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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湘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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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23日

(2019-01-23 23:15:28)
   第二部分  格律的起源
说起格律的起源,要分为自发和自觉两部分。所谓自发就是无意识的格律,或者说接近格律,亦或者说格律的萌芽。
诗歌的起源,受音乐的影响,自三个音节的句子开始,他的发音就有了起伏变化。这种起伏变化,根据产生的效果不同,被归纳总结出几总固定的格式,以便用于祭司之间的文化传承。这种传承,就是最原始的格律萌芽。
在格律萌芽的年代,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格律的存在,只是下意识的认为,这样的起伏变化,更有效果,更有实用价值,更符合天地大道的运转。
随着生产力的进化,和战争规模的扩大,祭祀文化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民间文化,格律的美感被世人所接受和传承。有传说,平上去入四声,是印度佛教高僧在经文互译和传播的过程中,对汉语的归纳总结而得出的分类。总而言之,在今天对历史音韵变迁的研究当中,一般是以六朝为开始。
六朝指中国历史上的六个朝代,也称“六代”,其分类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东吴、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在建康(今南京)建都的六个朝代,因唐朝人许嵩在《建康实录》一书记载了这六个朝代而得名;   
第二种说法:曹魏、晋朝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具有继承关系的曹魏、晋朝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因北宋的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以此六朝作为正统编年纪事,后人将此六个朝代并称六朝。
说到格律的音韵,我们就要提到,第一种说法中的六朝。目前所公认的音韵鼻祖(因为之前的时代没有资料可考,这是声律学界中的一大憾事),便是六朝时代的沈、周、王、谢等人。
汉字读音有声、韵、调三要素,古人早就注意到了它的审美运用,诗歌谣谚和各种韵文的押韵、《诗经》《楚辞》“汉赋”中关于双声词叠韵词的大量运用,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人们长期不知声韵调为何物,对声韵尤其是声调的构成及其功能却一直认识不清。不要说汉代人,魏晋人也不知汉语声调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南朝作家、老皇帝萧衍也要问“何为平上去入?”而他本人是工诗能文的。周颛之子周舍回答他说“天子圣哲就是四声”----这四个字正好是按古代平上去入四声顺次排列的----这个答话很机样,引得老皇帝很高兴,引得朝廷上下卷起了一股“四声热”。专门研究汉字字音的音素构成的书,开始于曹魏时李登作的《声类》,此后晋人吕静作了《韵集》。到齐梁之际,沈约等人作《四声谱》,这才系统地对汉语的声韵调作了科学的分析研究。
南朝齐梁时期沈约、周颛(yong)、王融等人,受了佛经中梵语诵读的启发,仔细研究了汉语的声、韵、调,对汉语音乐美获得科学的理性认识。他们认定:汉语声调,可分为四种,称之为平上去入四声,又归纳为平仄两类;这两类习惯上又称之为宫与商、浮声与切响两大类。当时,有人诘难说:南北各地语音有别,声调不同,何所取正呢?沈约干脆地回答说:“吾辈数人,定则定矣!”由他们自己参酌裁定,于是编成了《四声谱》,把一个个汉字都按声调类别谱列出来,公之于世,从此汉语四声便相对稳定下来了。有一次,梁武帝还与群臣用四声联句作诗:梁武帝说第一句:“后牖有朽柳”,沈约接口便说:“偏眠船舷边”,刘孝绰念道:“梁王长康强”,庾肩吾便说:“载碓海埭碍”。沈约他们对此种发现十分自负。《梁书.沈约传》说:“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不久,“四声”知识在江南文人中就普及了。他们又进一步把这项研究成果用于新体诗和骈偶文的写作,提出了“四声论”:要求行文时必需平仄声调交互配置,“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使诗文节奏分明,琅琅上口。今天看来,他们率先把汉语语音研究引上科学分析的轨道,又将研究成果用于诗文创作,其功劳是不小的,它使汉语文章的民族风格有了科学的理性根基。沈约对文学语言的声韵要求见《宋书. 谢灵运传》:“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这段话本身就具音韵美,是其主张的最好示范。再看他所赞赏的:“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臆,非傍书史,正以音律调匀,取高前式。”---他本人写的也都是具有音乐美的文学语言。这个要求提出后,得到学界的群起呼应。即使对声律说持保留意见的钟嵘 ,也认为文章“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而要做到“清浊通流,口吻调利”,舍“四声谐和”又有什么办法呢?
后来,陆法言又作《切韵》,使汉字注音的“反切法”得以普及,从而使汉语音韵学研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轨道,成为一门新的独立学科。这方面的成就对汉语文学作品的影响特别深远,诗、赋、词、曲,甚而八股、对联,无不得其沾光。一句话,声律说的讲求,促进了也保证了新体诗歌与文艺散文(骈文、俳赋)的创作,提高了文学语言的音乐美,至今我们还深受其惠。
随着平上去入四声的划分确定,格律,从自发走向自觉的道路,就有了发展的基石。
严格来说,格律的自觉,发源于南朝,从南齐永明时沈约等讲究声律、对偶的新体诗演变而来,至初唐沈佺期、宋之问时正式定型,成熟于盛唐时期。律诗要求诗句字数整齐划一。
  对于唐代人来说,五言律诗是从五言古诗中脱胎出来的新诗体,它继承了五古的句有定字和隔句压韵的原则,并且借鉴了骈体文的声律和对偶原则,有多方面的发展:
  1、每首八句;
  2、第三句和第四句、第五句和第六句必须对仗;
  3、平仄必须按照特定的格式安排,一联内讲对,两联间讲粘;
  4、只能押平声韵,并且押韵有固定的位置,即偶数句押韵(也有首句入韵的);
  5、节奏形式是严格的两个双音步加一个单音步,并且单音步只能出现在句子的中间或者末尾,不能出现在开头,两个相邻的双音步的平仄必须相反。
  五律从五古中继承了每句五个音节、全篇两两句一组、总句数为偶数的基本特征,同时增加了对偶和平仄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是从骈体文中借鉴过来的;骈体文则是由楚辞(骚体诗)到汉赋而产生的;因此,说到底五律是五古和骈体文嫁接的产物,其发源都是诗歌。
  初唐五律已经完全成熟。特别是沈佺期、宋之问等诗人,总结了南朝以来新体诗的成就,把已经成熟的形式肯定下来,最后完成了“回忌声病,维句准篇”的任务,在创作中使五律正式定型。《全唐诗》收宋之问诗三卷198首,沈佺期诗三卷156首,绝大部分是律诗。胡应麟:“五言律体,兆自梁陈。唐初四子,靡缛相矜,时或拙涩,未堪正始。神龙以还,卓然成调。”
  五律定型于初唐,沈宋之外,王绩、苏味道、“初唐四杰”、杜审言、陈子昂、李峤、张说等人颇有佳作。
  五律定型于初唐,而最高成就却在盛唐。盛唐最能代表五律成就的是杜甫、李白、王维。
  明代胡应麟在他的《诗薮》中说:“唯工部诸作,气象巍峨,规模巨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还,一人而已。”评价之高达到极点。杜甫作诗,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为座右铭,律诗和新乐府的成就确实无人可及。《全唐诗》收杜甫诗十九卷1300余首,其中近体诗占多数,近体诗中律诗又占多数。其中五律名篇有:《登岳阳楼》、《春望》、《江上》、《旅夜书怀》、《江汉》、《月夜》、《春夜喜雨》等百余首,不愧是“千古以还,一人而已。”
  杜甫的格律诗,以卓绝的工巧表现深邃的思想感情,形式和内容都达到了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境界,表现出了儒家风范。中唐直到明清,学杜者一直是多数,有的在思想感情上接近,有的在艺术形式上接近,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至于两相接近者,就寥寥无几了。
  元稹以来,许多诗人抑李扬杜。如果就律诗而言,特别是就七律而言,是有道理的。李白浪漫豪放,不屑于受格律的约束,长处在于杂言,杜甫严谨刻苦,长处在于律诗。但是,五律形成于南朝,李白之精熟于五律,是韵味天成的。胡应麟说:“太白风华逸宕,特过诸人。而后之学者,才匪天仙,多流率易。”充分肯定了李白五律的成就。
  李白的五律像他以道家为主的思想基础一样,是非常飘逸自然的,他的《塞下曲》、《夜泊牛渚怀古》、《送友人》、《渡荆门送别》等,没有修饰雕琢的痕迹,平仄和对仗,都是浑然天成的。没有融会贯通的学识和才华,是很难学得好的。
  李杜之外,王维的五律最好。《全唐诗》收王维诗四卷387首,其中最主要的成就是五律。王维的思想基础主要是佛家,他的诗歌也充满了佛家“禅”的意境。他的五律名篇有《山居秋暝》、《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归辋川作》、《秋夜独坐》、《江汉临眺》、《使至塞上》等几十首。
  盛唐五律佳作浩淼,如孟浩然的《临洞庭》、《过故人庄》、《舟中晓望》,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王湾的《次北固山下》等,都很著名。
  盛唐中唐之际韦应物、刘长卿稍好,“大历十才子”等人偶有佳作。
  到了韩、柳、白、刘时代,又见中兴。
  晚唐李商隐近体诗的境界直追杜甫,略见余响,成就在中唐诸人之上,名篇有《夜饮》、《楚宫》、《落花》、《裴明府居止》等。李商隐之外,许浑、温庭筠、马戴也有独到之处。
  五言律诗最高成就在盛唐,中唐以后逐渐衰落,五代几乎鲜可提及者。宋代格律诗多是七言,五律成就不高,佳作也少,名篇更是罕见,只有梅尧臣的《岸贫》、吕本中的《兵乱后杂诗》、汪藻的《己酉乱后寄常州使君侄》、戴复古的《庚子荐饥》、林景熙的《枯树》等。
  元代崇尚唐诗,格律的艺术成就反高于宋代。比较著名的诗人和作品有吴澄的《送富州尹刘秉彝入京》、胡炳文的《拜岳鄂王墓》、汪珍的《山居夏日》、陈深的《江上》、黄庚的《渔隐为周仲明赋》、宋无的《铜陵五松山中》、吴镇的《野望》、成原常的《赋林泉民》、傅若金的《金陵晚眺》、泰不华的《送友还家》和陈高的《新岁忆曾子白》等。
  明清以下,五律名作就更少了,只有屈大均的《于忠肃墓》、《云州秋望》、夏完淳的《即事》、《别云间》、吴伟业的《过吴江有感》、朱彝尊的《王处士》和赵执信的《萤火》等数首有些特色。
自明朝以后,到清朝期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格律作为一种,蕴含道韵的文体规范,遭受了莫名的变迁和遗弃,陷入了混乱之中,几乎近于失传。直到清朝康熙年间,《康熙词典》的问世,才重新将格律扶上了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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