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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的真正根源之英国、美国

(2007-03-16 13:04:44)
分类: 关于大国崛起

英国

    在这一集里,《大国崛起》中至少出现了三个笑话,那就是对1588年英西战争、1688年光荣革命和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的误读。

   1588年英国大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明明片中接受采访的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哈丁说:“英西战争源于宗教改革。16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变成了新教国家。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希望英国恢复信仰天主教,接受(信奉天主教的王室成员)亨利八世女儿玛丽的管制。”但画蛇添足的画外音却说:“除了宗教信仰,让西班牙国王挥戈动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英格兰人正在试图抢占和扩大海上优势,西班牙帝国的利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侵犯。”实际上这主要是一场宗教战争,是基督教新教对专制的背叛圣经的罗马天主教的战争,其次才是所谓的争霸。

   1688年的光荣革命,明明片中接受采访的英国历史学会主席巴里·考沃德说:“他(詹姆士二世)拥护者中的一些主要成员给詹姆士二世的女婿, 荷兰的一位新教君主威廉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他们邀请他来帮助反抗詹姆士二世的统治。”但《大国崛起》却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克伦威尔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实际上克伦威尔是清教徒的代表,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英国清教徒一个世纪来对国教(天主教)的斗争、博弈和战争的胜利。在这里,信仰的因素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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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教徒运动作为一种深刻敬虔的宗教与社会运动,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美国的历史。像英格兰清教徒那样既注重深刻的心灵经历,又注重敬虔的品格塑造,并积极投身建立温馨家庭、圣洁教会和自由国家,在宗教、政治、法律、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中开花结果,这种敬虔主义不仅是基督教历史上的奇葩,也是世界宗教史和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葩。

    清教徒绝不是横空出世、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牛津大学教授威克利夫(John Wyclif, 1330-1384)被认为是英国宗教改革和清教主义的先驱,他反对把人的传统凌驾于圣经之上,反对把圣礼神秘化。对圣经的权威的重视乃是宗教改革的灵魂,更是清教主义的首要特色。丁道尔强调圣经的充分性和权威性,主张圣经中所说的主教长老的一致性,提倡合乎圣经的简朴的敬拜方式,奠定了清教主义中长老制教会的基本特色,也被认为是英格兰清教徒的先驱。

    英格兰大规模的宗教改革始于亨利八世,亨利八世去世之后,他年仅九岁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继位,他坚定地支持宗教改革,可惜十六岁时就英年早逝,在位仅仅七年。接下来是玛丽即位,她是一位坚定的天主教徒,要靠权术和武力恢复天主教,对新教徒大肆迫害。在她统治期间,被公开处以火刑的人数共近三百人,所以她被人称为“血腥”玛丽。

    玛丽之后继位的伊丽莎白(Elizabeth,1558-1603年在位)倾向新教。她非常务实,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但她也没有避免统治者通常具有的对权力的贪婪,她甚至操纵议会通过法令,称她为英格兰教会“最高管理者”,使主教制成为英国国教,也就是后来的安立甘教会。教会与社会是否合乎圣经,显然不是她最大的关注。但是,此时在英格兰教会中,加尔文的影响已经逐渐超过了路德的影响。

    伊丽莎白去世之后,苏格兰女王玛丽之子雅各一世继位(James I, 1603-1625在位)。他显然更喜欢由国王控制的主教制来取代以共和和自治为特色的长老制。那时,苏格兰在约翰·诺克斯(John Knox, 1513-1625)的带领下,已经开始彻底改革教会,废除了罗马天主教在政治和宗教上的专制,建立共和式长老制教会。雅各一世强制在苏格兰推行主教制,苏格兰长老会虽然一再经历挫折,但始终没有屈服。在雅各一世统治期间,一部分清教徒流亡荷兰,其中有著名的清教徒神学家艾姆斯(William Ames,1576-1633)。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1620年乘“五月花号”横渡大西洋,开创了普利茅斯殖民地。从此以后,清教主义的种子开始在北美扎根,加尔文神学成为北美基督教神学的主流和骨干。

    雅各一世之子查理一世(Charles I, 1625-1649年在位)继位后变本加厉,甚至解散国会,并于1637年下令在苏格兰强制实行英格兰主教制礼仪。1638年,苏格兰人奋起反抗,长老宗召开大会,推翻了雅各和查理父子在苏格兰强行建立的主教制。查理派兵镇压。为筹措军费,查理于1640年召开国会,人民代表看到自己中间那些最优秀的人遭遇迫害,早已心怀不满,就趁机纷纷对政治和宗教问题发表异议,主张改革。查理一看大势不妙,就解散了这个“短期国会”。随后苏格兰军队长驱直入,大获全胜。查理不得不求和休战,签约赔款,承认主教制不合乎圣经。查理一世不得不重开国会,在国会中清教徒长老宗人士占据主流,主张议会主权,立即整顿国务,肃清君侧。国王不甘心失去专制性的权力,就组织力量反扑,1642年8月英国内战爆发。

    与查理一世对抗的是国会领袖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他是一位清教徒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建立了著名的清教徒军队――“新模范军,这支大军是圣徒与英雄的结合,敬畏主权的上帝,憎恨专权的罪人,无条件地相信上帝的预定,无条件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不酗酒,不赌博,尊重私产,尊重妇女,是英格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杰出军队。他们高唱圣经诗篇中的战歌,打败王军,并于1649年公审查理一世,将他判处死刑斩决。克伦威尔一手拿宝剑,一手拿圣经,建立了一个清教徒共和国,他自己担任护国公。克伦威尔确定了政教分离、制衡王权的政治体制和废除主教专制、各教会自治平等等信仰自由原则。虽然克伦威尔在局面失控的情况下实行了一段时间独裁,但他对民主政体的贡献是无法埋没的。克伦威尔从不偏激,从未曾接受王位和建立永久性的独裁统治。他的统治通常是温厚宽容的。他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甚至允许犹太人合法地进入英格兰,在会堂中自由敬拜。在克伦威尔统治期间,英国开始成为全球性的强国。

    克伦威尔死后,其子理查德己任护国公,但他懦弱无能,国内开始出现无政府状态。保皇党与长老派联合起来,于1660年迎接查理二世复辟。清教徒对查理二世寄予厚望,结果查理二世是个隐蔽的天主教徒,他暗中勾结天主教,倚靠安立甘派,对清教徒大肆压制。其中一项措施就是1662年通过《统一法》,要求所有教牧人员都当“毫无虚假地赞同并支持”《公祷书》中所规定的一切。不久,就有2000名牧师觉得自己的良心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他们就被逐出教区,成为“不从国教者”,常常被称为“反国教者”。1664年通过《秘密集会法》,禁止不使用《公祷书》的所有宗教集会。违背这一法案的人受到非常严酷的惩罚。查理二世1685年去世,继位的是他儿子雅各二世(James II, 1685-1688在位)。雅各二世想要公开确立天主教为国教,遭到各派的反对。
 在清教徒支持下,荷兰执政者威廉和玛丽夫妻于 1688年11月5日率军在英格兰登陆。威廉是荷兰著名的加尔文主义政治领袖沉默者威廉的后裔,是欧洲抗罗宗抵抗路易十四的带头人。1689年威廉夫妻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君主。1688年“光荣革命”是清教徒在政治上的胜利,确保了国家的宪政自由和基督教的地位。虽然主教制安立甘教会仍然在英格兰保持国教的地位,但1689年的《宽容法案》也使他们的自由得到了相应的保障。从此之后,长达二百余年的清教徒运动在英国告一段落。

    以上历史事实说明,1688光荣革命中的信仰因素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但是《大国崛起》却是闪烁其词。

    在《大国崛起》中还说:“牛顿通过自己的伟大著作宣告了科学时代的来临,他告诉世人:自然界存在着规律,而且规律是能够被认识的。牛顿的发现,给人类带来从未有过的自信。曾经匍匐在上帝脚下的人类,终于大胆地抬起头来,开始用自己理性的眼光打量世界。”实际上牛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后半生就是个了不起的神学家。正是他的信仰使他坚信上帝的规律,并进行探索的。而且根本而言,是基督教推动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当然,《大国崛起》也对新教对经济的影响提到了片言只语:“工业业革命前的英国,有很多像瓦特家族这样的家庭,在新教思想影响下,开始努力创造财富,追求利润,他们想以现实的成就与上帝沟通,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弄钱是人生的主要之事。”尽管并不是很正确。

5. 美国 

    在这一集里,《大国崛起》谈到美国的建国是由于清教徒:“1620年,一百多名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清教徒,乘坐一艘叫“五月花号”的船只,开始了前往美洲新大陆的航程。他们漂洋过海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宗教圣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埃里克·方纳):清教徒是英国国教的分裂者,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教派,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宗教理想,而不是按照英国国教的方式。”也谈到了清教徒及其信仰对《五月花号公约》这个美国宪法之母的影响。

    但是它没有谈到清教徒精神对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督新教对美国宪法和法律、政治体制、人权民主自由、自由市场经济、宗教宽容、信仰自由以及后来的“进步运动”(或扒粪运动)、罗斯福新政对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矫正等的决定性影响。

       1983 国际圣经年的时候,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做了一篇《圣经》和美国建国为主题的封面报导。那时,他们做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叙述:“数个世纪以来,《圣经》深深地影响美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现在历史学家正发现,比起宪法,也许圣经才是我们的建国文献:一个特殊、神圣、为神所呼召来建立社会模范的民族、世界灯塔之美国,《圣经》乃是此强力迷思的来源。”

    一向对基督教并不友善的「时代杂志」(Times)在一篇名为“饮水思源”的文章里说道:“我们的国家是唯一一个以良善理念为基础而建立的国家。这个良善的理念结合了坚强的加尔文终极道德权利和罪人行善责任的信仰。这些收录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之内的信仰实际管理着我们的社会。”

      1907 年八月 20 日大罗斯福总统在纪念五月花号清教徒的演说上说:“三百年前到达此地的五月花清教徒,以及随后跟进而来比他们更严谨而人数也更多的亲属们改变了这一块地的命运,也因而改变了这一个世界的命运。”五月花号清教徒意图建立一个祥和,并以圣经为准则的殖民地,这也是普利茅斯的精神。五月花号清教徒中的牧师罗宾逊向大家讲了一篇告别证道(根据以斯拉记八章 21-22)。在那篇讲道中,罗宾逊提醒会众有关他们教会组成的定约。那份属灵的定约不久就转化成政治协议,即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个公约成为美国宪法之母,但她的属灵含义没有得到应有的阐释。

    美国伟大的参议员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说:“最后,我们不要把我们国家起源的宗教特质给忘了。他们那一份对基督教超高的崇敬将他们带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受着它如同明灯的指引而航行,并在它的盼望之中登陆。他们寻求在社会里实现它的原理,想要将之嵌入到每一个学校、公共事务、政治和文学之中。让我们珍惜这一份情感,并且扩展这一份影响;让我们深深地相信,最快乐的社会将是那种身上带有基督教温柔、和平精神的社会。”

    自由是美国人最关心的。然而多数人并不明白,自由的根源是基督教所信奉的圣经。保罗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林后三 17)。《圣经》在加拉太书五章 1 节里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因此,罪的枷锁一经解除,很快地那被基督所释放而得到属灵自由的人,会开始寻求政治和公民的自由。所以基督的救赎对鼓舞人们寻求自由而言是一极大的刺激,而宪法也保障了每一个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所涵盖范围之广是史无前例的,那是来自神的话语。

    美国建国之父宣告个人拥有神所赋与的权利,此权利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得为国家所剥夺。国家的权力被认定是有限的,并得接受神的限制。国家乃是神伸张公义的仆人,但必须在某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运作,以免国家夺取神在人心中的地位。罗马书十三章 1-4 节订立了国家的基础,使徒行传五章 29 节订立了在适当时机里“公民不服从权”的基础。

    美国宪法法官兼历史学家艾兹摩尔(John Eidsmoe)在他那本《基督教和宪法》一书中说:“基于人有罪的观点,清教徒拒绝给予个人过多的权力。权力有腐败趋势,并且可以被用来打压别人。因此,统治者的权力必须予以妥善地监督。”

    建国之父所明白的真理是:人皆有罪。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十七 9)。詹姆麦迪逊说:“人类某种程度的堕落值得我们谨慎和防范。”稍早本书也提过分权这个观念。分权的目的在防范少数人的权利过于膨胀。

    权力如何加以分割呢?早在孟德斯鸠以前,神就借着他的仆人以赛亚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是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赛卅三 22) 在此我们看到了政府权责三个等分的区隔--审判、立法和王的角色。建国之父并没有把这些角色的权威放在人的手里,而是置于分散的法律机制里:政府司法、立法和行政三个部门。

    自治是美国清教徒基础的一部份。议会厅在美国早期往往设立在教会里,其位置往往是市镇中心,而它也常常是政治权威的中心。在塑造美国政治风格上,加尔文教派算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加尔文教派之一的长老会为美国提供了一种政府架构类型。不论在那里长老教义一直都是主流,它建立了一套共和政体。这一点连许多历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美国政府是一种共和政体。在教会里,一般信徒被赋予治理教会的权责。长老会的长老们经过教会全体投票而产生,他们实际管理教会。这一点和经由选举而产生的代议士管理国家是一样的。正因为长老会--也是加尔文派--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说:“实际上,加尔文是美国的建国之父。” 

基督教也使得美国成为世界“公共教育”之父。建国前辈们相信为了让所有的人读圣经,以明白圣经的教义和信仰起见,因而学校和大学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各地冒出来。众所周知地,哈佛、耶鲁、达特茅斯、哥伦比亚、普林斯顿以及其它优秀的大学无不有基督教的背景和起源。美国首批 126 个大学里,基督教包办了 123 个。
 新教对美国的决定性影响已经众所周知、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无法否认,古今中外文字也实在太多,除了象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这样的人类经典外,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一两年由中国学者于歌所写的《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外交与政治》非常切中要害,拙作《天职》则是从经济伦理角度揭示美国清教徒精神的。《天职》一书揭示了清教徒精神对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书中写到:

    “一个全世界不争的事实是,美国精神,尤其是美国企业精神的核心和渊源就是清教徒精神。她是美国市场经济得以确立、企业得以创业、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得以繁荣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是美国企业和企业家在北美洲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从无到有、开拓产业、扩张财富、作大作强的精神和信仰支柱,也是美国之所以能够最先迎接工业革命、计算机、互联网信息产业浪潮的最深刻的精神背景。 

   今天,美国文化可能是世界上最多元开放、混合纷乱的文化,黑人、印第安人、亚裔、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等各种文化构成其文化重要的一支,但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文明研究者都公认,作为美国赖以立国、作为其文化核心和持续原动力的,还是清教徒精神。清教徒精神就是美国人开创兴旺产业背后的伟大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原动力,使沃尔玛的前总裁山姆·沃尔顿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与顺便来探望他的一位商店经理讨论销售数据;正是这种原动力,使福特公司以自己的前途作“赌注”,大胆地向着“使汽车大众化”的目标前进,从而为人类真正地进入汽车时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他们的这种原动力,其真正来源就是植根于生命信仰的清教徒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的就是清教徒们开拓北美洲时的创业精神!我们需要像清教徒一样开拓市场、拼命使财富增值、并使这些经营活动神圣化;我们需要象清教徒一样“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我们需要像清教徒一样刻苦禁欲、履行天职、充满信心、担当社会责任;我们需要像清教徒一样的企业家,更需要像清教徒一样的员工。”

    美国参议院将 1983 年订为“圣经年”。这群最高立法委员们说:“圣经,亦即神的话语在塑造我们的国家仪式上贡献卓越。使得美国成为一个独特和蒙受祝福的国家......圣经而来的虔诚信仰领导美国早期建国......圣经的教导启示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采用的政府架构。”而我们要说的是,这才是美国的崛起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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