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元的BLOG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陈景元与一批考古学家，来到山东定陶一座汉代“黄肠题凑”的地下墓室中，陈景元此行是为验证安阳所谓曹操墓的真伪问题而来，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他发表了以下的观点：现在人人都说，东汉末年那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去世后，朝廷是以汉天子的礼仪制度和最高规格进行隆重安葬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曹操高陵地下工程，也应该采用这一种黄肠题凑的建筑结构形式，而且黄肠题凑的建设规模及所有建筑构件尺寸，都应该比定陶的这座墓葬应该大得多才对。否则连汉代一个地方诸侯墓葬规格都远远不及，安阳这座古墓有什么理由去与汉代天子的墓葬礼仪相提并论。     

 

     据相关史料记载，自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时期，除了一些凿山为陵工程之外，其他所有帝王陵墓的地宫，都是采用这一种黄肠题凑的形制建造的。但是这样的帝王陵墓，迄今为止还未被发现，所以很难弄清它的真实面目。此图显示的是，一座堪称是全国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构件尺寸最大的黄肠题凑墓。不久前，安阳发现一座四角攒尖砖结构墓，立即被有关部门宣布为曹操墓，难道这种砖结构墓和黄肠题凑结构墓，是可以划上一个等号的吗？本文从建筑学角度，对这两种不同墓室结构的兴衰背景、墓葬形制的等级区别、墓顶施工的难易程度等，进行一次全方位扫描，目的是为曹操墓的研究另辟新途。

 

                   曹操墓研究主体是建筑学

 

    马克思有一句“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之处”的至理名言，应该是人们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的一个切入点。比如说，在二〇〇七年十月，陕西省镇坪县有一位周姓的农民，说他在山上拍到了野生“华南虎”的最新照片，这个特大新闻被国内外各大媒体爆光之后，当地的一些部门，都感到十分体面和风光，眼看国家用于保护野生动物的专项经费，很快就能够争取到手，而拍下“华南虎”的当事人，还可以领到一笔很可观的奖金。然而事与愿违，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对于这张“华南虎”照片真伪的质疑和抨击之声，就铺天盖地的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中国广大网民，确实很厉害，有的人还用放大镜去观察照片上的每个细部。

 

    应该完全肯定：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经过了各方人士认真地观察和分析之后，虎照呈现的破绽，那是越来越多，虎照作假的嫌疑，也就越来越大了，就连那一位国际著名的刑侦专家李昌钰先生，也都加入到辨别虎照真伪的行列中来。这一下子，陕西的一些人真是急眼了，于是就策划召开一个个高级专家的鉴定会，会后宣布“华南虎”的照片完全属实；虎照作者拍拍胸部，以自己的人头担保；省林业主管部门的厅级领导，更信誓旦旦地发表讲话：华南虎在陕西出现，有众多不可推翻的“证据”，可见他们是铁了心这么干的。如果，外人要用过去那种常规办法，和他们去争去斗，绝对不可能使他们，低下自己高昂的头。

 

    时代在飞速地前进，科技在不断地创新，社会在不断地变革，公众己经拥有越来越多的、不可剥夺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当前，人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无所不能的网络世界之中，在家里只要有一台电脑，凡是自己所关心的任何事情，拿起鼠标来轻轻地一点击，千千万万条最新的动态信息，刹那之间就能够汇集到普通人的手中来。出于对行政干与虎照辨伪的强烈义愤，网友们的火力全开，并没有化多大的力气，就在西部的城镇，发现印有“华南虎”的旧年画，不久在东部的义乌，找到印制年画的厂家，年画上“华南虎”，和镇坪照片上的“华南虎”，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至此，这一张虎照的虚实真伪，也就有最后的结论了。

 

    “华南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作的假，难道官方的机构就不应该引以为戒，进行一些必要的反思？非常遗憾的是，过了不长时间，在河南的安阳地区，又蹦出来一件怪事，有一座并不特别显眼的古墓，突然被宣布为“曹操墓”。也是在一夜之间，有关它的真伪问题，又立即受到广大网民的质疑，其抗争之势，有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任何力量都摧毁不了它。河南的一些人急火了，也搞了一个个高级专家的鉴定会，会后宣布“曹操墓”定性没错。考古界一位顶级人物发话了：我们与不懂考古学的人，根本没有共同的语言，“曹操墓”的论证和鉴定，是我们考古界自己内部事务，敬请外人自尊自爱，不要前来说三道四。

 

    公然以所谓内行、权威、高智商学者自居，更以官方代言人的口吻，去排斥、抵制公众们的批评意见，充分地说明他们也是铁了心这么干的。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外人还要用过去那种常规的办法，和他们去斗去争，绝对不可能使他们低下自己高昂的头。人们一定会问：他们为什么会有顽固的“排外主义”，为什么总把公众的真知灼见，当成一种耳边风？原来，过去的几十年来，在考古界的内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在谁的地盘上发现文物，谁就是该文物的最后定性者，他们对于考古前辈徐苹芳、宿白先生的否定性意见，都敢置若罔闻，就更不用说对于倪方六以及广大的网民们，都要一律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了。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是军事作战的方略，如果没有那张年画，陕西“华南虎”的这场争斗，恐怕永远不会有结果。只要当事人，一口咬定自己拍的是真虎，那么谁都奈何不了他。当年找到年画后，有人甚至倒打一耙说：义乌年画是盗用虎照印成的。好在义乌的年画，在虎照出笼前早就上市，这才断了他们的退路。在安阳“曹操墓”真伪的学术争论之中，如果公众不能找到类似义乌年画那样的铁证，不能让认定安阳曹操墓为真的考古权威，也失去进行任何狡辩、抗争能力的话，要想最终决出这场争辩中的谁胜谁负，恐怕是永远不可能的。一个单纯的考古定性，只能由官方人士说了算，这到底是哪家的王法？

 

    人人都懂得“蛇打七寸，牛牵鼻子”的这个道理，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才能真正掌握争论的主动权。那么现在有关“曹操墓”争论的要害和症结之处，到底都在哪里呢？其实，任何古代的地下遗址、地下陵墓、地下工程，百分之百都是属于古建筑学方面的问题，过去考古学家一直把建筑界的不同意见，完全排斥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历代的将作大匠和工部大臣，无一不是古代工程的总工程师，但是当代的考古学家，对于古代的建筑设计、建筑结构、建筑施工等等，却是知之甚少的。所以，要把“曹操墓”研究的主导权，夺回到建筑学家的手中来，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为什么一定要真正地弄清，有关曹操墓问题的研究主体，应该是建筑学专业、而不是考古学专业呢？人们从《文物保护法》中可以知道：文物的本身就有“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两个大类。研究可移动文物，比如玉器、兵器、车马、陶俑、陶罐等等，无疑是考古学家们的内业；而研究不可移动文物，如宫殿、陵墓、古代市街、采矿遗址等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工程实体时，当然就是建筑学家们的专业特长了。以前建筑学家谈论考古问题，经常被斥责是外行的一种胡闹；如今考古学家谈论建筑问题，难道就不是外行的一种胡闹了？不客气地说，一些考古学家在建筑学家的面前侈谈建筑，这才叫“班门弄斧”呢”！

 

            曹操墓以汉天子礼仪安葬的 

 

中国各种类型的建筑，自从原始社会开始，历经了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一直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它们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的、渐进式的演变过程。在不相同的历史时期，有不相同的建筑理念，有不相同的建筑材料，有不相同的建筑结构，有不相同的施工方法，有不相同的建筑工程技术界限。更为具体地说，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相同的建筑发展规律和轨迹，中国古代的建筑工程，有自己独特的“进化论”，有一位考古学权威甚至还说过，建筑是一部“凝固的历史”。所以中国建筑本身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中国各种类型的建筑，自从原始社会开始，历经了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一直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它们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有不相同的地域、种族和人群之分，因此就有不相同的国家割据，有不相同的政治体制，有不相同的权力地位，有不相同的信仰习俗。所以在各个不相同的时代、国度和地域，都会产生不相同的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建筑永远不能摆脱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建筑本身的规划布局和结构形象，无一不是政治、权力、制度、文化和财富的一种象征，因此不论是地上的建筑、还是地下的建筑，都被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这也就是说，中国任何时期的建筑，又都具有十分强烈的社会性。

  

    请人们先看看考古学家们，是在如何谈论建筑问题的：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河南考古研究所的潘伟斌先生，在第二四九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第八版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最新文章中，就大谈特谈了安阳所谓曹操墓的建筑结构方面的问题，他一再强调了以下的观点：“古代的墓葬等级，主要表现在墓葬平面形状和建筑结构的差别上。安阳这一座墓葬的形制，完全符合了汉魏时期帝王陵墓的基本特征；由于曹操在去世之前，就已经取得作为帝王的所有特权和礼制，安阳这座墓中，出土有出行的仪仗，如卤薄、輴车等。这就充分证明，曹操在当时是已经完全按照天子礼仪，去进行安葬的。”

 

    那么，在安阳发现的这一座古墓，为什么一定要和曹操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呢？他提出的基本观点和理由，大致是这样的：在这一座古墓之中，因为有一个“四角攒尖”的顶部，而这一种建筑结构的形式，只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才出现的，它具有东汉晚期的基本特征。更加具体地说，在东汉前期诸侯王的墓葬之中，是题凑石墙的回廊多室墓，然而发展到了东汉的晚期，诸侯王与魏晋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则变为一种单墓道、有前后室以及四侧室、穹隆顶 (或四角攒尖顶)的砖结构墓了。用东汉晚期就已经出现的这一种砖结构墓室，前去认定安阳被发现的这一座古墓，属于东汉末年的曹操墓葬，那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看来，潘伟斌先生是将东汉前期、晚期的一些墓室结构，进行这样一种极其简单的对比研究之后，就轻而易举地得出了安阳这座古墓，一定就是曹操墓这样的一个考古结论了。他这是把东汉晚期才出现的这种砖结构墓葬，立即和汉魏时期高等级的墓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和当时天子的墓葬礼仪，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和当时帝王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制，完全混淆在一起了。可惜的是，他所有的这一番“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竟然百分之百是错误的，他不是一直都在责难“反曹派人士”，对汉魏时期的墓葬特征，缺乏最基本了解的吗？这里想要说的是：真正对于魏时期墓葬特征最缺乏了解的，恰恰就是潘伟斌自己。

 

    难道潘伟斌敢于直截了当地说，这一种东汉晚期才出现的“四角攒尖”砖结构墓，就是汉魏时期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制吗？难道潘伟斌有不可辩驳的材料能够证明，这一种东汉晚期才出现的“四角攒尖”砖结构墓，一定就是汉魏时期的帝王和其他王室的成员，肯定都要采用的一种地宫建筑的结构形式吗？潘伟斌凭什么一口就咬定，东汉前期帝王们的墓葬，仍然是题凑石墙和回廊的多室墓，而一进入到东汉的晚期，帝王们的墓葬，突然就变成一种单墓道、有前后室及四侧室的四角攒尖的砖结构墓了？在此，一定要请潘伟斌先生，向广大公众讲清楚：东汉的时期究竟有哪一位皇帝，就是葬在这种“四角攒尖”砖结构墓中的？

 

    为什么一定要把曹操墓与“四角攒尖”这种砖结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呢？其实，潘伟斌早在二〇〇八年十二月的《报林》杂志上，发表的那一篇题为《这儿就是曹操墓》的重要论文中，是做过以下这一番所谓考古学论证的：一是，因为曹丕在《为武帝哀策文》之中，有“卜葬既从，大隧既通，漫漫长夜，窈窈元宫，有晦无明，曷有所穷”这样的描述，这说明了曹操墓的地宫，距离地面非常深，还带有长长的墓道。二是，因为曹植在《武帝诔文》之中，有“窈窈玄宇，三光不入，潜闼一扃，尊灵永蛰”这样的描述，这些都说明了曹操墓的地宫，不仅仅埋藏得很深，里面还有石砌的墓门，而且它就是采用砖结构建造的。

 

    可以肯定地说，这应该就是潘伟斌在“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但是问题恰恰就在于，这一些材料的证据力，倒底会有多大，到底有多少是可以让人们信服的成分？难道从曹丕和曹植两个人，所说的这一些文字之中，就能够充分说明曹操墓，一定是有石门、有长长墓道的“四角攒尖”砖结构地宫了？《汉书·王莽传》中，有“斧敬法闼”的记载，闼是小门的意思；李白《诗》中，有“牛羊散阡陌，夜寝不扃户”的诗句，扃是关闭的意思；《淮南子·坠形训》中，有“熊罴蛰藏，飞乌时移”的描述，蛰是深藏的意思。从哪里能看得出，这些文字和砖结构的曹操墓，会存在任何一点的粘连关系？

 

              东汉时期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制

 

    潘伟斌这番论证，应该有一定依据才对。人们经过努力，终于找到他论证的依据了。原来，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刘庆柱对《青年周末》记者李佳，发表了一个重要谈话。他说：“我们都知道，帝王陵寝在西汉时的风格是‘黄肠题凑’，到了东汉时是‘黄肠石’，而东汉的晚期，就改变成‘砖室墓’了。曹操所处的时代，就是在东汉晚期，所以在安阳这座有前后室的大型砖结构墓，一看就是皇陵，或者是高等级的贵族墓，这样一来，时代有了，级别身份也有了。”人们一看就知道了，潘伟斌之所以敢把砖结构墓和曹操墓葬搅和在一起，其身后是有刘庆柱院士的这一个考古论述，作为自己对外发言的立论基础的。

 

    至于刘庆柱这一个论证的依据在哪里，人们就不得而知了。但必须强调一点，不论是刘庆柱、还是潘伟斌，在对曹操墓的考古学论证中，其实都将曹操生前的身份、地位和权力，完全定格在“天子”这两个字上的。潘伟斌说过：当年的曹操，入朝去见汉献帝，可以赞拜不名、剑履上殿，权位均在诸侯王之上，又被授于金玺、赤绂；曹操进爵为魏王后，又备有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王冠之上，更加有十二条玉旒；可见曹操生前，已经是一个比帝王还要帝王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出行，可以乘金根车，可驾六马，凡此种种，无一不与当时天子最高礼仪完全等同起来。看看这一个时期的曹操，是那样的威风凛凛和霸气冲天！

 

刘庆柱和潘伟斌两人，对于“曹操是以天子礼仪安葬”的有关论述，如果是正确无误的话，按照古代“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牢固理念，那么东汉末年的汉献帝，在曹操去世之后，当然会以汉代天子的规格和礼仪，为他举行隆重的国葬，会为他建造最高等级的陵墓。比如，曹操当年有六马驾驭的金根车，有象征最高权力的金玺，有他头戴的金冠，如果都能将这些放进墓中，这才符合他的真实身份。洛阳的地区，过去发现一车六马作为陪葬的天子陵墓就很多。曹操生前具有的天子地位，是那样的不可动摇，只可惜所有这一些与天子葬礼直接有关的器物，没有一件被放进安阳这一座应该具有天子规格的“曹操墓”中来。

 

中国古代的帝王，在他们生前就留有“丧事俭约”遗言的，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在他们去世之后，有的埋进地宫的珍宝就会减少，有的还以瓦器去替代，有的也不搞地面上大规模的寝殿，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对地宫建设的规格和规模，从来都没有降低过。曹操在生前只是强调了，在自己的陵墓中“不埋金玉、不封不树”，从来就没有说过地宫建设可以从简进行。总而言之。曹操墓的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百分之百与东汉天子的墓葬，是完全相一致的。从这一个角度去看，安阳这一座所谓的“曹操墓”，根本不具有东汉末年天子墓葬的任何特征，根本不具有东汉末年天子墓葬最高等级建筑结构的基本要素。

 

曹操要取代汉室的狼子野心，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但是他在表面上对汉献帝，还不得不装出一付恭敬谦让的样子，当自己被朝廷封为魏王时，是经过三诏三让的过程之后，才“勉强地”应允下来的；曹操的儿子曹丕，在汉献帝禅让之前，也是反复地辞让，最后才登上皇帝宝座的。曹操父子全都是老谋深算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如意盘算是，在条件不完全成熟时，必须尊奉汉献帝为天子，目的是尽量掩饰自己篡位的图谋。谁人不知，窃国大盗袁世凯做梦都想当皇帝，但在他称帝前，也有一番万般推托的拙劣表演。曹操对自己后事安排，更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试探，目的在于摸清汉献帝对曹家，是否还存有微微的抵触情绪。

 

决定以“天子礼仪”安葬曹操的，确实是汉献帝的主意，在有关曹操的墓址、地宫、黄肠题凑等后事的具体安排上，都必须按照汉献帝下达的旨意办理。曹操在生前，对于军政大权和财富的追求和攫取，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而迫于曹操的欺世淫威和霸道，汉献帝一直是唯唯诺诺、百般顺从、不敢有半点不恭之举。为了自保摇摇欲坠的汉室江山，他不得不将曹操的丧事，按照当时汉代天子的最高礼仪和规格来办，办得要让任何人都挑不出一丝的瑕疵来。曹操过去是说过“葬高岗、不埋金玉、不封不树”的话，汉献帝是个聪明的人，曹操所说的一切，不过是一种“伟大谦虚”而已，他哪里真有胆量去草草地安葬曹操。

 

汉献帝当时以汉代最高等级的天子礼仪，隆重安葬了曹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曹操死后九个月时间，汉献帝屈于来自各方的压力，干脆就将自己的帝位，禅让给本来就掌握了实权的丞相曹丕。曹丕当上了大魏王朝的皇帝后，也以相应的礼仪进行了回报，尊汉献帝为山阳公，让他的身份和地位，均在所有诸侯王之上：山阳公上朝奏事，不必称臣，受魏帝的诏令，可以不拜，他的出行车服，郊祀天地，依然如故，往日的一切待遇，悉数加以保留。汉献帝在逊位之十四年后也去世了，魏明帝曹叡也同样以天子礼仪，隆重地安葬了他。完全可以肯定，曹操和汉献帝两人的墓葬一样，当时都是属于最高等级的天子规格的。

 

很多人都以为，是魏文帝按照曹操节丧的遗令，建造了曹操的高陵，所以将曹操高陵，只看成是魏国的、而不是东汉时期的墓葬，这实在是一种错觉。如果真以魏晋时期墓葬制度去审视曹操墓，那就是颠倒历史的时空关系了。那么，汉代最高等级的天子墓葬的情况，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人们根据《后汉书·献帝纪·注》的以下有关记载，可知：当时的“天子葬，太仆驾四轮辀为殡车，中黄门、虎贲，各二十人执绋。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日，将作作黄腸题凑。谒者二人，立乘六马为次，绋长三十丈，围七寸，大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帻。……执事，下明器，太祝进醴献，司空将校复土。”

 

           “黄肠题凑”墓室和悬棺下葬

 

帝王去世之后，由将作大匠主持建造陵墓的黄肠题凑，直到棺木放入其中，并最后进行复土。东汉的王符在《潜夫论》说：京师贵戚，所用“檽梓豫章，所出殊远，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岭，立千步之高，百丈之溪，油溃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洛。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帝王下葬的棺木，就更不一般了。“黄金万两送地府，换来乌木祭天灵”，历代帝王制作棺木的首选木料，就是那种埋在地下几万年的珍贵名木---阴沉木，它的色彩华贵，柔滑细腻，具有浓香。由于木质特别坚实，重量也就特别大。

 

要将万斤重的棺木放进墓室之中，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对棺木的安置方法，历来就有严格的章法规定。《礼记·丧大纪》记载“天子用六繂四碑，君四繂二碑，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无碑，庶人至卑，不得引绋下棺。”《礼记·曲礼》中，有“适墓不登垄，助葬必执绋”的记载。意思是，在丧葬的最后阶段，外人不能够登上墓室顶部，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实际的操作问题：天子的棺木，怎样才能够放进黄肠题凑的墓中去的呢？在《尔雅·释水》中，有“绋，繂也”的记载；在《释名·释丧制》中，有“悬下圹曰繂，繂，将也，徐徐将下之”的记载；在《礼记·檀弓下》中，有“下棺繂绕，天子六繂”的记载。

 

繂，就是绋，又称为綍，在《周礼·地官·注》中，有“綍，举棺索”的记载。因此古代将牵引大索的工作，又称为执绋，据有关史料的记载：为天子执绋的有千人，为诸侯执绋的有五百人，为大夫执绋的有三百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后来产生一种叫“机窆”的下葬方法，在《礼记·檀弓下》中，有“公输般请以机封”的记载。机封，又称为悬封，它借助辘轳的机械作用原理，可以将棺木徐徐放入墓中。所谓“碑”，是以巨木为柱，形如石碑，立于墓圹一侧，在《封氏闻见记·碑碣》中，有“天子诸侯葬时，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贯繂索，悬棺而下，取其安审，事毕因闭圹中”的记载，它说的就是这种机封。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比如：在孔颖达的《疏》中，有“以繂绕者，繂即绋。以绋之一头系棺缄，以一头绕辘轳”的记载。所谓“天子六繂”，就是天子的棺木，以六条大索牵引，经过六个辘轳的启动，才能自上而下，平稳地放进墓室之中。由此可见，在帝王的棺木尚未入葬之前，在黄肠题凑上空，还没有进行最后的封顶，为了能够使棺木下葬，必须留有棺木的入口。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有“使悬棺下葬”的记载；在《后汉书·周磐列传》中，又有汉安帝“建光元年，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敛形悬封”的记载，《注》说“悬封，谓直下棺，不为埏道”，说明在东汉晚期，仍然盛行这一种下棺的方式。

 

有的学者还提出以下观点：到了两汉时期之后，帝王的棺椁是可以经由墓道，从横向推进黄肠题凑中去的。这一种观点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入葬到黄肠题凑的，既有内棺、还有多重外棺，里外层层相套形成完整的套棺，无论是内棺、外棺，不仅重量大，还有很好的密封性，这不是靠现场临时拼装所能完成的，它们都要以悬封的方式，下放到墓底的位置上。如果先横向推进多重外棺，最后再横向推进内棺，仍然还要将万斤重、装有帝王遗体的内棺，高举到外棺的上空，让它装进外棺的内部，这时候黄肠题凑的墓室，哪里还有这么大的多余空间，在被密封的黄肠题凑内，更不可能安装几个提升棺木必需的辘轳这种装置。

      

《后汉书·献帝纪·注》中，“司空择土造穿”的意思，就是按照陵墓前期的规划建设方案，立即到现场去进行墓址最后的准确定位工作，然后按照帝王陵墓地宫建设的工程设计方案，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竖穴土方的大开挖，运来各种建筑材料，建造黄肠题凑的地宫，一直等到灵柩自上而下，徐徐入圹，在主室的基座上就位，然后再用整条的大尺寸横木，将墓顶进行严密地覆盖，在横木上面加蓆，蓆上铺以石灰、木炭和膏泥，使其与外界的水份和空气尽量隔绝，以求尸体能够长期地、有效地保存，经过将校们指挥的回填复土，地宫的工程随即宣告结束，如果要将封土堆成山，或者再搞地面建筑的，后期可继续地进行。

  

黄肠题凑结构的地宫，只有在它最后的封顶之前，执绋者们牵引的天子棺木，才可以从顶部，由上而下顺利安置到黄肠题凑底部去。而其它结构的墓室，如拱顶、攒尖顶、穹窿顶，它们的上空是不能够开口的。万斤重的棺木，要进入地宫的中心位置，如果从墓道之中，以横向方式推进，所以就不存在棺木执绋下葬的过程。在《后汉书·礼仪志》里，有“大丧，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日，治黄腸题凑，便房如礼”的记载。必须强调，这里“择土造穿、治黄肠题凑”，是指刚刚即位的新皇帝，给刚刚去世的老皇帝，要做的第一件大事。而不是指新的皇帝即位之后，立即就为自己去“预修”陵墓。

                      

 帝王“预修”陵墓，一直是建筑学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后汉书·礼仪志》里面，确实有一段“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内梓棺，柏黄腸题凑，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的文字记载，于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都把它当作是新的君王在即位不久，立即就要为自己去“预修”陵墓的史料依据了。有很多的支持者，也都十分坚定、自信地说：西汉时期的帝王，如汉景帝、汉武帝、汉成帝等，就有即位不久，下令去为自己建造“寿陵”的史料记载，难道这些都不是帝王们生前“预修”陵墓的有力凭证吗？这些白纸黑字写着的文字，难道是可以被其他人否认和推翻的吗？

 

            秦汉帝王“预修”陵墓的真相

 

    在《晋书·索綝传》中，有“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的记载。意思是，汉代皇帝从即位第二年开始，每年都要拨出国家税收的三分之一，去为自己营建巨大的陵墓。不知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甚至还是极端荒谬的。试想一下，如果整个国家的税赋收入，全部用在这三件事情上面去，汉代哪里还有财力，去修建未央宫、长乐宫、上林苑，哪里还有财力，去治理黄河连年的水患，哪里还有财力，去整顿军务去抗击北方匈奴常年的入侵。国家的财政收入，真的被三件事耗费殆尽，汉代还拿什么再去发展经济，以求得社会的繁荣稳定？

 

    如果皇帝一即位，就把三分之一财政都独吞了，都拿去建造自己陵墓去了，那么他的皇伯、皇弟、皇后、太后、皇儿、皇孙，以及数以百计的王室成员去世后，所需的建陵墓造费用，难道都要由自己来负担的？其实，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是用来建造陵墓的预算，但决不是建造皇帝一个人的陵墓，按照规定的墓葬制度和墓葬等级，凡是墓葬经费由朝廷负担的人，都要从这三分之一财政税收中支出。如果全国稅赋的三分之一，只供皇帝建造陵墓，别人不许沾边的话，那么天下就要大乱了。有的皇帝三天便去世，有的皇帝半年就死掉，再即位的皇帝应该怎么办？建造这一些陵墓的钱又该从哪里出？

 

 帝王在即位不久，首先就去建造黄肠题凑地宫，如果他在几十年内不死的话，岂不早就变成一个大水库了。所以黄肠题凑的地宫，根本就不能在生前进行“预修”。《后汉书·礼仪志》中，只说“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的话，一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总是忽略、或者有意、无意抹去其中的一个“地”字。其实，“营陵地”和“营陵”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营陵地”只是“营陵”中的一部分前期工作，目的是给帝王寻找几处陵址方案，提出日后陵邑的建设规模，拟定富豪商贾的迁徙步骤，对各个陵址的地形、地质、风向、日照、水文，进行实地调查，以供工程最后的决策之用，这是一项无形的工作。

 

据《汉书》有关记载可知，汉景帝在即位五年后，就下令建造一座阳陵邑，又过七年，开始修建陵上的寝殿建筑；再过五年，汉景帝去世。汉武帝在即位两年后，下令设置茂陵邑，过了十二年，茂陵邑初具一定的规模，朝廷召募十万民众前去居住，又过三十一年，再次迁进商贾富豪，形成一座有几十万人居住和生活的大城市。在《汉书·张汤传》中，有“汤调茂陵尉，治方中”的文字记载，张汤是当时的长安吏，张汤在家养病时，汉武帝竟然亲自上门去探视，足见两人的亲密程度。张汤被朝廷任命为“茂陵尉”，就是汉武帝让他去组织一批专业的研究人士，进行一项以“方中”为核心内容的陵园建设的前期论证活动。

 

    整个帝王陵墓的建设工作，实际上是一项很复杂、很巨大的系统工程。秦汉时期的帝王陵墓，既包括有立项、选址、定位、规划、设计、备料等的前期性工作，又有后期的现场施工建设的过程。就陵墓建设的本身而言，它有地上工程和地下工程两大类。地上的工程，主要包括建设陵邑、陵寝。地下的工程，主要包括陵墓“黄肠题凑”及其封土的施工。有的帝王在死后，是先建“黄肠题凑”入葬，再建地上寝庙；有的帝王生前，先建地上寝庙，死后再建“黄肠题凑”地宫。不管怎样“黄肠题凑”地宫，都是帝王“临危时刻”、或者去世后才建造的，等到大跨度拱顶施工技术成熟之后，地上地下的工程才可以同步地进行。

 

    “营陵地”和“营陵”，虽然都包含有“营陵”两个字，但差别恰恰就在这一个“地”字上面，“营陵地”的工作，说穿了就是要去和“地”打交道。李华在《含元殿赋》之中说得好，“夫先王建都营室，必相地形，询卜筮，考以农隙，……虞人献山林之干，太史占日月之吉”。意思就是，朝廷如果要进行任何一项重大的建设工程，事先一定要做好大量的前期性工作；而帝王陵墓的重大建设工程，自然也不可能有例外，也要做各种“相地形”的工作。帝王的陵墓，是特别讲究风水的，而风水又和实际地形密切相关，帝王所居之处，称为吉地，帝王所葬之地，称为吉壤，而要得到这样一块风水宝地，那是要千挑万选的。

 

    西汉的成帝刘骜，本来就已经耗用十年时间，在扶风县建造了一座“延陵”，由于他好大喜功，嫌地面上的宫殿建筑，还不够气派，又下定决心到“背山面水”的骊山北麓，去另外择地建造一座新的“昌陵”。不料等到地面上的工程，建造了一半，却发现地宫所在的位置上，地下水位高得出奇，最后只得宣布放弃昌陵的建设工程。《汉书·成帝纪》记载说：“将作大匠万年，知昌陵卑下，不可为万岁居，奏请营作，建置郭邑，妄为巧诈。”将作大匠，类似当代的“建设部长”，由于墓地选择的不当，致使产生了严重的责任事故，当然要受到朝廷的严肃追究。将作大匠万年遭到了革职处罚，最后被放逐到遥远的敦煌郡。

 

    帝王陵墓的选址工作，有时甚至还要惊动皇上本人。这在《献征录》之中，有“明永乐七年，成祖择寿陆，久未得吉壤。礼部尚书、江西术士廖均卿，至昌平县，遍阅诸山，得县东黄土山，成祖即日临视，封天寿山”的记载。在《历代陵寝备考》也说“明孝宗，宏治十八年六月，营泰陵。初建泰陵，盛传其地有水，吏部主事杨子器直言其事，遂下杨锦衣狱。”陵墓选址工作中，位置变更的现象，也是家常便饭。因此“营陵地”的过程，需要耗用相当长的时间。相反“营陵”工程，尤其是黄肠题凑的地宫，施工的工期则很短，如果朝廷的黄肠木，平时就有非常充足地储备，那么在一、两个月之内，就能将地宫垒砌起来。

 

                曹操墓和“黄肠题凑”难解难分          

 

    两汉帝陵地宫建造的时间，实际上都是短暂的。比如：西汉刘邦死后二十三天，惠帝死后二十四天，武帝死后十八天，昭帝死后四十九天，元帝死后五十五天，成帝死后五十四天，哀帝死后一百零五天，各自都依照礼仪制度下葬了；东汉光武死后一个月，和帝死后四个月，桓帝死后三个月，灵帝死后三个月，献帝死后六个月，也都各自依照礼仪下葬了。如果，施工现场的运输条件好，那么黄肠木的砌块尺寸越大，它的施工速度也就越快，就像当代城市中的大型砌块建筑一样，一座高楼大厦，几天内之就能将它们建造起来。有的帝王自己在病危之际，就紧急下令工匠到墓地开挖竖穴，那么地宫建设的时间便可大大提前。

 

    从春秋战国开始，一直到汉魏的时期，除了少数的帝王、诸侯，采用一种“依山凿石”方式，能够建造隐蔽性能更好、结构更加坚固的地下宫殿之外，其他所有的天子、以及诸侯王的陵墓，都是采用黄腸题凑这一种地宫结构方式的。“黄肠题凑”的本身，标准化的程度高，施工的工期很短，结构又安全可靠，所以深得君王的认可。“黄肠题凑”是帝王和特有的最高等级的墓葬，其他大臣去世之后，如果得到帝王特别恩准，也照样能够采用。比如：在《汉书·霍光传》中，就有“光薨，皇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赐黄肠题凑一具”的记载；在《汉书·董贤传》中，有汉哀帝“令将作为贤起冢塋义陵旁，刚柏题凑”的记载。

  

    在《后汉书》一书中，有东汉的和帝年间，紧急下令调集黄肠题凑所需木料的文字记载。在《后汉书·梁商列传》之中，还有“商薨，帝亲临丧，赐以东园朱寿器、银缕、黄肠、玉匣，赐谥忠侯”的记载，这里说的就是，有一位叫梁商的大臣，生前立有大功，在他去世后，东汉的顺帝，也特别赐给他一具黄肠题凑，并追封他为忠侯。在《续后汉书·卷87》中，更有“汉兴，凡诸帝崩，缠以缇缯，以玉为衣，上襦下札，缀以金缕，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的记载。从这些史料记载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一直到东汉的晚期，以黄肠木为主要建筑材料的黄肠题凑，始终都与当时最高等级的墓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众多的事实说明了，魏明帝给汉献帝建造的地宫，是汉魏时期最高等级的黄肠题凑结构，这是有确凿、可靠史料记载的，是谁都否定和推翻不了的历史事实。有人一定会问：曹操以汉天子礼仪制度被汉献帝安葬，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安葬他的高陵地宫，是否也采用黄肠题凑这种结构，似乎没有见到确切的史料凭证。现在告诉大家：在《历代陵寝备考》一书，收集的周厚堉《拟陆机弔魏武帝文并序》里面，就有魏武帝高陵地宫“启方中之题凑，封秘器于黄肠”的文字描述。这就充分说明：曹操高陵的方中(地宫)，确实还是黄肠题凑这一种结构的，而且地宫是能够垂直开启的，这符合天子灵柩执绋下葬的礼仪。

 

根据《历代陵寝备考》上：有“古者不封墓室，汉而下帝王陵皆立庙，大祥谒庙，以明孝思行”的记载，按照汉天子丧葬制度建造的曹操高陵，和其他汉代帝王的陵墓一样，除了地下建有黄肠题凑的地宫之外，在地面上还建有规模宏大的寝庙建筑。《晋书·礼志》中，明确记载“古者天子诸侯葬礼粗备，汉世又多变革，魏晋以下，世有改变，大体同汉之制，而魏武以礼送终之。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由此可见，尽管曹操在生前是留有“不封不树”的遗言，但都没有被汉献帝所采纳，安葬曹操的高陵，地面上确实建有大规模的寝殿建筑和其他的陵邑建筑，曹丕后来能够到高陵祭墓，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曹操高陵的建设，与东汉的帝王墓葬，是完全没有区别的。但是三国时期，由于诸侯鼎立，社会动荡、战乱不止，历代帝王陵墓屡屡被掘，曹操本人也曾经肆无忌惮地挖过前朝前代人的墓葬。由于害怕曹操高陵，同样也遭此厄运，曹丕对墓葬制度进行如下改革：“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同时下令，毁掉高陵地面原有的寝庙，使得地面上不再留有任何的一点痕迹。在《晋书·礼志》中，就有“至文帝黄初三年，高陵上殿皆毁，自后园邑、寝殿遂绝”的记载，真正的曹操高陵、以及后来的魏国帝王们的陵墓，地面不再出现有任何一点标志性的物体，这就是它们很难被后人发现的真实原因。

  

自春秋战国直至两汉时期，凡是采用竖穴土圹埋葬的，属于最高等级墓葬形制的“黄肠题凑”，应该是帝王陵墓建设中，最被推崇、最有身份、最有尊严的一种建筑结构形式。处于这一个历史时代的所有帝王（包括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以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管他们手中的权力有多大，不管史书上对他们的陵墓，有过超越时空的文字描述，但科学技术才是一个硬道理，建筑工程许可的物质条件，对任何人都具有无法抗拒的约束力。“黄肠题凑”就像一道“紧箍咒”，牢牢地掌控着帝王陵墓建设的大方向。东汉的末年，已经享有天子之尊的曹操去世后，由汉献帝亲自督建的陵墓地宫，也只能采用这种建筑结构形式。

 

    毫无疑问，黄肠题凑是当时的帝王、诸侯王在去世之后，按照规定礼仪采用的一种最高等级的地宫结构，但这毕竟只是极少数的人，才有资格享用的。既然它的使用范围受到严格地限制，那么朝廷中的文武大臣和其他非王族成员的墓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一开始，他们只能采取建造木椁的方式，使用木墙体和木顶盖，以便支撑来自墓顶及四周土体的压力。等到实心砖用来砌筑墙体之后，一开始仍然在砖墙上铺设木材顶盖，当大尺寸的砖用来砌墙之后，就出现了各种砖室墓，一直到汉魏时期，在王公贵族墓中，出现了砖拱的结构，正如刘庆柱、潘伟斌在文章中说的那样，它们只是当时的一种“高等级”的墓葬而已。

               

                “黄肠题凑”还有等级的区别         

 

    他们两人，为什么一直都不敢明确地说，砖拱结构就是当时最高等级的地宫结构形式呢？原来，高等级的墓葬和最高等级的墓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在它们之间，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最高等级的、以黄肠题凑为主要标志的地宫建筑结构，只是帝王们才有资格去享用；而其它高等级的、以砖结构为主要标志的墓室建筑结构，只与其他的“二等公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有充分材料说明，属于“一等公民”的皇帝老爷，绝对不可能屈尊于与自己身份不相符合的砖结构墓中去；而那些只具有“二等公民”身份的人，当然也绝对不可能僭越朝廷的礼仪制度，而入葬到那一种最高等级的黄肠题凑墓室之中。

 

 黄肠题凑在八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被历朝历代的帝王、诸侯所青睐，这是有其独特的背景条件和突出优点为前提的。在远古的中国，气候湿润，遍布森林，无论是地面建筑、还是地下建筑，可以源源不断地使用众多的木材。由于取材方便，加工技术并不复杂，平时可以将采伐下来的木料，制成尺寸不同的大小砌块。这种砌块能够大批量加工，遇有帝王紧急丧事，可以随时统一调配使用。用大尺寸的砌块砌成墙体，空间组合十分灵活，就像人们搭积木一样，可以组装成各种不同平面的墓室。这种墙体和顶盖，又具有特别良好的密封性，很多在黄肠题凑墓葬中发现的古尸，能够做到千年不腐，甚至做到“面色如玉”。

 

 黄肠题凑的地宫，是什么时候退出历史舞台的呢？中国的木结构建筑，在历代的政治变革中，总要被大量烧毁，后继者又大量重新建造，所以木材消耗实在太大。帝王黄肠题凑的地下墓室，需要木材的数量，实在是大得惊人的。北京大葆台汉墓的“黄腸题凑”，是用15880根条木，堆积起来的；山东定陶汉墓“黄腸题凑”最大的木料尺寸，有长达4米、宽0.8米、厚0.5米的，根据初步的测算结果，它所耗用的木材，有3000立方米之多。长久以往，木材越来越少了，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了。如果当朝的君王、后宫、大臣们，要建造的这一类墓葬很多，平时又没有足够储备的话，临时供给这么多的木材，当然是非常困难的。

 

 由于木材供应缺口实在太大，朝廷不得不采取各种节省木材的对策和措施：首先是要严格地限制优质、高档木料的使用范围。其具体的做法是：将黄肠题凑按木质优劣程度分为柏木黄肠、松木黄肠、杂木黄肠三类，除了必须确保重中之重的帝王，可以采用大尺寸柏木外，凡是需要由国家提供黄肠木建造墓室的其他人，可以根据不同的级别，只能去选用一些松木、甚至是杂木了。在《后汉书·中山简王列传》里面，就讲述了一段东汉的中山王刘焉去世后，不得不下令紧急征调木材的故事：“征发常山、巨鹿、涿郡……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制度余国莫及”。

 

 节省木材的第二个办法是，在木材供需矛盾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必须尽量地减少黄肠木使用的大小尺寸。著名学者王国维早年在《南越黄肠木刻字》这篇文章中，就说过“甲寅、乙卯间，粤东南海人治地，得南越文王故冢，有大木数十章，皆长丈余，方尺余。……《水经·湘水注》引郭颁《世语》，魏黄初末，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中木可作庙材，其巨可知。南越墓中皆巨材，可见当时制度皆如此。”长沙王吴芮是西汉早期的诸侯王，从他墓室中取出大尺寸黄肠木，可以用来建造东吴时期皇帝孙坚的木结构的大庙。应该说，黄肠题凑的本身，按照木材大小不同，还有巨木式、中木式，小木式的等级之分。

 

 眼看着上等木料供不应求，于是就逐渐出现了替代品，在当时一些王侯陵墓之中，有的便以黄肠石取代了黄肠木。建筑的材料虽然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但是“黄肠题凑”的结构式样、砌筑的方法，却没有多大的改变。比起黄肠木来，黄肠石加工更简便，更坚固，抗腐性更好。“题凑”的本身，就是用大型的砌块，进行堆垒砌造，形成框壁结构的墓室。过去是用黄肠木砌墙，用长条木盖顶，后来是用黄肠石砌墙，用条石盖顶。无论是用黄肠木、还是用黄肠石建造起来的黄肠题凑结构的墓室，它只能是平顶的，而不可能是拱顶的。应该说，黄肠题凑与墓室的平顶，始终联系在一起，而与拱顶，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一点关系。

  

    远离京城的广州，在后期的南越王陵墓中，首先就开始进行了这一种新的尝试，它以大尺寸的黄肠石砌墙，在顶部盖以大石板；在山东巨野的刘髆墓，是“凿山为穴，横木为顶”的；在河南永城的梁国王墓，是垒石为壁，以长条石为盖顶。人们都知道，秦汉以前所有的城门和桥梁桥洞，都是梁式而没有拱式的。“拱”表示人两臂合抱，而拱的建筑学本意，是在柱与柱之间，形成弧形的窗壁或门洞，后来又在墙与墙之间，形成弧形的顶部。从平顶发展到拱顶，是建筑技术史上的重大突破，它有一个缓慢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砖拱结构墓室的逐渐普及，是石拱墓产生的先决条件，但是它们毕竟是属于两个不相同的结构体系。

 

潘伟斌在《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这一篇文章中，宣称的“东汉前期帝王、诸侯王墓葬是题凑石墙，到东汉晚期帝王、诸侯王的高等级墓葬，则为穹隆顶砖结构墓”的这一种说法，本身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难道他敢于断言，在东汉晚期的帝王陵墓之中，就已经不再存在任何黄肠题凑的地宫结构了？请人们还是充分注意以下这样的一些事实：后人在洛阳的北邙地区，发现的东汉晚期帝王陵中使用的黄肠石，实在是多得不胜枚举的。根据郭玉堂先生《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中提供的一些材料来看，“东汉黄肠石，刻永建、阳嘉的年号，出土处就在洛阳城东北三十里的邙山岭上的耀店村、后沟村、三十里铺、象庄村一带。” 

 

             砖结构墓与两汉帝陵无缘

 

在赵振华先生所著的《洛阳东汉黄肠石题名研究》一书之中，还系统地介绍了在洛阳地区出土的黄肠石上面，刻有“元嘉二年、永兴二年、元和六年、嘉平元年”等的铭文。这“永建、阳嘉”，是东汉顺帝的年号，这“元嘉、永兴”，是东汉桓帝的年号，这“元和、嘉平”，是东汉章帝、灵帝的年号。所有这一些铭刻都充分地说明了：黄肠题凑在东汉的晚期，并没有真正退出历史的大舞台。在《中国墓葬史》一书中，也说过“在河南孟津发现一座东汉晚期的黄肠石墓，黄肠石上刻有姓氏文字。徐州土山一带东汉晚期王室墓葬中，也发现过众多的黄肠石。”人们都知道，在安阳这座古墓中，竟然就没有发现一块黄肠石。

 

    从刘庆柱本人执笔执笔的《秦都咸阳第一号、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有关材料看：咸阳宫的墙体都以土坯垒砌，秦砖只是用来铺地。著名学者张卓远、王伟在《中国砖石建筑溯源》一文中，也说“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战国末年已出现各种形状的实心砖，但它主要用于重要建筑的地面、廊道、高大台基的边沿、墙体收头等部位。东汉以后，条砖在地上、地下建筑的墙体上，才逐渐地普及开来。”这里说的意思是，秦代以前的漫长历史岁月中，砖还没有能够由地面“爬”到墙上来，怎么可能一步登天，会在地面上出现各种形式的砖结构建筑，又怎么可能会钻进地下墓室中，突然出现砖穹窿顶、或者砖四角攒尖顶。

 

    西汉时期砖才上了墙，这是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砖还要由墙体上升到屋顶、或者墓顶，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汉代先是在中原地区，偶尔用空心砖扣成坡形的墓顶，随后小跨度的砖拱结构，从地上建筑运用到地下。徐吉军在《中国丧葬史》书中说：“穹窿顶，始于三国东吴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已经流行这种结构，如安徽马鞍山的东吴朱然墓，就采用穹窿顶。”砖穹窿顶，只是一种有自身推力的结构，它的优点是，可以使上部封土的荷载，均匀地传向四壁；其致命缺点是，施工难度太大，一旦顶部遭受破坏、或者未竣工之前，在上空出现缺口，墓顶就会全部塌落。这就是历代帝王陵墓不敢贸然采用的主要原因。

  

    与穹窿的墓顶相比，四角攒尖墓顶的施工难度更大，安全性和稳定性也更差。四角攒尖的墓顶，用一块块松散的砖块，以层层收缩方式进行搭砌，砖缝又无粘结材料，所有砖块的重力，都各自垂直向下，一旦自身失去了有效支撑，坍塌的机率也就很高。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施工工期，偏偏长得惊人。比如：山西省有一座北魏时期建造的四角攒尖砖室墓，不仅总共用去了24万块散砖，而且人们根据《大同府志》可知：它从“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建造这一种四角攒尖砖结构的墓室，既耗工日、又很不稳固，因此普及率并不高。在当代的很多考古发掘现场，人们看到的砖穹窿顶、砖四角攒尖顶，绝大多数是坍塌的。

 

随着古代石材加工工具和操作技术的不断进步，在充分地总结砖拱结构的基础之上，宫廷掌管陵墓建设的官员和建陵的工匠们，就开始将石拱结构墓顶的施工方法，引进、移植到黄肠石的墙体上面来，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的石拱墓顶结构，当这种石拱技术完全成熟之后，便成为帝王陵墓地宫结构的一种首选了。砌拱所用的石料，体积和自重都很大，只要在墓室顶部“空其一石以待合龙，一石紧而全瓮之石皆紧”，这一种建筑结构，施工工期也很短暂。根据《宋史·礼志》有关史料可以知道：宋代的所有帝王，生前都不建造寿陵，而等到驾崩之后，再派员进行选址，并在七个月之内筑陵入葬，他们的地宫都是石拱结构的。

 

其实，无论是地上建筑的屋顶、还是地下陵墓的墓顶，历来都是空间组合最复杂、施工难度又最高的结构。比如：北京故宫“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奇特的角楼，没有鲁班那样的绝招，肯定建造不起来。地下陵墓的墓顶，要承受封土的巨大荷载，如果不采用特别坚固的、特别可靠的顶部结构，永远不可能成为帝王陵墓工程的首选。以定陶王的黄肠题凑为例，它以多达五层的横向巨木，将墓室顶部严密覆盖，来自上方的任何外力，都难以将它压倒、压垮。大型的石拱结构，虽然能够取得更大墓室空间，抗压性也更好，但那都是一些后话。相比之下，以砖为主要材料的各种墓顶，自始至终都不可能真正登上两汉帝王陵墓的大雅之堂。

 

刘庆柱和潘伟斌及其支持者，一方面说当年的曹操，是以汉天子的礼仪制度去进行安葬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安阳这座所谓的“曹操墓”，只是一个“高等级”的砖结构墓。于是有人开始设想，如果能够将砖结构墓的身份和地位，再向上提高几个挡次，如果能够使砖结构墓和黄肠题凑墓室，划上一个等号，那该有多好啊！在这方面郑州大学的韩国河是费尽心机的。在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二日的《中国文物报》上，他就发表文章说：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的遗物证明，西汉帝陵多用黄肠题凑葬制，东汉帝陵的建筑材料多用“黄肠石”，当然，一些高级的大墓往往用特制的砖，替代黄肠石垒砌墓室，可以称之为“黄肠砖”。 

  

在安阳这座所谓曹操墓的考古论证中，“黄肠砖”的新概念，就这样被韩国河轻松地杜撰出来了。在他的眼睛里，什么黄肠题凑、什么砖结构墓，什么最高等级墓葬形制，根本不存在原则性区别。应该说，他的这一番“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与严格意义上的考古论证，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看来，刘庆柱、潘伟斌如果再拿不出可靠材料证明，汉魏时期帝王陵确实已经不存在黄肠题凑这种最高等级地宫的话；如果再拿不出确凿材料证明，汉魏时期的砖结构墓，就是当时天子最高等级墓葬形制的话，那么广大网民，就更有充分的理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他们提出种种的错误观点，去进行坚决地、彻底地否定。 

 

               后                  语          

    

谁也不能否认，河南安阳这座古墓的主人是谁，客观上已经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平心而论，争论的双方，不管有多少支持者，在学术论坛上是完全平等的。更重要的是，学术不分国界，不分地域，不分业内业外，不分权威非权威，谁都不能剥夺谁的话语权。毛泽东“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批示，于光远“学术问题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的论断，都代表中央坚持学术争鸣的正确方针。学术的争鸣，只靠材料说话；学术的争鸣，只认文、而不认人。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道德问题，然而被质疑者，至今仍然在不断地编造各种借口，拒绝与对方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而这正是他们理亏心虚的表现。

 

鲁迅先生学的是医学，却是中国近代的大文豪；张艺谋学的是摄影，他的导演技巧被公认是中国之冠；李岚清副总理，钢琴弹得很好，还有音乐专著，谁敢说他是“乱弹琴”？有位学戏曲的人，后来成了考古学家。陈景元研究秦汉时期的陵墓，比刘庆柱、潘伟斌等人早多了，难道他对秦汉帝王陵墓，就没有一点发言权？有些钦定学术霸主，搞学问、搞研究，没有什么真本事，而让他去贬人、整人，却是非常的“内行”！二〇〇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科学创造。一个国家、只有尽一切可能避免摧折贤良，才会收获科学的秋天。”这才是学人的福音呢！

    

                                             2012-5-29 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