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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特的二战记忆(二)作者:曾晓文

(2018-07-07 20:45:55)
标签:

曾晓文

海外华文文学

二战题材

中国作家

分类: 非虚构作品

地下抵抗

 

1942年初春的一个夜晚,落雨纷纷。梵尼一家人睡下了,只有巴尔特还坐在起居室里读小说。他被紧张的敲门声惊动了,跳起来打开门,门口站着父亲的朋友杰西卡姆夫斯。杰西全身湿淋淋的,神色紧张,说有十万火急的事儿。杰西中等身材,肩宽壮实,天性爱冒险。他比巴尔特大5岁,在霍赫芬中学教荷兰语,在二战爆发后就积极参与地下抵抗活动。巴尔特立即跑上楼叫醒了父母。

父母匆忙穿好衣服下了楼。杰西压低声音说:“一架盟军的飞机被纳粹击落了,两位英国盟军的飞行员及时跳了伞!我想和你们商量一下,他们能不能在你们家躲藏几天?”两位飞行员跳伞到一片树丛里,幸运地是只受了轻伤。杰西正好在附近,目睹此景,立即奔过去带他们逃离,还巧妙地躲过了德军的搜索。杰西的父母住在在荷兰中部的农庄里,他本人在城里租住一间小公寓,当然不适合飞行员藏身。父亲和母亲神情严肃地对视了片刻。室内安静极了,雨打窗户的声音变得格外清晰。巴尔特读得懂他们的眼神。如果被纳粹发现他们隐藏盟军飞行员,全家都会惹来杀头之祸,可盟军飞行员为解救敌占国的民众,每分每秒面临牺牲生命的危险,他们怎么可以拒绝帮助?地下抵抗组织的一项使命就是救助失事的盟军飞行员。父母同时严肃地点了点头。

杰西把那两位飞行员带来了。飞行员年纪比巴尔特大不了几岁,都是英格兰人,颀长英俊,一个红发,一个金发。母亲不想惊动家里的其他孩子,把他们悄悄安排到地下室的房间里,还找出父亲和巴尔特的衣服给他们换上。

第二天,巴尔特坐在起居室的窗前,负责望风。每当他从窗口看到街上有纳粹走过,就全身紧张。他已事先和两位飞行员约好,如果纳粹敲门,他会去开门,并假装不小心撞响门口的风铃,他们一听到风铃声,就立即从地下室的后窗爬出去。但他不希望那样的情况出现,因为没有身份证的飞行员到了街上,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

巴尔特和父母必须非常小心,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飞行员的行踪,哪怕是自己信任的人,因为了解内情的人越少,危险就越小。母亲在巴尔特的弟弟和妹妹放学前做好晚餐,派巴尔特送到地下室去。每当他走进地下室,两位飞行员总以充满感激的眼神迎接他。

就这样熬过了一个星期,父亲终于帮两位飞行员搞到了假身份证。在身份证上,红发的是聋哑,金发的是弱智。如果他们出门后撞上纳粹搜查,就不必讲话,免得因为不会说荷兰语被查出真实身份。两人拿着身份证互相嘲笑了一番,在神经绷紧的日日夜夜里,获得了少有的一刻轻松。

转天,是分别的日子了,巴尔特有些依依不舍。其中一位飞行员送给他一枚硬币,让他铭记盟军解放荷兰的梦想。硬币是英国在二战开始后发行的,荷兰人只有和英国盟军接触才可能得到,一但被德国人发现,也会惹上祸患,但他还是把它珍藏了起来。巴尔特和杰西把两位飞行员送上了火车。

两位飞行员转道西班牙,回到了英国,重新归队,投身反法西斯战争。

巴尔特的这段经历和荷兰电影《战时冬天》的情节有几分相似。《战时冬天》的主人公是十几岁的男孩米歇尔。一位英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被德军击落,飞行员在跳伞后被米歇尔和他的朋友救下。机缘巧合,米歇尔成为了唯一能帮助英国飞行员逃离纳粹抓捕的人。由此,米歇尔的父母、姐姐和叔叔本都被牵扯到这一事件中来。米歇尔目睹自己的父亲因拒绝出卖飞行员,被纳粹枪决,悲痛欲绝;他一直把叔叔看作英雄,后来发现叔叔早已背叛地下抵抗组织,为纳粹效忠,惊诧万分。他为了确保飞行员安全脱离险境,开枪打死了叔叔。从此他的整个生活被改变了,幼小的心灵被残酷的战争伤害。

随着德国纳粹在荷兰境内日渐嚣张,巴尔特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必须做出选择。是服从,还是抵抗,这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重大问题。

1943年初,纳粹下了强令,想要继续读书的大学生必须在效忠德国的宣誓书上签字。巴尔特绝不肯接受这样的耻辱。妹妹佩普当时和他在同一所大学读书,也不肯屈服,事实上至少85%的大学生都断然拒绝。荷兰人坚韧、固执,一手创造出自己的国家,为此深感到骄傲,但纳粹在他们的土地上犯下的一系列的罪行,尤其是迫害了大批犹太人,还强迫荷兰人在沿海大规模建设防御工事、修建机场,强迫国家银行每月支付其一亿荷兰盾的所谓“占领成本”。为维护民族尊严,大学生们退学了,许多大学因为没有生源甚至关闭。纳粹又强迫1845岁的男子到德国的战争工厂工作。很多人觉得别无选择,无处藏身,为了生存,似乎只有为纳粹打工一条路,勉强屈从了。巴尔特不愿去帮助敌人,就必须躲藏起来。

巴尔特的二战记忆(二)作者:曾晓文

(二战期间的约翰尼斯) 

约翰尼斯每星期在归正会教堂布道。他直言不讳,抨击纳粹的侵略行为,随着纳粹犯下的迫害犹太人等罪行激增,他的言辞也越发激烈。1943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有人通风报信给纳粹军官。两个盖世太保受命到教会逮捕约翰尼斯,但并不认识他。他们骑上三轮摩托车,命令当地的一位三十几岁的荷兰警察坐进摩托车里带路。约翰尼斯骑着自行车刚离开教会,在半路正遇上盖世太保一行人。当地警察认识约翰尼斯多年,远远地从他骑车的姿势就认出是他,但假装没看到,和盖世太保聊天,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

盖世太保在教会里扑了个空,恼羞成怒,立即飞车到梵尼家,更不见约翰尼斯的踪影。两人恼羞成怒,当场宣布征用梵尼家的房子,限一家人在24小时内搬离。巴尔特的母亲罗伯塔和三个弟弟妹妹不得不另找地方住。幸运的是约翰尼斯的一位单身朋友丹(Daan)有一幢房子,收留了一家四口。母亲在搬家时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拉比委托保存的手写圣经、祷告披肩从阁楼里悄悄拿出来,藏到丹家的阁楼里,当然也没忘记雅各的手提箱。在丹家附近有一座家具店的仓库,母亲把几件优质的家具存到了那里。第二天早晨,在基斯准备把一张祖传的木床拆开带走时,那两个盖世太保又上门了。其中一个声色俱厉道:“把那张床留下!”基斯只好放了手。

 一家人怀着愤怒和悲伤的心情,离开住了十几年的大房子,房前的榆树似乎在一夜间树叶飘零。在路上,罗伯塔低声对儿女们说:“不管怎么说,你们的父亲逃过了一劫。”约翰尼斯从此完全进入了地下抵抗状态,并一直对那位掩护他逃离的警察心存感激。

巴尔特退学后四处藏匿。1943年的冬天太难熬了,他来到了丹的家里,和母亲、弟弟妹妹暂时生活在一起。他躲在楼上的房间里,怕被纳粹发现,抓去当劳工。弟弟阿尔特有一个朋友,非常聪明,来家里串门。当时一切都是配给的,没有多余的煤,烧煤取暖都尽量节约。他微笑着问罗伯塔:“你只有一个炉子,怎么会有两个烟囱冒烟?”原来巴尔特冷得受不了,点起了自己房间里的炉子,但它从另一个烟囱冒烟。弟弟的朋友猜出巴尔特藏在楼上,并没有向纳粹告密。

春天来了,巴尔特难以忍受这种监牢般窒息的生活,试图学习,但根本没有心思。其间一位教授上门辅导,他也根本听不进去,下定了决心去找自己的父亲。

约翰尼斯和很多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保持密切联系。一些有家室的成员发现自己的朋友投靠纳粹,背叛组织,就射杀了这些叛徒。他们过后一想到对方的儿女失去了父亲,心情无法平静,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约翰尼斯就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他还参与甚至领导越来越多的抵抗行动。巴尔特年轻,不怕冒险。加入地下抵抗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受父亲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他个人的决定。与此同时,妹妹佩普一直在霍赫芬以及附近的城市里活动,直接参与地下报纸的编辑和递送。

荷兰人从十六世纪建国以来,一向追求自由思想。虽然在二战初期兵败如山倒,但荷兰流亡政府在英国迅速建立了奥兰治电台广播,号召人民英勇抗敌,威廉敏娜女王甚至经常亲自通过电台广播演讲,随即演讲内容就被印刷到抵抗运动的报纸上。奥兰治电台还通过暗语,具体部署抗敌行动。纳粹禁止收听这家电台,收缴了全国一半的收音机,但荷兰人把收音机藏起来,消极抵抗。后来由开始了积极的、非暴力的抵抗,如在许多城市的墙上涂鸦,OZO代表奥兰治必胜,V代表胜利,W代表威廉敏娜女王等。纳粹还发动了一场“纳粹化运动”, 大肆宣扬纳粹理想,成立了一个名为“荷兰文化会所”(Dutch Chamber of Culture)的组织,强迫所有文化界人士入会,但许多人假装已不再创作,拒绝参与。一些精英艺术家热爱言论自由,在公开场合抨击纳粹,遭到迫害、监禁甚至杀害,另外一些被迫转入地下文艺界;另有一些艺术家努力写作和出版,出售诗歌和书籍,用获得的收益支持地下艺术家,或筹资帮助隐藏的犹太儿童。许多出版商和图书馆员在恶劣的物质条件下,为不违反纸张配给的限制,印刷了众多微型地下出版物,挑战德国的法律和文化规范,抨击纳粹,甚至还开始办地下报纸,今天的Het Parool就是19407月最早出现的抵抗运动报纸,此外还有De WaarheidTrouwVrij Nederland等。安妮弗兰克在日记中也写道,每当她拿到最新的地下文章,都会感到十分兴奋。在二战期间,在所有德国占领的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荷兰出版更多的地下文学。各种所谓的非法出版物约1100种,有的印量高达10万份,这对于当时人口只有880万的荷兰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地下出版物作为抵抗运动的一部分,鼓舞了荷兰人的斗志。

地下出版物一旦被印好,需要有人派送,许多年轻女孩子就自告奋勇,承担起这项使命。荷兰是自行车王国。除了婴儿和高龄老人,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甚至两、三辆。女孩子们骑着自行车,在不同城镇之间整捆整捆地发送,而佩普是她们中出色的一员。她和另一位女大学生在霍赫芬合住一套公寓,兼编写、印刷和发送于一身。常常连夜工作,早晨骑自行车上路发送,直到精疲力尽。

 

巴尔特的二战记忆(二)作者:曾晓文

(佩普在二战期间的身份照)

在一个秋雨连绵的日子,她出发得有些晚,再加上道路泥泞,过了晚上八点的宵禁时间,还没有把地下印刷品送完。她把一叠印刷品放到霍赫芬一家人的邮箱里,骑上自行车刚离开,听到了背后纳粹叫喊的声音。原来两个纳粹盯上了她,从邮箱里拿出印刷品,立即骑自行车追赶。她拼命地蹬车,累得喘不过气来,臀部和大腿两侧的皮肤都被磨破了,火辣辣地痛。仗着熟悉路,转过一条又一条的小街,最后到了运河边,而身后的两个纳粹紧追不舍,渐渐逼近。她跳下了自行车,先把自行车顺着风的方向丢进运河里,随后纵身一跳,向相反方向游去。运河水冰寒,直刺入骨髓。她拼力游到桥下,发现桥桩上有一块空地,就踮起脚站到上面,心快要跳出胸膛,但大气都不敢喘一声。两个纳粹顺着自行车漂游的方向追了一阵,不见人影,终于放弃。佩普穿着一身湿淋淋的衣服,饥寒交迫,气息奄奄,终于熬到了宵禁结束。那是她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夜。

战后,佩普回到大学读书,还攻读了博士,毕业后到阿姆斯特丹工作。1960年,安妮·弗兰克躲藏的密室所在地,王子运河街263号,被设立成了博物馆,每年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甚至高达将近100万。在几十年里,佩普住在运河旁的一套公寓里,离安妮博物馆走路只需十分钟。她常常看到众多参观者不论风吹雨打,耐心地站在门外排队,然后在窄小窒息的密室里伫立几分钟,凭吊纯真无辜的安妮,以表示对世间所有遭受种族歧视和人权侵犯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安妮似乎在天国里对每一个人低语:“不管发生了什么,我还是相信人心总是好的……”每当这时,佩普都会庆幸自己活了下来,还见证了荷兰人在经历战争的创伤后重建平等繁荣的国家。

不过,她在为逃避纳粹追捕、骑车狂奔、跳入运河之后,在一个自行车的王国里活到90岁的高龄,却再也没有骑过一次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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