平时很早就要睡觉，但为了看《新四军》他等到了10点多，他自己打了一盆洗脚水，把脚泡在盆子里，就等着《新四军》的播出，当《新四军》开始播出不久，老爷子就歪在沙发上溘然长逝了。虽然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告诉他们，老人早已经辞世了。

  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一代新四军最后的老兵，在新四军的军歌声中，以自己最完美的方式谢幕了。他生前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走的时候，也没有给组织和家人带来一丝麻烦……这种归宿，是一种境界，一种造化。

   第二天一早，我立即驱车赶往襄樊。一路上心猿意马，浮想联翩。父亲的影子一直在眼前晃动。我打小是由祖父和祖母带大的，父亲的概念很模糊，也没有一个具像的“父亲”。“父亲”这个名字对我很遥远，遥远到我压根没有去考虑他。见到父亲的时候，我已经很大了，从见到他的那一天，我从心里就没有接纳他。一直没有喊他“爸爸”。但他好像根本不在意，仍然把我送到天津的干部子弟学校住读，他仍然回到北京军区当他的炮兵政委。几十年来这两个字一直很吝啬的藏在自己内心的某个角落，直到有一天，儿子的一句问话，使我猛然一惊，那天儿子在老爷子门前突然问道：爸爸，我怎么没有听见你喊爷爷“爸爸”呀？！我没有回答，我也无法回答，那天我推开门，大喊一声：爸爸，我们来了。那次，是我有生以来喊出来最实在最真诚的一声“爸爸”。

  赶到襄樊，父亲已经送到殡仪馆。组织派来的老干部科袁科长与我接洽处理后事的有关事宜。问家属有什么要求，需要什么规格等等，我告诉袁科长，父亲在世的时候，总不给组织伸手要什么，我们家属不能坏他的规矩。感动之余，袁科长告诉了我一件事，一次，几个老干部的家属和子女找到老干部科，要求把组织上分配给老干部的住房买下来，但根据政策，单位又没有权利把房子卖给子女，在工作难做的情况下，袁科长只好把德高望重的老爷子搬了去，老爷子一去，就说，你们算一下，这么多年，我应该交多少房租，我一起交来！那些要房子的人一看，他老人家都这个姿态，大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说到这，老袁是一脸真诚的感动。

  袁科长递给我一份老爷子的生平资料，说现在不让开追悼会。只有给大家发资料了。那些资料简明扼要的写着老爷子几十年的经历。900个字，浓缩了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漫漫征途，烽火硝烟。

  吊唁大厅分为正厅和侧厅，大厅气势辉煌，价格高昂。袁科长征求我们的意见，用哪个大厅为好，我说，老爷子一辈子低调，我们还是遵从他的为人处事原则，用侧厅就可以了，但组织出面还是租用了最为豪华的正厅。我望着大厅中央老爷子的遗像，想，老爷子生前级别一直为副厅级，身后却转正厅了，真有点黑色幽默。

  二毛告诉我，在给老爷子准备衣服，清理物品时，竟然没有发现他老人家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一双像样的袜子。老爷子在我的印象中，永远是一件灰白色的中山装，风纪扣系得紧紧的，一顶塌了檐的灰布帽子扣在头上，走到哪里，都会认为他是一个退了休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老学究。

   从来我都认为他很小气，对钱抠得贼紧。我15岁离家当兵，在站台上，他给了几角钱，说，到了部队就会发你6块钱的津贴的……当时我身边的家伙哪个手里都有个大几十的。但他对我的祖母，就是他的母亲，却从不马虎，哪怕是他在文化革命中被打倒，日子及其艰难的时候，对祖母的生活费都很少延误，就靠他按时寄来的十块、几十块，我和祖母一起渡过了那段最为艰辛的日子，那张绿色的汇款单，简直就是生命的象征。

  关于钱，他的老战友告诉了我一个他从来没有告诉我的故事。那年，新四军五师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湖北大悟县宣化店。突围的时候，上级告诉大家，如果还活着，就到指定的地点集结。混战之中，新四军战士被打得七零八落。不少人就此离开了部队。他身上背着团部的伙食费——一大包银圆。他的大哥，曾经带老爷子参加革命的老兵，让他带着银圆跟他一起回老家，那包银圆足够他们当几回地主的。老爷子没有干，他自己背着那包银圆费劲周折终于找到了部队。后来，他的大哥自己回家了，解放后被打成了“逃兵”，“叛徒”。最后，老爷子出面写材料证明：大哥虽然在解放战争中当了逃兵，但在抗日战争中还是有功的。接下来，政府还是按照政策给予了他大哥应该有的待遇。

   后来慢慢知道了，老爷子的钱多用在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资助，一个是“出书”。资助任何找他帮助的乡里乡亲。当然，在他资助的人里边也不乏白眼狼。在他当新四军研究会会长的期间，他“出版“的书籍达10余本，（因为没有出版刊号，只能算是资料）多是他自己掏腰包，他这样做，没有如何回报，没有利益的驱使，为什么？一颗赤诚，一种情愫，我明知道那些东西在当今没有什么市场，甚至难进所谓的“大雅之堂。但我知道，在他字里行间里，有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激情和一切……

   老爷子一辈子当的是政工干部，一身书卷之气，且沉默寡言，以父子关系来讲，我和他的沟通很少很少，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什么闪光的语言，更没有豪言壮语，他行多于言。但他的勇敢和镇静，我是亲眼所见。那年，听说祖母在老家病了，他执意要回去看看.老爷子是个绝对的孝子，60年代中期，是武斗正酣的日子，襄阳和樊城的“造反派”隔江而治，樊城的街上到处可见被子弹打断的电线，白天都少有行人。那时候，没有桥，武斗的双方用机枪封锁住对方的码头和渡船，也彻底阻断了两岸的交通，火车站在樊城，要赶火车，必须过江。那个晚上，老爷子带着我和另外几个人冒险租了一条小渔船从襄阳向樊城划去，走到江中心，对岸一阵机枪子弹扫来，掠过头顶，落在船边，激起白色的水花，残酷却很绚丽。老爷子一声低吼：趴下，随即把我压在了身下，全船的人一动不动，船在江中间随波飘荡，直到枪声停息，我趴在船舷上，看着对岸的火光，再看着老爷子镇静自如的脸，他那晚的神情和举动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我相信，英雄就是这样。

   到了老家，下了火车，离祖母家还有40多里路，由于武斗，长途汽车早就停开了，我们摸着黑走了一夜，那一夜，我知道了什么叫坦然面对，什么叫男人。那一年，我应该是12岁。

   我清楚的记得，在他70岁的时候，还站在祖母的床前，让祖母拿棍子打他，他很清楚，他是在用自己的孝心博得祖母内心真正的满足

  在国际歌声中，我们为老爷子送行，没有悲哀，没有眼泪，只有一种崇高的迸发，一种豪情的宣泄，我为自己父亲——一个坚定的战士而自豪

在他的墓志铭上我们写道：

 诞生于富河之滨

 投身于抗日战争

烽火岁月50载

 金戈铁马征途漫

  徐蓬同志的一生淡泊名利，情操高尚，生活简朴，平和而安宁，博学而优雅，是后辈之敬仰之楷模。

               于2007年10月16日凌晨1.3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