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正文 字体大小:

巴尔特的二战记忆(三)作者:曾晓文

(2018-07-07 20:56:24)
标签:

曾晓文

二战题材

海外华文文学

中国作家

分类: 非虚构作品

生死之间

 

荷兰早期抵抗运动的规模较小,人数也不多。许多人自发采取抵抗行动,结果惨遭纳粹杀害。他们的经历被淹没在历史厚重的尘埃中,很难被发掘出来了。自1943年起,抵抗运动蓬勃发展,组织者包括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等。巴尔特的父亲约翰尼斯成为德伦特省地下抵抗组织的领导者之一,指挥“接收组”和“电报组”等。

“接收组”起初只有三个人,都是二十几岁,巴尔特在1943年加入后,就成了最年轻的组员,21岁。从此,他全身投入了抵抗组织的工作。“接收组”的头儿叫扬,和巴尔特一样,也是一位退学的大学生。他天生一头卷发,眼大鼻大,勇敢机智,笑容亲和。

他们从德国纳粹的劳改营偷了一个小移动房屋,把它运到荷兰中部的森林深处搭起来,安营扎寨。附近只有土路,以及一条和土路并行的自行车道。当地农民都没有汽车,但有拖拉机和自行车。因为地处偏僻区域,“接收组”成员白天骑自行车上路,都不会感到威胁。偶尔会有农民报信儿,说几个可疑的外国人在附近转悠,长得像德国佬,不过很快就走掉了。“接收组”成员信任附近的农民,到他们家里吃饭,帮他们干些农活作为回报。

巴尔特的二战记忆(三)作者:曾晓文


(巴尔特1943年在农庄里劳动)

 

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BBC)每晚在固定时间安排荷兰语节目。在这档节目结束前,播音员偶尔会向身在荷兰的某个人表示问候,每次提到的名字不同,但如果“问候伟大的扬”,就是专门给“接收组”传递的消息,暗示第二天盟军飞行员会从空中给地下抵抗组织投放武器、物资和食品。巴尔特不知BBC为什么这么规定,巧合的是他们的头儿也叫“扬”,就觉得接收使命非他们莫属。

巴尔特的二战记忆(三)作者:曾晓文


(扬在二战期间的照片)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四个人就聚集在收音机旁,等待公开传递给他们的“秘密消息”。在大多数的日子里杳无音讯,但一旦有了,四个人就兴奋得彻夜难眠。到了早晨,还要熬过一个白天,才到空投的时间,他们几乎无法忍受那漫长的等待。

夜晚终于来临了。四个人坐在田野上等待。天空墨一般漆黑,四周一片静寂。远远地,他们听到了飞机飞行时发出的轰隆声,就立即跳起来,分散站开,每人高举起一盏不同颜色的灯,飞行员就知道了该怎么顺着灯光飞,并躲开德国纳粹的监视,顺利投放,并且安全返航。他们从地面上迅速捡起投放物,跑回到小移动房屋里。进了门,就开始手舞足蹈,庆祝小小的胜利。在后来的一两天里,他们把武器和食品悄悄分发给其他地区的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们。

有几次他们从BBC听到了“问候伟大的扬“的消息,但到第二天晚上,盟军的飞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天气,比如出于安全考虑,却没有出现。四个人空等一夜, 失望而归。

一天夜里,他们又如约在田野上等待。天空寂静得有些恼人。在他们几乎失去了耐心时,一架飞机出现在高空。他们立即跳跃起来,点灯引路。巴尔特举起一盏红颜色的灯,照亮了自己期待的面孔。待飞机再靠近些,他猛然发现直面而来的是德军的战机,立即大喊了一声“德国佬!快跑!”几个人立即熄灭了灯,撒腿便跑。飞机在他们的头顶上轰鸣,显然德军飞行员发现这几个“可疑目标”,追踪而来。他们拼命奔跑,心都快要跳出胸膛了,可飞机越靠越近。如果这时德军丢下一枚炮弹,或者开枪扫射,他们不死也会受重伤。他们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一口气跑到了田野尽头,跳进了一个壕沟里,立即躺下。德军的飞机盘旋了几圈,失去了目标,悻悻地离开。四个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回到移动房屋,望望彼此沾满泥巴的脸,忍不住嘻笑起来。

“接收组”成员从死亡边缘逃回来,没有胆怯。过了没几天,又为盟军飞行员引路,接收到了枪支弹药、莫尔斯(Morse)发报机、食品,都是地下抵抗组织迫切需要的供给。更令他们惊喜的是,盟军派来的四个人顺利跳伞抵达地面。其中两位原是荷兰军队的士兵,在军队投降后逃离荷兰,取道西班牙,到英国参加了盟军,如今重返故国;另外两位是英国人,将和两位荷兰军人一道领导地下抵抗组织的行动。他们在食品中发现了一些巧克力。对他们这些常年忍饥挨饿的人,巧克力是多么珍贵,多么奢侈!那真是战争年代一个难忘的美好日子。扬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巧克力切成四块,挑出最大的一块给了巴尔特,微笑着说:“你年龄最小,吃一块最大的吧!”几个人把巧克力含到嘴里,慢慢地品尝,一致同意,只有来自“天国的礼物”才有如此醇正的味道。

“接收组”把空投物资藏到了一个大车库里,转天找到了一辆马车,在天黑时搬运。虽然纳粹执行宵禁,但他们所处的位置相对安全。他们照例把武器和食品分发给了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留下了发报机作为联络工具。

不久,按照巴尔特的父亲的指示,“接收组”吸收新成员,扬追随四位跳伞的领导人,奔赴荷兰南部从事抵抗运动,而巴尔特则加入电报组。

电报组的组长是杰西。巴尔特在杰西把两位盟军飞行员藏到他家里时,就和他熟悉起来,愿意服从他的领导。其他两外成员是矮小的朱利安和高大的汉克,两人的年纪和巴尔特不相上下。巴尔特负责利用民间小调编码和解码。抵抗组织和盟军使用的民间小调每个月都在变化,但他记忆力惊人,从来不会出错;朱利安负责用莫尔斯发报机发送,汉克打杂。汉克长相斯文,但性格粗犷,喜欢开些不着调的玩笑,被几个人送了一个外号:“野汉克”。

巴尔特的二战记忆(三)作者:曾晓文


(巴尔特(右21943年与帮助地下抵抗组织的农民合影)

因为电报信号很容易被德国纳粹发现,“电报组”在同一地点只能呆一天,至多呆两天,发出一、两份电报后立即离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根据希特勒的指令,开展抵抗运动的人一旦被抓,立即被执行死刑。他们每天都在刀锋上行走,而协助他们农民同样承担生命风险。他们必须先和当地农民联系好,在对方的家里发电报。每到一个农民家里,他们先在地上挖一个坑,把莫尔斯码电报机藏进去,免得被德国纳粹搜查到。到了晚上,再拿出电报机,把坑填上,随后走进农民家,接通电源,支起天线,调整好方向。在发送时还要把电报机高高举起,确保电报顺利发出。他们几乎每天坚持,发的都是对盟军有用的情报,仅简短的几句话,不敢编太长的码。因为发送时间一长,德军就可能截收到信号,并根据信号的位置抓到他们。到了1944年中期,他们不再向英国盟军,而是向荷兰南部的埃因霍温地下抵抗组织总部发,再由总部转达。

巴尔特的二战记忆(三)作者:曾晓文

(“野汉克”在二战期间的照片)

 

深秋的一天,杰西和朱利安出外执行其它任务,巴尔特和“野汉克”把发报地点选在了一个农场里。农场在运河旁,门外不是土路,而是柏油路。两人白天坐在农民家里等着发电报,有些百无聊赖。“野汉克”说起了邻村的一位少女,声调兴奋。女孩肤色健康,身材丰满,笑容很阳光也很无忌。他琢磨着去找她约会,最好能在森林中痛痛快快地做一场爱。他和巴尔特其实都没有恋爱过,他没有机会,巴尔特没有兴致。他畅想了一番后,仍觉无聊,又说,“我们擦手枪吧。” 这时发现手头没有油了。天知道为什么要拿枪。如果真的发生枪战,像他们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年轻人,永远不可能占上风。巴尔特在附近有一个熟人,也是地下抵抗运动组织的成员,从他那儿可以要到擦枪油,就说:“我出去要一点儿。”他骑着自行车出门了,要了油,半个小时后返回来,看到门口停着纳粹的汽车,心里一惊:“出事了!”他立即掉转车头,飞速地找到杰西报告情况。

1941年至1944年间,帮助人们,尤其是犹太人躲藏,是地下抵抗的重要形式。安妮弗兰克在她的日记中对此做过生动的描写。19449月,地下躲藏达到高峰,约有30万人隐藏在620万个主人或家庭中。荷兰在被占地区躲藏人数最多。这对一个到处是平原的国家来说,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躲藏的人要吃饭,就得有配给卡。那天在农民家里,还有几个年轻人,也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偷配给卡给躲藏的人,不料被纳粹发现了。地下抵抗组织的领导总是告诫大家,不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做两件事情。不幸中的万幸是,纳粹不知道“电报组”也在那里活动,并没查到发报机,也没觉察出他们以前的行动。纳粹逮捕了在场所有的人,自然包括“野汉克”。

到了夜深人静时,巴尔特和杰西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潜回了农民家里,发誓要把发报机拿出来。失去发报机,就等于失去使命。杰西在农场附近长大,熟悉地形。他们不敢从农民家的前门露面,就穿过田野从后门进去,拿到了发报机。

杰西嘱咐巴尔特带着发报机藏到小镇迪尔若(Dealre)的一位农民家里,自己要去了解被捕成员的情况。地下抵抗组织通过破坏手段攻击德国占领者,袭击德军占领下的荷兰市政厅,甚至在去年刺杀了亲德的荷兰高级将领谢法特将军。纳粹一旦发现荷兰人从事抵抗运动,立即将其逮捕,关入斯海弗宁一座美其名曰“奥兰治酒店”的监狱,或送往集中营,或残忍地杀害。

杰西说:“形势越来越糟了,你一定要小心!你在‘接收组’时的头儿扬参与暗杀纳粹军官,被逮捕了。”

巴尔特立即问:“他被关在哪儿?”

杰西沉痛地说:“他和其他几位同伴被德国纳粹押到一条路的尽头,残酷地射杀了。”

在巴尔特眼前,出现了扬亲切的笑容。在那个接收到盟军空投物资的夜晚,扬递给他一块巧克力,微笑着说:“你最小,吃一块最大的吧!”巴尔特怔怔地立在黑暗里,手里抱着的发报机突然变得重如千钧,身体不由得摇晃了一下。杰西伸出手,扶住他的肩膀,使他重新站稳。

巴尔特坐在迪尔若的农民家里,彻夜难眠,想着扬,还有“野汉克”。他照例收听盟军的广播。在节目结束时,播音员一如既往,用激扬的声音说:“离胜利更近了一天!”这句话在上千个日子里,总给他增添勇气。他相信盟军会胜利,荷兰也会回到荷兰人手中,但他时时刻刻面临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就是他会不会活着看到那一天。死亡像一把移动的悬剑,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头顶。恐惧像病菌一般,侵入他的骨血、肌肉,但他不肯放弃抵抗。

到了第三天夜里,巴尔特坐在黑暗里昏昏欲睡,突然被推门声惊醒。门口站的竟是“野汉克”!巴尔特心率超速,像见了鬼一般,紧张地向他背后张望,看他是否引来了纳粹。“野汉克”说,“我从纳粹那儿逃回来了!”据他讲,纳粹把他押到附近的一个城市,准备跨越边境,但他找到一个机会逃跑了,原路返回,向附近农民打听到了“电报组”的下落。巴尔特想,或许农民们并不知道“野汉克”被捕,以前看到他和电报组的人在一起,就提供了地址;或许他已叛变,纳粹早派人盯上了自己,派他回来卧底。他曾是朋友,但他似乎不能自圆其说,还值得信任吗?在此刻,信任是关乎生死的重大问题。

巴尔特度过了极其漫长的三天。他和“野汉克”几乎没有任何交流,甚至无法与他对视,更不敢告诉他“电报组”的计划。“野汉克”仿佛换了一个人,不再说笑,固执地保持沉默。杰西和朱利安终于来了。三个人一致决定派“野汉克”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加入其它小组的行动。杰西说:“这个地区太危险了,大家都知道你。”“野汉克”没有和他们任何一个人拥抱告别,飞快地骑上自行车,在乡间土路上孤独地离去。

不久,巴尔特和朱利安到附近的G镇为地下抵抗组织送信,同时联络新的发报地点。抵达小镇后,两人开始分头行动。在巴尔特送了信之后,小镇突然被纳粹包围。他随身带着自己的手枪,假如和众多全副武装的纳粹交锋,凭一把小手枪根本没有胜算的机会,被搜到还更麻烦,就把它丢进了运河里。他抄小路离开了小镇。当天,纳粹把镇上所有的男子都抓起来,甚至来年老的也没放过,把他们押到德国的军工厂做工,其中包括朱利安。从此,巴尔特和朱利安永远失去了联系,“电报组”又少了一位成员。

不久,巴尔特得到了准确消息,“野汉克”又被纳粹逮捕,接着被枪杀了。是因为他忠实于地下抵抗的事业?还是因为他叛变后没有向纳粹贡献有用的情报?巴尔特不得而知。如果“电报组”对他的怀疑是错的,如果没有叫他离开,或许他还会活下来,要知道他曾是亲密的朋友啊。巴尔特被种种的猜测无尽地折磨。他原本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此后更加沉默寡言,甚至刻意和家人断绝了联系,从不告诉母亲和弟弟妹妹自己的行踪。他不知道佩普在哪一个地区从事抵抗活动,也不想知道,不是不关心,而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他被逮捕,纳粹就会严刑审讯。他若不知情,就不会因为承受不了酷刑而泄密。

不久,铁路大罢工爆发了。

荷兰刚一被占领,荷兰人就采取反抗的最直接形式抵抗:罢工罢课。荷兰是被占领国家中反抗最为强烈的。除了194011月代尔夫特和莱顿大学学生罢课、1942年医生罢工、194345月罢工,另外还有两次规模较大,产生重大影响的罢工,一是1941年的2月罢工,另一就是1944年的铁路大罢工。

二战爆发后,德军掌控了荷兰交通运输的命脉:铁路,运输德国军队和武器前来荷兰,把荷兰犹太人押解到德国集中营,运送荷兰人前往德国做苦力,等等。早在1943年初,荷兰抵抗组织就呼吁在4月和5月举行铁路大罢工,但没有得到响应。随着战争深入,荷兰流亡政府认为,保持铁路畅通就等于支持战争。为了破坏铁路设施,同时配合“市场花园行动”,1944917日,伦敦的“奥兰治电台”用了暗语“Versteeg的孩子必须去睡觉”,号召荷兰铁路工人罢工。3万多铁路工人群起响应,罢工行动时间超出预期,一直持续到19455月全国解放。铁路大罢工阻止了德军深入推进,激励了荷兰人的斗志。

纳粹为报复盟军的进攻和荷兰人的罢工,切断了荷兰许多地区的食品来源。在人口密集的西部城市地区的大约450万人,经历了“饥饿之冬”,最为严重的是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等大城市。由于饥饿、寒冷、疾病、营养不良等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22000人,占这一地区人口的1%。

1944年的圣诞节在饥寒交迫中怆然而来。对于荷兰人,在圣诞节回家团聚是多年的传统。巴尔特听说控制霍赫芬的纳粹已经换了一茬,决定冒险探亲,来到了丹的家,当时母亲和弟妹仍在那里借住。父亲和妹妹佩普也不约而同地悄悄回来了。父亲因为长期参与各种抵抗运动,漂泊不定,被皮肤病困扰,似乎未老先衰。一向坚强的母亲也忍不住抱怨,日子太难了,因为食品奇缺,一家人常常只能吃上白煮土豆,最要命的是没有盐。她在家里用甜菜制不出糖,只能熬出一些糖汁。晚餐时,一家人把糖汁浇到白煮土豆上,味道糟糕极了。

天气阴冷。丹的房子因为年久失修,四处漏风。巴尔特和三个兄弟挤在在阁楼上睡觉。巴尔特不久前在开一个弹药筒时,不小心割破了手指,得了“破伤风”,痛得睡不着。到了半夜,大雪从屋顶的缝隙落下来,害得他不得不几次移动睡袋,躺着苦等天明。

从前衣食无忧的一家人,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为吃一顿有滋有味的晚餐,必须去救助穷人的粥棚,因为那里的食物有盐。幸好城里的纳粹也聚在一起过圣诞,没来搜查。一家人坐在粥棚里吃了圣诞晚餐,过了一个安静、团圆的节日。

第二天一大早,地上积了一层薄雪。巴尔特必须非常小心,不可以触犯宵禁的条令,但也不能在宵禁结束后,等太久再上路,因为纳粹随时可能出现。他骑上自行车离开了霍赫芬。在半路上,车胎突然没气了。他没带工具,没办法修里,不得不推着自行车在雪地上走。走得累了,只好爬到一棵树上休息。如果坐在雪地上,会更觉得冷。他休息了一会儿,又上路了。前面是一条河。穿越河流最危险,因为纳粹经常在无所遮拦的河中间抓人。他全身紧张,想尽快穿越河流,水寒刺骨,根本走不快。在跨越一个水坝时,他必须把自行车扛起来,结果脚底一滑,不小心摔倒了,全身被泥水浸透。过了河之后,又走了很远的路,才到了和杰西集合的地方。

巴尔特和杰西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仍不停地转移,坚持向地下抵抗组织总部发报,尤其提供荷兰中部桥梁附近德国驻军人数和武器等情报,有利于盟军在荷兰的节节推进。有一天,两人来到了小镇达尔林(Daarle)。荷兰中部的土地一马平川,但在达尔林有一座小山,山顶上坐落着一家疗养院,山脚下是一个农场。农场主夫妇三十几岁,育有三胞胎儿子。三胞胎三岁多,各个活泼可爱。农场主支持地下抵抗组织,让巴尔特和杰西到他家发电报。

杰西说:“我想一定要先和你说,你冒很大的风险。纳粹对我们盯得很紧。”

“你们发的情报时盟军需要的,能帮盟军取得胜利。如果大家都不冒风险,我们就永远没有自由了。”农场主回答。

巴尔特和杰西在农场主家后院挖了个地沟,把发报机先藏了进去。杰西下山去和地下组织接头,巴尔特在疗养院的一个废弃的房间里躲了一个晚上。到了早晨,他为了控制自己焦灼不安的情绪,拿起随身带的一本美国小说读,不久,汽车疾驰的声音划破了寂静。他扑到窗口去望,看到几辆德国军车向农场主家驶去,立即产生了不祥预感。有人出卖了他们!紧接着,一连串的枪声刺耳地传来,接着是妇女儿童的哭嚷声,和军车离去的声音。他疯一般地跑下山去,在后院找到了农场主。农场主的身体被射成了蜂窝,浸在血泊里,早已断了气息。农场主的妻子跪在地上,把三胞胎紧紧拢在自己的怀里。三胞胎挣扎着从她的怀里转过头去,瞪着童稚的惊恐的眼睛,看着自己的父亲,嚎哭不止。“电报组”的发报机已被纳粹砸得粉碎了。农场主的妻子在痛哭的间隙,对他嚷道:“你快逃吧!”

巴尔特离开农场主的家,在森林里躲藏了一天,随后跑到杰西的父母家,但听说纳粹刚来过,那里也不安全了。纳粹正四处搜查,要把他和杰西“捉拿归案”。他逃到了中部小镇菲泽温,在一个家具店的仓库里藏了起来。家具店的老板曾卖过昂贵的家具给富人客户。客户们担心自己的家具被纳粹抢走,就托老板把它们藏在仓库里。巴尔特用几个床板和橱柜,搭出了一个隐藏的地方,晚上躺到里面睡觉。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睡着过。他只要一闭上眼睛,眼前就出现了躺在血泊中的农场主,听到农场主妻儿的痛哭声。深重的负罪感每分每秒都在折磨他,让他无处可逃。到了白天,他就在仓库里枯坐,听到盟军的炮声一天比一天接近了,猜想战争快要结束了。

0

阅读 评论 收藏 转载 喜欢 打印举报
已投稿到:
  •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4006900000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