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以及被捆绑时代的舞姿蛰伏七年磨一剑 ——————姜文以及被捆绑时代的舞姿 文 木根 周日正午十二点,摄影棚的玻璃天花板上直射下一道阳光,直接而凛冽。完全让人想象不到前一晚的电闪雷鸣和狂风骤雨。太阳就那么升在高朗的天空上。摄影棚里,十几二十个工作人员正在做拍摄前的紧张准备,人声鼎沸。然而,就在那一刻,突然安静异常,一切仿佛凝固了般,猛一回头:姜文已出现在门口。没错,就是这样的震慑力,一如之前的预想,皆在意料之中。 他真诚地主动与每一个人握手,并要求对方说出职位和姓名:“这是对人起码的尊重,我不习惯和陌生人工作。工作的时候,如果突然看到一张不知姓名的脸孔,很奇怪,不太舒服。”是的,控制力,他需要一切尽在掌握。 越是缤纷灿烂,就越是不靠谱 “这个一向被认为狂傲的姜文,其实只是对他讨厌的东西过于直率;而对他喜欢的东西则更加直率,以至完全没有任何架子;我们聊天的过程,是我欣赏一个顽童在那儿炫耀自己的冒险经历的过程……”说这话的尚可先生作过一篇题为《另类的电影神话》的文章,在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同以往的姜文,文中还有段话很有嚼头——“简而言之,我认为姜文是一位有“反文化”意味的文化英雄……当我面对陈凯歌的时候,我和陈大师似乎是两个阶段。而面对姜文,你知道,就像你面对一个拥有了你梦想拥有的某种力量的朋友,这朋友可靠,而且说话实在,你以之为荣,就想以自己为荣一样毫无杂念。” 但姜文并不总是肯给人以如此迷人的信任感和荣誉感,在好多次记者会上,他都忍不住要惹几个女记者哭鼻子,原因是他觉得对方提问题的方式和目的都很愚蠢。同样的直率,一个让采访者感到姜文魅力无穷,一个却让采访者对姜文恨之入骨,这显而易见的罗生门,引起了很多人对他深深的好奇。 应该说,所有旁观者断章取义的补充说明,越是缤纷灿烂,就越是不靠谱,在种种风行的误读之中,我愿意相信姜文前妻桑德琳的话是最有说服力的——“他是我最佩服的人。他是非常特别的人,是个天才。当天才不容易,他看世界、看生活、看人都和别人不一样,这可能也是一种痛苦,别人不容易理解他。他比别人超前太多。我真希望他能拍他想拍的电影,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他是特别勇敢的人,这样的人如果多,这个世界一定会有好的变化。他同时是个非常可爱的父亲,很好的爱人。”字里行间都是波澜不惊的通常剧情,但仔细琢磨一下,每句话的背后应该都另有隐情。 姜文肯定是个“非常可爱的父亲,很好的爱人”,这毫无疑问,但到今天为止,他其实也只是拍过三部电影而已(一个无法公映,一个尚未公映),他怎么就成了大家公认的“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导演”?很多导演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得此荣耀。这同样让我们深深好奇。 在人民面前,艺术家永远欠债 最近几年,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这三位内地最活跃的著名导演,几乎他们每拍一部话题性作品,观众都会下意识地拿它们和姜文此前的作品比较一番,这没想象力的可爱动作的结果,就是大家对导演姜文的认同在日益加深,对他的期待在日益加强——在人民面前,艺术家永远欠债。 这真是件怪事儿,大家把中国电影的最后希望寄托于那几个导演,比如姜文、周星驰或者杜琪峰,大家误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最终拍出真正代表中国水准的电影,然后才能证明我们中国人的电影其实不止如此。公众看不到中国电影(工业)整体弊端的积重难返(也绝不肯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对“姜文们”的种种救世期待,其实是不公平,但同时可以理解。 姜文“他经常对一件事兴致勃勃地涨潮,很快又无声无息地退潮”,在这幅奇妙图画背后的起承转合,公众几乎是不关心的,公众要求的只是个结果——这种急迫的消费期待势必造成文化传达上的错位,和所有名噪一时的导演一样,等待姜文的也必将是被误读。大多数中国导演其实都在面临这同样的尴尬,因为在中国,电影从来都不是作为单纯消费品出现,在传统文化土崩瓦解,大众娱乐礼崩乐坏的今天,太多文本之外、文化之上的诉求被过于集中地强加给电影及其导演,而他们未必都能一一承受和消化。 姜文内心激情如此频繁的潮涨潮落,说明桑德琳没有夸大他的痛苦,同样,她也没有夸大姜文的勇敢。姜文的痛苦,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拍自己想拍的电影,这也是所有中国导演共同的隐痛;姜文的勇敢,则表现在他特立独行的勇气和绝不迂回前进的言行保持了高度一致,而这肯定不是所有中国导演都已具备的勇敢。这也就是桑德琳所说的,“这样的人如果多,这个世界一定会有好的变化。”好的变化需要付出惨重代价,这种代价是局外人无法想象的
文/ 木根
他真诚地主动与每一个人握手,并要求对方说出职位和姓名:“这是对人起码的尊重,我不习惯和陌生人工作。工作的时候,如果突然看到一张不知姓名的脸孔,很奇怪,不太舒服。”是的,控制力,他需要一切尽在掌握。
子》写的《诞生》那样。出版界的损失还在其次,万万没有想到,更大的挫败接踵而来。
2000年,《鬼子来了》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极高荣誉,但在国内它却没能获得《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的礼遇。就在影片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次日,国内媒体开始陆续报道这样一条统一口径的新闻:“国家电影局正式表态,《鬼子来了》在没有通过审查的情况下私自出国参赛,严重违反《国家电影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半年后,媒体报道称姜文“同意对《鬼子来了》进行修改,影片有望于春节前后上映。”对于修改电影这个永恒的话题,无论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商业发行,还是为了适应政策需要,对一个导演来说都是如鲠在喉的灾难,且越是有性格的导演,反弹越大。美国导演奥森·威尔斯甚至干过撬开制片厂大门,连夜动手剪辑自己遭篡改作品的风流事,类似貌似闹剧、实则悲剧的“暴力事件”在电影史上决不罕见,但姜文不能干得那么过火。以姜文的性格,他能“同意对《鬼子来了》进行修改”,已经是个很难得的妥协。然而直到2002年3月,《鬼子来了》盗版光盘上市,连续两个热闹的春节也转瞬过去,民间对影片的盛赞局面已经大体形成,影片能否最终上映,却仍然是个悬而不决的恒久谜团。
那之后一个月,影片经过艰难的攻关,得以在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两地正式公映。这部反思中日战争的敏感电影,在日本上映的经历也相当复杂,可以想象,它不仅要摆脱日本右翼势力的重重阻挠,还必须克服日本国民心理对那段历史真相的漠视,但,影片毕竟上映了。同年6月5日,电影局官员在日本的中国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上表态:“《鬼子来了》还在修改之中,只要修改符合我国电影管理规定,便可上映。”不过从那一天到现在,似乎已经五年过去,中国电影无论内部外部都已发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变化,《鬼子来了》被冷藏的命运却依然未见起色。
一部电影的上映,最后闹成公众期待、导演意志和国家政策永久的三方博弈怪剧,这罕见的现象,应该可以载入史册。
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三人集体跳水
《鬼子来了》被毫不留情地扔进历史的冰柜,让那些原本信心十足想给姜文投资的人心里都咯噔一下.......(未完)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名仕》9月号!
节选自《名仕》9月号“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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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缤纷灿烂,就越是不靠谱
姜文肯定是个“非常可爱的父亲,很好的爱人”,这毫无疑问,但到今天为止,他其实也只是拍过三部电影而已(一个无法公映,一个尚未公映),他怎么就成了大家公认的“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导演”?很多导演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得此荣耀。这同样让我们深深好奇。
蛰伏七年磨一剑
——————姜文以及被捆绑时代的舞姿
文 木根
周日正午十二点,摄影棚的玻璃天花板上直射下一道阳光,直接而凛冽。完全让人想象不到前一晚的电闪雷鸣和狂风骤雨。太阳就那么升在高朗的天空上。摄影棚里,十几二十个工作人员正在做拍摄前的紧张准备,人声鼎沸。然而,就在那一刻,突然安静异常,一切仿佛凝固了般,猛一回头:姜文已出现在门口。没错,就是这样的震慑力,一如之前的预想,皆在意料之中。
他真诚地主动与每一个人握手,并要求对方说出职位和姓名:“这是对人起码的尊重,我不习惯和陌生人工作。工作的时候,如果突然看到一张不知姓名的脸孔,很奇怪,不太舒服。”是的,控制力,他需要一切尽在掌握。
越是缤纷灿烂,就越是不靠谱
“这个一向被认为狂傲的姜文,其实只是对他讨厌的东西过于直率;而对他喜欢的东西则更加直率,以至完全没有任何架子;我们聊天的过程,是我欣赏一个顽童在那儿炫耀自己的冒险经历的过程……”说这话的尚可先生作过一篇题为《另类的电影神话》的文章,在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同以往的姜文,文中还有段话很有嚼头——“简而言之,我认为姜文是一位有“反文化”意味的文化英雄……当我面对陈凯歌的时候,我和陈大师似乎是两个阶段。而面对姜文,你知道,就像你面对一个拥有了你梦想拥有的某种力量的朋友,这朋友可靠,而且说话实在,你以之为荣,就想以自己为荣一样毫无杂念。”
但姜文并不总是肯给人以如此迷人的信任感和荣誉感,在好多次记者会上,他都忍不住要惹几个女记者哭鼻子,原因是他觉得对方提问题的方式和目的都很愚蠢。同样的直率,一个让采访者感到姜文魅力无穷,一个却让采访者对姜文恨之入骨,这显而易见的罗生门,引起了很多人对他深深的好奇。
应该说,所有旁观者断章取义的补充说明,越是缤纷灿烂,就越是不靠谱,在种种风行的误读之中,我愿意相信姜文前妻桑德琳的话是最有说服力的——“他是我最佩服的人。他是非常特别的人,是个天才。当天才不容易,他看世界、看生活、看人都和别人不一样,这可能也是一种痛苦,别人不容易理解他。他比别人超前太多。我真希望他能拍他想拍的电影,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他是特别勇敢的人,这样的人如果多,这个世界一定会有好的变化。他同时是个非常可爱的父亲,很好的爱人。”字里行间都是波澜不惊的通常剧情,但仔细琢磨一下,每句话的背后应该都另有隐情。
姜文肯定是个“非常可爱的父亲,很好的爱人”,这毫无疑问,但到今天为止,他其实也只是拍过三部电影而已(一个无法公映,一个尚未公映),他怎么就成了大家公认的“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导演”?很多导演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得此荣耀。这同样让我们深深好奇。
在人民面前,艺术家永远欠债
最近几年,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这三位内地最活跃的著名导演,几乎他们每拍一部话题性作品,观众都会下意识地拿它们和姜文此前的作品比较一番,这没想象力的可爱动作的结果,就是大家对导演姜文的认同在日益加深,对他的期待在日益加强——在人民面前,艺术家永远欠债。
这真是件怪事儿,大家把中国电影的最后希望寄托于那几个导演,比如姜文、周星驰或者杜琪峰,大家误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最终拍出真正代表中国水准的电影,然后才能证明我们中国人的电影其实不止如此。公众看不到中国电影(工业)整体弊端的积重难返(也绝不肯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对“姜文们”的种种救世期待,其实是不公平,但同时可以理解。
姜文“他经常对一件事兴致勃勃地涨潮,很快又无声无息地退潮”,在这幅奇妙图画背后的起承转合,公众几乎是不关心的,公众要求的只是个结果——这种急迫的消费期待势必造成文化传达上的错位,和所有名噪一时的导演一样,等待姜文的也必将是被误读。大多数中国导演其实都在面临这同样的尴尬,因为在中国,电影从来都不是作为单纯消费品出现,在传统文化土崩瓦解,大众娱乐礼崩乐坏的今天,太多文本之外、文化之上的诉求被过于集中地强加给电影及其导演,而他们未必都能一一承受和消化。
姜文内心激情如此频繁的潮涨潮落,说明桑德琳没有夸大他的痛苦,同样,她也没有夸大姜文的勇敢。姜文的痛苦,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拍自己想拍的电影,这也是所有中国导演共同的隐痛;姜文的勇敢,则表现在他特立独行的勇气和绝不迂回前进的言行保持了高度一致,而这肯定不是所有中国导演都已具备的勇敢。这也就是桑德琳所说的,“这样的人如果多,这个世界一定会有好的变化。”好的变化需要付出惨重代价,这种代价是局外人无法想象的
在人民面前,艺术家永远欠债
姜文内心激情如此频繁的潮涨潮落,说明桑德琳没有夸大他的痛苦,同样,她也没有夸大姜文的勇敢。姜文的痛苦,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拍自己想拍的电影,这也是所有中国导演共同的隐痛;姜文的勇敢,则表现在他特立独行的勇气和绝不迂回前进的言行保持了高度一致,而这肯定不是所有中国导演都已具备的勇敢。这也就是桑德琳所说的,“这样的人如果多,这个世界一定会有好的变化。”好的变化需要付出惨重代价,这种代价是局外人无法想象的。不爱电影的局外人尤其不能。
与小报思维的摩擦与战争
事实上,姜文在中国电影这个险象环生大环境里的真实处境,远不如好莱坞成熟工业之内的梅尔·吉普森。吉普森需要应对的麻烦基本是属于商业和舆论的可抗拒之力,至少有规律可循,多加小心既可避免,而姜文内心当导演的强烈欲望,却一直在遭受各种有形无形力量的压抑和扼杀——他就好像希腊神话里的拉奥孔,和他最心爱的电影之子一起,被一条双头巨蛇紧紧缠绕,既无法奋力挣脱,也不能缴械投降。
姜文和小报思维的摩擦与战争,不仅仅是一个导演企图维护自尊的问题,它还折射出一道世俗文化的底线,而大多数导演都已跌破这道底线,他们屈从于大众审美低级趣味的一面,因为那有助于他们收获关注度和随之而来的票房,但毕竟仍然有少数像姜文这样的执拗导演,他们不肯迎合这个世界,更拒绝和大众调情,说到底,他们懂得必须尊重自己的手艺。一个人也许可以不自尊,但如果他连自己最深爱的东西都不能尊重,那必将是一场灾难。
这罕见的现象可以载入史册。不爱电影的局外人尤其不能。
与小报思维的摩擦与战争
1995年,《阳光灿烂的日子》票房超过5000万!在中国内地,没几个导演的处女作能赚那么多钱,但当时的姜文好像还没打算就此成为一个职业导演,他对当演员冒充别人的兴趣依然浓厚。此后,他仍旧以极大的热情接演了几部不怎么样的电影(这种热情在2002年之后还以两倍的加速度递增),在不能自主发言的几年间,他似乎接拍了所有不该由他出演的角色:一个丢枪的警察,一个缺少信仰的皮裤校尉,一大堆花花公子式的时髦情人……这些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加强了热情的观众这样一个认识:他应该继续当导演,而不是出于帮忙的目的四处给别人添乱、给自己添堵。
姜文作演员和当导演的经历,还有他电影那种绝不媚俗的战斗血液和骨骼,最容易让人想到的不是他本人最喜欢的美国导演马丁·西科塞斯,而是比他大七岁的城市牛仔梅尔·吉普森。梅尔·吉普森演员出身,当了半辈子大明星,后来改作导演,他拍的几部电影《勇敢的心》(巧得很,和《阳光灿烂的日子》同年)、《受难》和《启示》,第一个获得了商业上的高额回报,第二个引起巨大争议成为社会和文化话题,第三个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与姜文的境遇何其相似?!《阳光灿烂的日子》获得意想不到的高票房,《鬼子来了》因其直率的颠覆性遭冷遇,而《太阳照常升起》据说注定出人意料。东西方世界毫无瓜葛的文明却以两个导演的默契彼此遥相呼应,貌似一个荒诞的奇迹,实际上却揭示了人类的电影王国某种隐蔽的潜在规律,上帝、大时代和这两位导演,都是这一奇异现象的共谋。
和姜文不同的是,梅尔·吉普森在当了自己电影的老板之后,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商业片,基本不再被好莱坞定购去当任何导演的演员(事实上大家都躲着他)。好莱坞不缺梅尔·吉普森那样的男演员,但在中国,如果银幕失去作为演员的姜文,必将是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毕竟,中国电影里男人本来就少)。不过对于在当演员和作导演之间的取舍,姜文自己的说法却一反常态的缺少创意,很像是个托辞——“两个我都喜欢,它们都是我的职业。我其实主要是看故事,只要有好故事,作导演和当演员没什么区别。如果我有说话的欲望有要表达的东西,我捡起哪个都可以。如果没有这种兴趣和冲动,那这两个其实离我都很远。”姜文在只能甘当演员的那几年里,总是忍不住想在别人的电影里说自己的话,这简直让所有人都吃不消,一些无中生有的麻烦也趁机落井下石,搞得他很被动。“陈逸飞事件”和“靖国神社事件”,加深了我对中国小人的认识,同时,姜文在处理这两次危机时的反应,则坚定了我对他是中国最好的导演(至少是之一)的肯定判断。特别是后一件事。
事实上,姜文在中国电影这个险象环生大环境里的真实处境,远不如好莱坞成熟工业之内的梅尔·吉普森。吉普森需要应对的麻烦基本是属于商业和舆论的可抗拒之力,至少有规律可循,多加小心既可避免,而姜文内心当导演的强烈欲望,却一直在遭受各种有形无形力量的压抑和扼杀——他就好像希腊神话里的拉奥孔,和他最心爱的电影之子一起,被一条双头巨蛇紧紧缠绕,既无法奋力挣脱,也不能缴械投降。
姜文和小报思维的摩擦与战争,不仅仅是一个导演企图维护自尊的问题,它还折射出一道世俗文化的底线,而大多数导演都已跌破这道底线,他们屈从于大众审美低级趣味的一面,因为那有助于他们收获关注度和随之而来的票房,但毕竟仍然有少数像姜文这样的执拗导演,他们不肯迎合这个世界,更拒绝和大众调情,说到底,他们懂得必须尊重自己的手艺。一个人也许可以不自尊,但如果他连自己最深爱的东西都不能尊重,那必将是一场灾难。
这罕见的现象可以载入史册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旗开得胜之后,姜文获得了自己电影生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动。1998年10月,带着强烈的创作冲动和刚刚完成的《鬼子来了》的剧本,姜文把剧组拉到喜峰口长城脚下的一个山谷,在那里,他开始了自己导演生涯的第二次长征。这一次,他拍的是一部浓缩了姜文主要世界观的电影,其视点比《阳光灿烂的日子》更为辽阔,纵深感也更强,甚至电影手法上也更成熟。影片探讨的是中国人民族的劣根性及其辐射的文化命题,对于习惯了传统抗战书法的观众,这将是个极其严峻的挑战,对于遭受了近百年蹂躏的中国人,影片思想上的深刻性也一目了然。影片的拍摄过程同样充满种种传奇色彩,其本身足以成为一部容量可观的电影,但非常可惜,这次姜文实在无暇为之书写一本营养丰富的创作谈(事实上很可能是没有心情),就像当初他和剧组一起为《阳光灿烂的日
一部电影的上映,最后闹成公众期待、导演意志和国家政策永久的三方博弈怪剧,这罕见的现象,应该可以载入史册。
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三人集体跳水
蛰伏七年磨一剑 ——————姜文以及被捆绑时代的舞姿 文 木根 周日正午十二点,摄影棚的玻璃天花板上直射下一道阳光,直接而凛冽。完全让人想象不到前一晚的电闪雷鸣和狂风骤雨。太阳就那么升在高朗的天空上。摄影棚里,十几二十个工作人员正在做拍摄前的紧张准备,人声鼎沸。然而,就在那一刻,突然安静异常,一切仿佛凝固了般,猛一回头:姜文已出现在门口。没错,就是这样的震慑力,一如之前的预想,皆在意料之中。 他真诚地主动与每一个人握手,并要求对方说出职位和姓名:“这是对人起码的尊重,我不习惯和陌生人工作。工作的时候,如果突然看到一张不知姓名的脸孔,很奇怪,不太舒服。”是的,控制力,他需要一切尽在掌握。 越是缤纷灿烂,就越是不靠谱 “这个一向被认为狂傲的姜文,其实只是对他讨厌的东西过于直率;而对他喜欢的东西则更加直率,以至完全没有任何架子;我们聊天的过程,是我欣赏一个顽童在那儿炫耀自己的冒险经历的过程……”说这话的尚可先生作过一篇题为《另类的电影神话》的文章,在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同以往的姜文,文中还有段话很有嚼头——“简而言之,我认为姜文是一位有“反文化”意味的文化英雄……当我面对陈凯歌的时候,我和陈大师似乎是两个阶段。而面对姜文,你知道,就像你面对一个拥有了你梦想拥有的某种力量的朋友,这朋友可靠,而且说话实在,你以之为荣,就想以自己为荣一样毫无杂念。” 但姜文并不总是肯给人以如此迷人的信任感和荣誉感,在好多次记者会上,他都忍不住要惹几个女记者哭鼻子,原因是他觉得对方提问题的方式和目的都很愚蠢。同样的直率,一个让采访者感到姜文魅力无穷,一个却让采访者对姜文恨之入骨,这显而易见的罗生门,引起了很多人对他深深的好奇。 应该说,所有旁观者断章取义的补充说明,越是缤纷灿烂,就越是不靠谱,在种种风行的误读之中,我愿意相信姜文前妻桑德琳的话是最有说服力的——“他是我最佩服的人。他是非常特别的人,是个天才。当天才不容易,他看世界、看生活、看人都和别人不一样,这可能也是一种痛苦,别人不容易理解他。他比别人超前太多。我真希望他能拍他想拍的电影,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他是特别勇敢的人,这样的人如果多,这个世界一定会有好的变化。他同时是个非常可爱的父亲,很好的爱人。”字里行间都是波澜不惊的通常剧情,但仔细琢磨一下,每句话的背后应该都另有隐情。 姜文肯定是个“非常可爱的父亲,很好的爱人”,这毫无疑问,但到今天为止,他其实也只是拍过三部电影而已(一个无法公映,一个尚未公映),他怎么就成了大家公认的“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导演”?很多导演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得此荣耀。这同样让我们深深好奇。 在人民面前,艺术家永远欠债 最近几年,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这三位内地最活跃的著名导演,几乎他们每拍一部话题性作品,观众都会下意识地拿它们和姜文此前的作品比较一番,这没想象力的可爱动作的结果,就是大家对导演姜文的认同在日益加深,对他的期待在日益加强——在人民面前,艺术家永远欠债。 这真是件怪事儿,大家把中国电影的最后希望寄托于那几个导演,比如姜文、周星驰或者杜琪峰,大家误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最终拍出真正代表中国水准的电影,然后才能证明我们中国人的电影其实不止如此。公众看不到中国电影(工业)整体弊端的积重难返(也绝不肯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对“姜文们”的种种救世期待,其实是不公平,但同时可以理解。 姜文“他经常对一件事兴致勃勃地涨潮,很快又无声无息地退潮”,在这幅奇妙图画背后的起承转合,公众几乎是不关心的,公众要求的只是个结果——这种急迫的消费期待势必造成文化传达上的错位,和所有名噪一时的导演一样,等待姜文的也必将是被误读。大多数中国导演其实都在面临这同样的尴尬,因为在中国,电影从来都不是作为单纯消费品出现,在传统文化土崩瓦解,大众娱乐礼崩乐坏的今天,太多文本之外、文化之上的诉求被过于集中地强加给电影及其导演,而他们未必都能一一承受和消化。 姜文内心激情如此频繁的潮涨潮落,说明桑德琳没有夸大他的痛苦,同样,她也没有夸大姜文的勇敢。姜文的痛苦,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拍自己想拍的电影,这也是所有中国导演共同的隐痛;姜文的勇敢,则表现在他特立独行的勇气和绝不迂回前进的言行保持了高度一致,而这肯定不是所有中国导演都已具备的勇敢。这也就是桑德琳所说的,“这样的人如果多,这个世界一定会有好的变化。”好的变化需要付出惨重代价,这种代价是局外人无法想象的节选自《名仕》9月号“封面故事”!
《名仕》中国平媒点击量最大的博客:。不爱电影的局外人尤其不能。 与小报思维的摩擦与战争 1995年,《阳光灿烂的日子》票房超过5000万!在中国内地,没几个导演的处女作能赚那么多钱,但当时的姜文好像还没打算就此成为一个职业导演,他对当演员冒充别人的兴趣依然浓厚。此后,他仍旧以极大的热情接演了几部不怎么样的电影(这种热情在2002年之后还以两倍的加速度递增),在不能自主发言的几年间,他似乎接拍了所有不该由他出演的角色:一个丢枪的警察,一个缺少信仰的皮裤校尉,一大堆花花公子式的时髦情人……这些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加强了热情的观众这样一个认识:他应该继续当导演,而不是出于帮忙的目的四处给别人添乱、给自己添堵。 姜文作演员和当导演的经历,还有他电影那种绝不媚俗的战斗血液和骨骼,最容易让人想到的不是他本人最喜欢的美国导演马丁·西科塞斯,而是比他大七岁的城市牛仔梅尔·吉普森。梅尔·吉普森演员出身,当了半辈子大明星,后来改作导演,他拍的几部电影《勇敢的心》(巧得很,和《阳光灿烂的日子》同年)、《受难》和《启示》,第一个获得了商业上的高额回报,第二个引起巨大争议成为社会和文化话题,第三个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与姜文的境遇何其相似?!《阳光灿烂的日子》获得意想不到的高票房,《鬼子来了》因其直率的颠覆性遭冷遇,而《太阳照常升起》据说注定出人意料。东西方世界毫无瓜葛的文明却以两个导演的默契彼此遥相呼应,貌似一个荒诞的奇迹,实际上却揭示了人类的电影王国某种隐蔽的潜在规律,上帝、大时代和这两位导演,都是这一奇异现象的共谋。 和姜文不同的是,梅尔·吉普森在当了自己电影的老板之后,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商业片,基本不再被好莱坞定购去当任何导演的演员(事实上大家都躲着他)。好莱坞不缺梅尔·吉普森那样的男演员,但在中国,如果银幕失去作为演员的姜文,必将是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毕竟,中国电影里男人本来就少)。不过对于在当演员和作导演之间的取舍,姜文自己的说法却一反常态的缺少创意,很像是个托辞——“两个我都喜欢,它们都是我的职业。我其实主要是看故事,只要有好故事,作导演和当演员没什么区别。如果我有说话的欲望有要表达的东西,我捡起哪个都可以。如果没有这种兴趣和冲动,那这两个其实离我都很远。”姜文在只能甘当演员的那几年里,总是忍不住想在别人的电影里说自己的话,这简直让所有人都吃不消,一些无中生有的麻烦也趁机落井下石,搞得他很被动。“陈逸飞事件”和“靖国神社事件”,加深了我对中国小人的认识,同时,姜文在处理这两次危机时的反应,则坚定了我对他是中国最好的导演(至少是之一)的肯定判断。特别是后一件事。 事实上,姜文在中国电影这个险象环生大环境里的真实处境,远不如好莱坞成熟工业之内的梅尔·吉普森。吉普森需要应对的麻烦基本是属于商业和舆论的可抗拒之力,至少有规律可循,多加小心既可避免,而姜文内心当导演的强烈欲望,却一直在遭受各种有形无形力量的压抑和扼杀——他就好像希腊神话里的拉奥孔,和他最心爱的电影之子一起,被一条双头巨蛇紧紧缠绕,既无法奋力挣脱,也不能缴械投降。 姜文和小报思维的摩擦与战争,不仅仅是一个导演企图维护自尊的问题,它还折射出一道世俗文化的底线,而大多数导演都已跌破这道底线,他们屈从于大众审美低级趣味的一面,因为那有助于他们收获关注度和随之而来的票房,但毕竟仍然有少数像姜文这样的执拗导演,他们不肯迎合这个世界,更拒绝和大众调情,说到底,他们懂得必须尊重自己的手艺。一个人也许可以不自尊,但如果他连自己最深爱的东西都不能尊重,那必将是一场灾难。 这罕见的现象可以载入史册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旗开得胜之后,姜文获得了自己电影生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动。1998年10月,带着强烈的创作冲动和刚刚完成的《鬼子来了》的剧本,姜文把剧组拉到喜峰口长城脚下的一个山谷,在那里,他开始了自己导演生涯的第二次长征。这一次,他拍的是一部浓缩了姜文主要世界观的电影,其视点比《阳光灿烂的日子》更为辽阔,纵深感也更强,甚至电影手法上也更成熟。影片探讨的是中国人民族的劣根性及其辐射的文化命题,对于习惯了传统抗战书法的观众,这将是个极其严峻的挑战,对于遭受了近百年蹂躏的中国人,影片思想上的深刻性也一目了然。影片的拍摄过程同样充满种种传奇色彩,其本身足以成为一部容量可观的电影,但非常可惜,这次姜文实在无暇为之书写一本营养丰富的创作谈(事实上很可能是没有心情),就像当初他和剧组一起为《阳光灿烂的日http://blog.sina.com.cn/ming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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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鬼子来了》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极高荣誉,但在国内它却没能获得《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的礼遇。就在影片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次日,国内媒体开始陆续报道这样一条统一口径的新闻:“国家电影局正式表态,《鬼子来了》在没有通过审查的情况下私自出国参赛,严重违反《国家电影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半年后,媒体报道称姜文“同意对《鬼子来了》进行修改,影片有望于春节前后上映。”对于修改电影这个永恒的话题,无论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商业发行,还是为了适应政策需要,对一个导演来说都是如鲠在喉的灾难,且越是有性格的导演,反弹越大。美国导演奥森·威尔斯甚至干过撬开制片厂大门,连夜动手剪辑自己遭篡改作品的风流事,类似貌似闹剧、实则悲剧的“暴力事件”在电影史上决不罕见,但姜文不能干得那么过火。以姜文的性格,他能“同意对《鬼子来了》进行修改”,已经是个很难得的妥协。然而直到2002年3月,《鬼子来了》盗版光盘上市,连续两个热闹的春节也转瞬过去,民间对影片的盛赞局面已经大体形成,影片能否最终上映,却仍然是个悬而不决的恒久谜团。
那之后一个月,影片经过艰难的攻关,得以在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两地正式公映。这部反思中日战争的敏感电影,在日本上映的经历也相当复杂,可以想象,它不仅要摆脱日本右翼势力的重重阻挠,还必须克服日本国民心理对那段历史真相的漠视,但,影片毕竟上映了。同年6月5日,电影局官员在日本的中国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上表态:“《鬼子来了》还在修改之中,只要修改符合我国电影管理规定,便可上映。”不过从那一天到现在,似乎已经五年过去,中国电影无论内部外部都已发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变化,《鬼子来了》被冷藏的命运却依然未见起色。
一部电影的上映,最后闹成公众期待、导演意志和国家政策永久的三方博弈怪剧,这罕见的现象,应该可以载入史册。
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三人集体跳水
《鬼子来了》被毫不留情地扔进历史的冰柜,让那些原本信心十足想给姜文投资的人心里都咯噔一下.......(未完)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名仕》9月号!
节选自《名仕》9月号“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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