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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校并不大，但搬一次家可并不轻松。学校的领导舍不得花钱请人来搬。当然了，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这个学校培养的是技术工人，劳动对于你们，也是一种体力和意志上的考验和锻炼嘛！’

    就这样，搬家的重担全落到了我们班和服务班的学生身上。谁让我们是老生呢！好歹也要给新生做做样子，起个老大哥、老大姐的带头作用。

    这就是回学校的那个晚上，办公室干事阮世海（我们暗地里也叫他袁世凯）召集我们，讲了一小时四十分钟的搬家鼓动会的内容。本来几句话就可以交待清楚的事，凭着他三寸不烂之舌，大道理、小道理，外加正反论法；直讲到我们呵欠连天、如坐针毡。末了才提到学校要搬去一个叫臧家的地方。

    于是后排坐的人立即交头接耳，小声打听起臧家在什么地方了。小胖坐在第一排，又没人和他做小动作，实在憋得难受，终于忍不住好奇。问了阮世海一句，‘阮干事，臧家究竟在什么地方呀？’阮世海这人是最讨厌自己讲话的时候被别人打断的。便没好脸色地瞪了小胖一眼，‘吕小朋呀！吕小朋，就你多事，等明天去了那里，不就知道了嘛！’小胖见这么说，便伸伸舌头，不敢言语了。

    这个阮干事听爸讲，原不过是学校早几届服务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留了校，凭着人精嘴甜、长袖善舞，才坐上学校二管家的位置。其实我顶瞧不起他的。那次学校给我处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里，给爸挂电话。电话通了，他一口一个刘局长，毕恭毕敬。爸在电话那头问，‘你是那一位？’‘我，世海呀！’停了大约两秒钟，见爸那头没反应，忙又补上了一句，‘您忘了，我是技校的阮世海。’那股亲热劲儿，叫人听了一麻一麻的。好像他才是我爸的亲儿子一样。我心想，‘叫世海的人倒多了，谁知道你是那门子的世海呀！’

    也就是这个阮世海，有一天晚上轮到他值班喝醉了酒，跑到我们教室里耍酒疯。赶巧那天晚自习我也在，他死气白赖地非要给我们训几句话。见我们全班都忙着画作业，没人搭理他，便嘿嘿一笑说道，‘别清高了，还搞艺术呢！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挺高摆的。实话说了吧！一毕业在座的各位，能当上个泥瓦工人就不错了，什么工艺美术设计师，本科和大专的毕业生还用不完呢！凭你们一个个那小样儿，八百辈子等着去吧！’

    我当时气得青筋暴起，脸都红了。一个高窜起来，上去就想揍他。被小胖、黄军他们给拦住了。阮世海一看这架式，酒也醒了一半，东倒西趄地落荒而逃。临出门时绊了一跤，脚脖子也差点给崴掉。

    第二天一早，在走廊上跟我打了个照面，走路还一瘸一拐的。我装作没看见他，他反倒先开了腔，‘怎么样，刘金，脸绷得那么紧干什么，像谁欠你一百吊钱似的。你爸爸可老给我打电话，问你最近怎么样了，我可总往你脸上贴金呀！好好表现，别让我难做。’我低着头，用手蹭了蹭鼻子，然后又点点头，毫无表情地瞪着他道，‘阮干事，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了，你上课去吧！’他见我软硬不吃，也觉得老大没趣的，便走开了。

    正是从观察阮世海开始，我学会了留意身边形形色色的人，看似简单的外表下，复杂多变的性格。

    那天的鼓动会好不容易解散了。宿舍的人都去洗漱去了。我便独自一个人去了六楼顶上。天黑漆漆的，一颗星星也没有。夜风吹乱了我的头发，我心里默默的对着大楼说，‘别了，老窝！别了，处女墙！’就要从这里搬走了。纠缠的思绪有些纷乱，突然间感觉到有些凉意。仿佛此刻，夜风也微微地在耳边轻吟着感伤的调子。

    从前每当我心烦的时候，总要跑到六楼顶上来。看看夜空中最亮的星星，而这一回将是最后一次了。说真的，经过了几届学生的住宿之后，学校的这座大楼已经被折腾的满目苍痍。虽然卫生时常的打扫，但疯魔起来，往楼下的平台上抛垃圾、泼脏水，撬储臧室的门锁，实在是干下了不少的好事。

    别看那时我们的年纪都不大，也够几个阮世海伤透脑筋了。没办法，技校学美术的学生，平常纪律就散漫，也可以算做个性反叛或是不羁吧！

    我们这一走，楼下办公的人再也不用怨声载道了。过不了几天，他们也要撤走，从此这座大楼就不复存在了。正应了那句成语‘人去楼空’。突然间，联想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概就是我们这付德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