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儿科里走出的批评家

——彭斯远印象

付冬生

彭斯远，是我国颇有影响的儿童文学研究者。

从1985年在重庆出版社出版20万言的处女作《儿童文学散论》始，在近20多年间，他陆续又在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希望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三峡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先后推出了《异彩纷呈的多元格局》、《叶君健评传》、《“芝麻开门”——童年文学与智力开发》、《儿童文学导论》、《成人和孩子的世界》等多部论著。特别是在2009年的春天，彭斯远还在重庆出版社推出集20年之努力而写成的《重庆儿童文学史》。这本史料翔实的厚重之作，便基本奠定了他在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特别是在地域儿童文学研究上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

我们知道，伴随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的世界儿童文学，至今已走过了二、三百年的历史。而我国由于长期受到盘根错节的强大封建主义制度极其意识形态的压抑，孩子们的存在价值及其人格长期受到轻视、漠视甚至蔑视，所以孩子们需要的文学读物，从来就没有人过问。即使偶尔产生了一点，也是渗透着“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动”之类的浓厚封建主义因素的。

所以，我国儿童文学迟迟不能得到发展，直到晚清乃至到了人们大力倡导科学和民主的“5·4”运动期间，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创立才提到了议事日程。因此，儿童文学在我国的产生至今也不过百余年光景。比起资本主义发达得很早的欧洲，我国儿童文学大约要晚一百多年的时间。

但是，起点较晚的我国儿童文学在近二、三十年间，由于有了中国四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引导，因而作为文学一个特殊门类的儿童文学，一直是以突飞猛进的姿态在向前飞奔的。重庆儿童文学顺应历史潮流，也在全国儿童文学飞速发展态势下受到巨大鼓舞，并获得了同步发展的历史契机。

作为长期研究儿童文学学人的彭斯远，准确发现和把握了新时期以来重庆儿童文学迅猛发展的历史潮头。他从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重庆儿童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童话、寓言、戏剧和儿童科学文艺诸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启发之下，得出了“这便是重庆儿童文学黄金时期”的重要结论。获得这个认识，使他对未来的重庆儿童文学发展，充满了更大的信心。因此，当他在课堂上，不管是面对本科学生，还是面对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儿童文学的硕士研究生时，他总爱扳着指头如数家珍般地清理重庆儿童文学的上述成就。彭教授的这份执着与真爱，自然也深深叩动了他的每个学子的心。

如果把历史的脚步再往前挪，彭教授还发现，新中国成立的最初17年，和抗战中的陪都时期，同样出现过重庆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另外两个高潮。

原来，文革前的重庆，曾产生过两个儿童文学的领军人物：一是写儿童诗的张继楼，另一则是那创作儿童小说的揭祥麟。此二人的出现，标志着重庆有了本土的专门创作儿童文学的作家。至于抗战时期，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大量云集陪都，于是，郭沫若、冰心、老舍、陶行知、巴金、丰子恺、萧红、陈模、王平陵等人纷纷从全国各地先后来到了重庆。这些作家虽然并不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但他们在敌机的轰炸中，却时时想到精神极度空虚的孩子对儿童文学的强烈渴求，于是在创作成人文学的同时，他们也不忘为孩子们创作一些让他们感到愉悦的文学读物。作为移民城市的重庆，向来又是特别具有吸附性和包容性的。于是，外地来渝作家的崭新儿童文学创作，很快就被重庆汲纳而成为了丰富和滋养国统区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有机组成。

彭斯远发现重庆儿童文学历经上述三个高潮之后，尤其是他亲眼目睹了新时期以来的这段黄金时期，重庆本土不但涌现出了众多儿童文学的作家作品，而且作品的体裁和风格形式也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多元态势。这对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所产生的巨大鼓舞，就像地质工作者发现了一个蕴藏量巨大的金矿那样的令人兴奋和激动。于是，这便使彭斯远产生了一种用笔来记录和描述这段辉煌历史的强烈冲动。

上世纪80年代初，彭斯远执教的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儿童文学教学科研有了较大的发展。1985年，由他牵头组建了学校的一个以西部儿童文学研究为宗旨的重要科研机构——西部儿童文学研究所。重庆作为我国的一个新兴直辖市，同时，它也是我国西部改革开放的带头城市，因而研究这座城市儿童文学披荆斩棘的发展历史，对于带动我国暂时还处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状态的西部地区的儿童文学发展，应该说是具有一定借鉴价值和推广意义的。因此，透过重庆儿童文学所走过的曲折路程而总结其创作得失，便成了重庆师大西部儿童文学研究所研究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

彭斯远，正是在利用重庆儿童文学研究所这一学术阵地，带领他的助手和弟子们艰难而顽强地向我国地域文学研究这座学术高峰发起一次次冲击的。

彭斯远决定为重庆这座英雄城市的儿童文学写史。但是，他却并不擅长于史实研究。试看他昔日已出版的著作，主要的研究方向仅集中在儿童文学本体论、作家论、体裁论以及创作方法论等方面。比如，他的《异彩纷呈的多元格局》、《“芝麻开门”——童年文学与智力开发》分别属于儿童小说和低幼文学研究，《叶君健评传》属作家论，《儿童文学导论》则属儿童文学基础理论即本体论研究的性质。这说明，到上一世纪80年代，彭斯远还基本没有从事过史论研究。而他深知，从事史论研究是必须拿客观的史料说话的。史论研究的特点，就在于必须做到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因此，写一座城市的儿童文学史，当然应以这座城市的作家作品创作研究为前提。否则得出的结论就像没有根的浮萍那样，始终是摇摆不定因而也绝对是没有丝毫说服力的。

为撰写《重庆儿童文学史》，从新时期开始不久，彭斯远便开始跨入艰苦的资料搜集过程。除了与本地作家交朋友而获得第一手资料外，他每到一座城市参加学术会议，都要抽时间跑图书馆和当地的出版部门，努力搜寻需要的书籍和史料。对于资料，他一边广搜博求，一边对其已获得的部分加以及时的排队整理，经过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消化提炼，从而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重庆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些线性思考。在这线性思考之中，彭斯远觉得除了应对重庆儿童文学所历经的三大创作高峰出现的作家作品予以重点描述之外，还应分别对解放战争和“文革”这两个障碍儿童文学发展的低谷时期的历史特点，也予以科学的阐释和说明。

另外，在彭斯远看来，重庆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并不仅仅表现在作家作品的创作上。一个城市的儿童文学发展，显然又是和这座城市的文化经济发展，特别是和该城市儿童文学的编辑、翻译、出版、教学、评奖，和理论研究的整体状态是分不开的。儿童文学的发展，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因为儿童文学的发展，不仅和该城市的传统文脉有关，而且和该城市的儿童文学编辑、翻译、出版、教学、评奖和理论研究的综合实力不可分割。因此，他决心在安排这本文学史的内容要点时，把重庆儿童文学的发展当成一项综合而系统的文化工程来加以对待。

如此构建重庆儿童文学的主体框架，既凸现了全书思想内容的关键和核心，同时，也较有说服力的论证了重庆儿童文学特别是近百年来的重庆儿童文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繁荣的整个发展过程。因而，把重庆儿童文学的发展当成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来加以研究分析的写作视角，也就成为了这本儿童文学史不同于目前我国已出版的其他地域儿童文学史的独特之处。

《重庆儿童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形成之后，作者很快就进入了执笔写作过程之中。翻开这本城市儿童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该书在写作上除贯彻远略近详的原则之外，同时，还对上一世纪产生于重庆的儿童文学发展中出现的高潮与低谷间所形成的马鞍型发展态势，不仅进行了认真而翔实的梳理和理论阐释，而且按时间顺序对这座城市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众多个案进行剖析，从而让宏观概括与微观解读相结合。如此宏观概括与微观解读的相互补充说明，既避免了只有宏观概括而无微观解读的粗疏乏力，也克服了只有微观解读而无宏观概括的琐碎烦杂；二者的有机结合，才是提纲挈领与充分说理的有机统一。

因此，诚如我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李禹阶教授所指出的一样，这本城市儿童文学史，对“不同阶段的历史线性描述注重宏观概括，而关于不同文体和不同作家作品的个案剖析，则更多从微观的角度予以细微剖析，所用笔墨自然显得更为从容不迫。”同时，这也使“彭氏史著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就更清晰而鲜明。” 如此宏观审视与微观考察的交相辉映，便成为了《重庆儿童文学史》的又一艺术特色。

当然，为了节省篇幅，这本彭氏文学史著对于许多重要而又无需详述的重庆儿童文学的原始史料与史实，则通过文学大事记的方式予以辑录。其笔墨虽然简略，但所涉及的史料广泛，信息性较强，读者若能参照其同类书籍进行对比阅读，所得必然更多。对此，也是不能不加以指出的。

总之，从搜集资料，酝酿构思，执笔写作，修改定稿，到最终付梓出版，前前后后总共历经了近20个寒来暑往。除去给学生上课，会议和必要的文学与学术活动之外，彭斯远教授几乎把所有周末和节假日全都投入到这部文学史著的写作当中去了。如此7000多个日日夜夜的伏案苦思，让他的鬓边又增添了几多白发。

如今这本由十二章共57万字组成的《重庆儿童文学史》，终于在曾经推出过作者处女作《儿童文学散论》的重庆出版社隆重出版了。该书较全面展示了历代近200位重庆作家在渝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其在全国的地位与影响。它的出版，不仅成为了一个体现我国儿童文学史著研究的丰硕成果，而且成为体现我国地域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同时，它还是填补我国巴渝文史研究空白的一项希望工程。因此，这不但对我国当代儿童文学与地域文学研究将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同时，对我国地域民俗文化研究，也将提供有力的借鉴。

《重庆儿童文学史》出版后，之所以能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自然是和作者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埋头于儿童文学的刻苦钻研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刻苦钻研儿童文学的潜在动力，则来源于他对孩子，即人类未来的深刻哲学认识。

彭斯远教授深知，在儿童的人格和存在价值被忽视的社会里，人们对儿童文学，总是怀着太多的偏见和误解。受世俗偏见的影响，有人轻蔑地把儿童文学称为“小儿科”；学界里的部分人也往往非常轻视儿童文学，视它为可有可无。殊不知，这恰恰是对孩子即人类未来的极大轻贱和蔑视。而轻贱和蔑视人类未来的人，轻一点说，这是对自己的无知；不客气地说，则是在为自己挖掘坟墓！

所以，彭斯远教授在课堂上，常常用童年崇拜的哲学思想去批判那种视儿童文学为“小儿科”的偏见。很多人都知道，彭教授每学期在向自己的学生开讲儿童文学之前，往往爱以德国哲学家尼采为什么主张人类应向孩提学习的提问开头。提出这一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之后，彭教授并不要求学生马上回答，而是有板有眼地开始了他的讲授。他说，尼采认为孩提具有四个特点，因而很值得成人学习，那就是：

第一，天真。原来天真乃是人的本性。儿童没有伪善、没有欺骗、没有恶意，他们始终保持着没有污染的人性源头。

第二，善忘。儿童善于忘记不该记忆的事物，如此就能丢掉包袱，轻装前进。

第三，无知。儿童虽然无知，但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无知不仅促使人类产生求知欲，而且让人不耻下问，从而增长智慧。

第四，成长。儿童不仅是人类生命的开端，而且是人类跋涉的起点。孩提的成长与老人的走向衰亡，恰恰构成了生命的两极。

尼采发现和倡导的童年崇拜观念，不仅成就了他自己的伟大哲学思想，而且也端正了包括儿童文学作家与研究家在内的许多儿童文化工作者对年少一代的认识。因此，彭斯远要求他的学生也要用尼采的哲学思想来为自己洗脑：告别轻视孩提人格的陈旧习俗，走向崇拜童心的光明未来。，

的确，用尼采童年崇拜的观念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不仅使彭斯远对他所从事的儿童文学教学科研产生了缕缕自豪感，而且还使他产生了一种庄严的使命意识。为发展孩子们的事业而写《重庆儿童文学史》，哪怕是遇到高山大河般的障碍，他也觉得是完全可以超越的了。

不仅如此，在伏案写史的过程中，彭斯远更深深感晤到的是，每当脑子里的所思所想顺利转化为或纪实或议论的文字之后，他就会产生像农民站在田间观赏那即将收获的农作物一样的愉悦和兴奋。当然，这种面对荧屏码字而产生的欢乐，纯属一种毫无功利的欢乐，一种基于完成使命意识的至真至纯的欢乐。

彭斯远就是这样一位从小儿科里走出的文学研究者，我们时代需要的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