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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特的二战记忆(一)作者:曾晓文

(2018-07-07 19: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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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晓文

二战题材

海外华文文学

中国作家

分类: 非虚构作品

引子:黑色星期五


201248日,复活节。多伦多还没传出一夜回暖的喜讯,但室内的水仙花已悄然绽放,弥漫融融春意。那时我和先生弗兰克还住在市区的复式公寓里。透过宽大的落地玻璃窗,地标建筑加拿大国家电视塔一览无余。塔上的千灯亮起节日红绿交替的颜色,在暗夜里明灿耀眼。基督教徒把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定为复活节,以纪念基督受难后重生。对于加拿大的众多家庭,复活节聚餐是多年延续的传统,我们家也不例外。为此我特地铺上乳白的桌布,摆放讲究的餐具。在座的有我的公公巴尔特,继子大卫、继女劳拉和她的丈夫杰森。晚餐堪称丰盛,芸芥草莓沙拉、牛排、土豆泥、芦笋炒樱桃番茄等,酒是法国的梅洛红,甜点是人人喜欢的苹果派。

饭后,一家人心满意足地踱步到起居室,巴尔特和大卫选了单人皮椅,其他人坐在对面的长沙发上,继续喝酒聊天,享受慵懒时光。巴尔特当了一辈子的牧师,1999年退休,住在市区颇舒适的老人公寓里,再过几个月即庆祝90大寿。我们筹划为他举办一个生日派对,届时他的5个儿女、12个孙子孙女,还有5个曾孙曾孙女都会到场;大卫和杰森夫妇刚买了房子,自然聊起装修和后花园的绿化;我和弗兰克也可谓安居乐业。总之没人为支付账单发愁,甚至每年还能去其它国家度假旅行。

说到旅行,我想起巴尔特下星期将去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探望他的妹妹佩普,就问他准备好行装了没有。虽然知道弗兰克将送他到机场,抵达阿姆斯特丹时他的侄女也会迎接,还是替他有些紧张。对比许多90岁左右的老人,巴尔特身体算硬朗,能比较自如地走动,但他患有眼疾,还装着心率调整器。我和弗兰克如果不是工作缠身,愿意陪他前往。2007年,我们去过阿姆斯特丹,还第一次见到了佩普,一位80几岁高龄、满头银发的老人。佩普曾是荷兰癌症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一生未婚,心地善良,但性格有些孤僻。我对阿姆斯特丹古典风格的建筑、梵高博物馆、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博物馆,还有夜晚的灯红酒绿印象深刻,当然不可忽略著名的喜力啤酒和各种口味的奶酪。我们甚至还去弗兰克的出生地,荷兰北部的小镇考德姆(Koudum)“寻根”。沿途所见的绿野棋盘般平展齐整,五彩风车的硕大叶片缓缓转动,树叶和花朵无不鲜润,令人耳目一新。

几年前巴尔特回荷兰探亲,说是最后一次,但几个月前又预定了机票,决定再远行一回,4月13日出发。他叹了一口气,缓缓地回答,身体应该没问题,但精神上好像还没准备就绪。这几天他才注意到413日是星期五。身为基督教徒,他认可“最后的晚餐”的传说:耶稣和他的门徒共进晚餐,加略人犹大作为第13位客人到场。转天是星期五,犹大出卖了耶稣,导致耶稣被罗马人逮捕,被钉在十字架上殉难。星期五和数字13都不吉利,结合在一起更预示双重恶运,因此被称为“黑色星期五”。在这样的日子不宜出行。

接着,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巴尔特讲起了一段往事。在1940年二战爆发、纳粹占领荷兰时,他还不满18岁。他为避免被纳粹抓去当劳工四处躲藏,后来加入了地下反法西斯抵抗组织。到了19454月,他所在的中部小镇菲泽温(Vriezenveen)已被盟军解放。他和上司杰西去荷兰南部的埃因霍温(Eindhoven),地下抵抗组织总部的所在地汇报工作,在回程的路上出了一场车祸,险些丧生,那天正是13日,星期五,阴雨绵绵。他至今回想起还浑身发冷,心有余悸。

巴尔特在后来的一个多小时里,带我们回到了多年前的荷兰,在记忆的幽冷隧道里,开启一场“特殊旅行”。他突然变得陌生起来,双肩收缩,两手扶膝,凹陷静寂的双眼,却风过深潭般悸动,说到入情时,几次哽咽。在听完了他的讲述后,一家人陷入了长长的静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窗外飘起了细密的雪花,电视塔的灯光变得模糊不清。望望餐桌上过多剩余的饭菜,难以想象荷兰人在二战时熬过的“饥饿之冬”。我们这两辈从未经历过战争的人,习惯于和平日子的舒适,从没意识到在巴尔特的心中,战争仍穿越岁月的重重壁垒无声地持续。

弗兰克把巴尔特送回到公寓,返家后,神色严肃地对我说,那是巴尔特第一次向家人谈起自己在二战中的经历,而弗兰克的母亲伊娜在世时,对二战也是只字不提。我听了,十分惊讶。这些年通过历史著作、文学、影视、艺术作品等,了解了德国法西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被占领国人民的悲惨遭遇,盟军解放被占领国的杰出贡献,也知悉一些大人物、大事件、大场面,但对巴尔特这位身边人的战时经历却一无所知。归根结底,战争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完成的。仿佛田野尽头的白桦林,在战争的风霜雪雨中被印下民族的痛苦印记,但世间没有两株同样的树,也没有两个人获得完全相同的体验。通过个体的视角可以摆脱全知视角的桎梏,这使得个人的体验变得珍贵。而巴尔特,为什么在后来漫长的日子里执意尘封记忆?

413日,巴尔特战胜了心中恐惧,按计划启程,去荷兰探望了佩普,又顺利返回,打破了“黑色星期五”的魔咒。

我忘不掉他的经历,决定把它记录下来,但因为做全职的IT工作,又忙于创作其它已动笔的作品,一直拖延到了2015,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劳动节期间,我终于找到合适的机会,和弗兰克、大卫一起对巴尔特进行了采访。那其实不是正式的采访,更像一场家庭谈话。身为音响工程师的大卫,还用专业的设备全程录像。随后,我又开始梳理史料,向多位亲友探问巴尔特周围人的战时经历,愈发意识到,战争的幽灵一旦产生,就会游弋于世界大地,同时盘踞在人心深处,从来都不曾走远。

 

断裂的青春

 

在南荷兰省的北海边上,距离阿姆斯特丹约30公里,座落着一个名叫雷萨特伍德(Rijnsaterwoude)的小村庄。村庄居民不到千人,却拥有荷兰最古老的沃斯大教堂(Woudse Dom),其建筑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1922年,大教堂的牧师约翰尼斯•梵尼(Johannes van Nie)刚过而立之年,和太太罗伯塔住在一幢低于海平面1米的房子里。罗伯塔生下了一个清秀的男孩,取名巴尔特。一年多以后,巴尔特的妹妹佩普出生。

巴尔特最早的记忆,常常和水的画面联系在一起。他被父母带到海滩、河边游玩,一次次目睹了农民修建海塘和河堤的场景,领悟到一个大概只在荷兰才通行的道理:水由低处向高处流。荷兰境内河湖众多,地势低平。国土仅4万平方公里左右,其中将近1/3低于海平面,还有1/3海拔不足1米。若无海塘和河堤的保护,大半的土地就会被北海的巨浪吞没,民众将流离失所。荷兰人在几个世纪里,顽强不息地向大海征地,甚至排干湖泊,一寸寸地开拓国土,一再骄傲地宣称:“上帝创造了地球,荷兰人创造了荷兰!” 他们还惜土如金,充分利用,把自己的国家建成了一座富裕的“欧洲的花园”。

因为约翰尼斯的工作变动,梵尼一家搬动了几次,在巴尔特8岁那年,落脚在东北部弗里斯兰省的霍赫芬(Hoogeveen),一座大约有17,000居民的城市。一条清澈的运河从城里静静穿过,运河两岸是整洁的人行道,道旁矗立着被精心维护的建筑。城外的国家公园Bult为居民提供了大片的休闲绿地,附近的农庄风景安恬。梵高在十九世纪80年代旅游经过,一见倾心,创作了传世油画《霍赫芬的农庄》。约翰尼斯在荷兰新教归正会(Dutch Reformed Church)大教堂任职。大教堂初建于1654年,石墙青瓦,气派庄严。教会安排一家人住进了大教堂附近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房子有三层楼,十几个房间,宽敞舒适。在那里,巴尔特和佩普,弟弟基斯、阿尔特,还有妹妹汉斯度过了童年的愉悦时光。

在当时的荷兰,只有入读文理高级中学,将来才可能上大学。遗憾的是霍赫芬没有这样的中学,但在乌特勒支市却有一座,正是约翰尼斯的母校。巴尔特遵照父亲的期望,从11岁起进入了乌特勒支文理高级中学,并寄住在离学校较近的祖父母家里。他接受了传统的教育,曾一度同时学习六种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德语、英语、法语,当然还有荷兰语,主修人文科学课程。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梵尼一家似无巨大冲击,但父亲作为牧师,常走访诸多赤贫家庭,带回一些悲惨的消息。有些妇女无法忍受生活的艰辛,面临严重的精神危机。父亲在走访后,会派母亲罗伯塔去搜集具体的家庭信息,然后传递给省里的社会工作者组织。母亲的性格在同时代的荷兰人中比较典型,不轻易流露温情,但做事严谨,对巴尔特的精神成长起到重要影响。社会工作者们偶而会因激进遭受批评,但他们真诚救助穷人,承担了大量细致复杂的工作,给巴尔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渴望成为社会工作者,却遇到了一个难题。荷兰大学还没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年轻人要想进入相关领域,只能就读专科学校 ,可父亲坚持要他上大学。他想,教会也以助人为己任,于是决心选择神学专业,追随父亲的步履,当一名牧师。

暑假里,巴尔特和佩普常随父亲去阿姆斯特丹游览,参观各色博物馆、看电影等。电影院只放映一些新闻纪录片和卡通,但巴尔特通过它们看到了荷兰之外的世界。父亲热爱文学,拥有许多藏书,甚至还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他受父亲的熏陶,也喜欢阅读,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常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读小说。读得累了,就伏在窗台上眺望街景。榆树盈绿,粉白的花儿开得繁密美好,偶尔有邻家的卷发女孩骑着自行车经过,留下一串嘻嘻的笑声。

19405月,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个人的。巴尔特在准备中学毕业的书面考试和口试时,祖母去世了。这对他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和祖母朝夕相处了六年,得到她的悉心照顾和无私关爱。他怀着悲伤的心情回到了父母的家,久久不能从哀痛中解脱;另一件大事是集体的,发生在每一位荷兰人身上。

早在19399月,德国入侵波兰,引发战争,震惊世人。荷兰在一战时中立,二十几年来其民众享受和平的生活,再次宣布保持中立。德国向荷兰许诺继续邻国之间的“传统友谊”,不会对两国存在的分歧采取行动,更不会制造新的分歧。但德国言行不一,先后袭击了荷兰的多条商船,到11月变本加厉,击沉了西蒙·玻利瓦尔号客轮,导致84名荷兰乘客和包括船长在内的18名船员全部丧生,令民众瞠目结舌。旅德的荷兰商人多次警告荷兰政府和军队对德军提高警惕,然而德军并无动静。“狼来了”的故事在一次次上演后,没有人信以为真。

1940年年初,英法两国两次要求荷兰加入同盟国,以防止德国的攻击,遭到荷兰政府的拒绝。荷兰政府以为中立政策依然奏效,到419日,因为局势变化,才终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大部分民众仍把德国人当作友好的“表兄弟”,抱着和平的乐观幻想。

59日,希特勒再次通过无线电广播信誓旦旦,承诺不会攻击荷兰。与此同时,小股德军化装成荷兰军队潜入荷兰境内。由于荷兰头盔数量不足,便用纸片做的充数。510日,德军发动了一项代号为“黄色方案”的军事行动,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低地三国和法国,不宣而战,长驱直入。荷兰军队人数不足、装备不良,无力抵御,只在AfsluitdijkGrebbebergMoerdijkbrugDordrecht等地进行了稍大规模的抵抗。当天,荷兰威廉敏娜女王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严厉谴责德军不宣而战,破坏了荷兰的中立政策,表示她和她的政府将竭尽全职,抵抗德军的侵略,同时号召人民起来反抗。为了防止王室被擒,512日,朱丽安娜公主和夫婿伯纳德亲王、贝娅特丽克丝、艾琳公主一起从“荷兰之角”前往英国避难。威廉敏娜女王被要求同时离开,她担心给民众留下贪生怕死的印象,不肯动身。然而形势刻不容缓,她随时面临被捕甚至生命危险。转天,她和大多数内阁成员前往英国建立流亡政府,把荷兰的军事指挥交给亨利·温克尔曼将军。

两国实力悬殊:德国部署了75万军队,荷兰只有28万;德国派出1150架飞机,荷兰只有124架。德国空军使用飞机投放伞兵到荷兰的主要机场,创下史上第一次空投伞兵攻击战略目标的纪录,迅速瓦解了荷兰军队的抵抗。德军空袭海牙,企图一举擒获王室,未能得逞;又对鹿特丹狂轰滥炸,还发出另一份最后通牒:如果荷兰拒不投降,将会轰炸乌特勒支等其它城市。15日,鹿特丹宣布投降。温克尔曼将军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进一步抵抗已没有意义,为避免更多城市被毁,决定正式投降。仅在五天的时间里,荷兰总共有2300多人死亡,7000人受伤,王室和政府流亡。德国全面占领荷兰。

5月底,德国纳粹在荷兰建立了国家管理委员会,由奥地利纳粹阿图尔·赛斯-英夸特领导。迪克·扬·德海尔首相本已随威廉敏娜女王到了英国,但接受纳粹的任命,返回荷兰,建立了亲德的傀儡政权,随后,他被女王解除了首相职务。

梵尼一家人,和千百万国人一样,完全震惊了,没想到纳粹头目希特勒会下令攻击荷兰。约翰尼斯在1938年已被招募为后备随军牧师,但荷兰军队一溃千里,根本没得到参与的机会。一家人在那个阴云密布的日子,站在霍赫芬的街头,看着德军耀武扬威地踏在祖先一寸寸建造的土地上,痛心愤懑。

德国人认为荷兰人与他们同属一个种族,是“雅利安老乡”,企图把荷兰人纳粹化,并把荷兰置于德国经济的一体化之中,因此初期在荷兰的镇压少于其它被占领的国家,并没有立即犯下罪行,而是从一些小事情上入手,慢慢渗透。纳粹实施宵禁,晚上8点后禁止上街,荷兰人勉强遵守,但渐渐地,采取消极抵抗态度,违反纳粹的各种规定。荷兰人通过收听电台了解外界新闻,尤其是来自盟国的消息,纳粹下令禁止,但阻挡不了私下偷听。一年后,纳粹收缴了全国一半的收音机,另一半却被藏了起来,梵尼家的也不例外。纳粹得寸进尺,开始没收电话。约翰尼斯耸耸肩膀说,“电话本来是奢侈品,没有也活得下去。”把电话交了出去。不久,他接到了“贡献”古老金币的指令,就把金币拿到珠宝店打成首饰,不过很快首饰也被纳粹掠走。

 

巴尔特的二战记忆(一)作者:曾晓文


(巴尔特于1940年)

从表面上看,生活还在继续。巴尔特进入了格罗宁根(Groningen)大学读书。格罗宁根市位于荷兰北部,离霍赫芬市不过70公里。巴尔特保持阅读的习惯,在图书馆的一间朝阳的阅览室里,一坐就是大半天。在那里,他经常遇到同样来自霍赫芬的犹太学生雅各,与他结下深厚的友谊。雅各身材高大,黑卷发、棕眼睛,在校园里颇引人注目。他主攻医学,既聪明又勤奋,被师生们认定了日后前途无限。随着纳粹开始迫害犹太人,激起越来越强烈的民愤,整个荷兰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巴尔特因为雅各后来的悲惨遭遇心痛,无心读书,经常回家,直至完全退学。

少年时光因欢悦而飞逝,青春像一株清新的小树,在成长的年代里被战争的飓风折断。巴尔特没有料到,苦涩生存、顽强抗争的日子那么漫长,几乎看不到尽头。

犹太友人

 

从拿破仑时代开始,荷兰就建立起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至1940年,约800万人口的信息,包括宗教信仰,全被登记在册,一目了然。全国犹太人有14万,而霍赫芬市大约有300名。这些犹太人的祖先在1755年搬到霍赫芬,务农经商,养育后代,早已落地生根。

梵尼一家一直和犹太人相处和谐。巴尔特记得在中学暑假里的一个星期六,父亲在布道之后,对他说:“我们出去散散步吧”。父亲已是远近闻名的牧师,博学睿智,口才犀利,但为人并不张扬,即使准备做重要的事情,也只说去“散散步”。

两人来到了地处平民区的拉比的家。拉比在犹太教会中身份特殊,既是学者、老师,还在教会仪式中担当主持,但他家的房子比巴尔特想象的还要窄小简陋。拉比四十左右年纪,留着络腮胡,正坐在起居室里读经,并未起身迎接。

父亲从裤袋里掏出一个白信封,说:“教徒们给了一些捐赠,要我把它用到有意义的事情上去,我想交给你最合适,你会派上用场。” 城里的犹太人生活窘迫,犹太教会难以为继,是不争的事实。

拉比抬起一双黑眼睛,神情淡漠地摇摇头,“今天是安息日,我不能收。”

“哦,是这样,那我把它放到楼梯的台阶上吧。”

“不行,按教规真的不能收,留到台阶上也不可以,”拉比仍然拒绝, “回头我到你家去取。”

梵尼父子离开了。

第二天下午,拉比来取捐赠,竟然没想到星期天是基督教徒的“安息日”,不该上门打扰。父亲把捐赠给了拉比,但这桩趣事成了家里晚餐桌上的笑谈。

19411月起,德国纳粹要求所有荷兰犹太人重新登记,对他们进行种族隔离,禁止他们骑自行车、进入游泳池、电影院等公众场合、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过了不到一个月,纳粹更肆无忌惮起来,在两天内就逮捕了阿姆斯特丹的400多名犹太人,把他们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一暴行震惊了民众。而更令人愤怒的是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党(NSB)”成员在其领导人安东·穆賽特的指使下,也直接参与对犹太人的迫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荷兰共产党在荷兰宣布投降的次日,就召开会议,创立了全国首个抵抗运动组织,吸收成员多达25000人。到了19412月,由号召组织了阿姆斯特丹全市总罢工,抗议纳粹迫害犹太人。一时间工人罢工,学校罢课,电车火车停运,城市陷入瘫痪。人们走上街头,谴责纳粹、声援犹太人。德军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当场造成924伤的惨剧,还逮捕了许多抗议者。阿姆斯特丹市的罢工虽然平息了,但罢工浪潮席卷临近的哈勒姆和乌特勒支等市。纳粹恼羞成怒,不但残酷镇压,还对罢工城市罚款,其中仅对阿姆斯特丹就罚了1500万荷兰盾,还把市长撤职,换成了亲德的荷兰人。2月罢工不但是荷兰,而且是欧洲首个抗议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大规模行动,唤醒了欧洲人的抵抗意识。

1942年春季,纳粹在荷兰各地加速迫害犹太人的步伐,在霍赫芬,首先强行关闭了犹太人教堂。

当天晚上,拉比悄悄地敲开了梵尼家的门。他站在起居室中央,脸色比平常更加严肃,从皮包里拿出了一个祷告披肩和两个卷轴,郑重地问:“我的处境越来越不安全了,我能托你们保管吗?”纯白丝绸的披肩是长方形的,两头印有宝蓝色的条纹,四角缀着流苏,在灯下散发着优雅的光泽。他跪下来,把卷轴放到茶几上,小心翼翼地展开,里面是手抄的《希伯来圣经》(《塔纳赫》),说:“这个祷告披肩被传了几代人,手抄圣经更是我们教堂的珍贵收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纳粹捣毁了犹太教堂里的所有圣物,幸好我最近每天把它们带回家,才躲过了一劫。”

巴尔特和他的父母理解犹太人对耶和华的敬虔,还有对前辈的手抄经卷的尊重珍视。约翰尼斯把《希伯来圣经》缓缓地卷好,说:“谢谢你的信任!我们家人会把它们一直带着身边。”

巴尔特和父亲送拉比出门。拉比在和他们拥抱后离开,在残阳的微光里 一步三回头。对于拉比,放手多年来虔诚地朝夕守候的圣物,无疑是灵魂上的生离死别。

入夏后,纳粹愈发猖狂,控制了荷兰东部德伦特省的韦斯特博克(Westerbork)难民营,把它变成中转站,先把附近的犹太人运到那里,随后运到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很快押到刑场或毒气室杀害。

10月初,巴尔特接到消息,母亲得了急性肺炎,就从学校里回家看望。临出发前,雅各来到他的宿舍,手里提着一个精美的红色真皮手提箱。雅各像换了一个人,衣衫不整,眼神忧郁。几个月前,他得到阿姆斯特丹一家医院的聘请,只待毕业后,就开始职业医生的生涯。父母送给他这只手提箱做生日礼物,希望他带着它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但是,他刚刚接到通知,医院因为他是犹太人取消了对他的聘请。

“我再也用不上了,送给你吧。”雅各凄然地说。

巴尔特当然拒绝,“这么珍贵的礼物,我怎么能收呢?”

“你一定收下!我还不知道哪天被圈走呢。”

“那这样吧,我先替你保存。等局势改变了,你还会有工作机会,我再把它还给你!”巴尔特最后说。

巴尔特带着雅各的手提箱回到家,把它交给母亲保管。父亲已成为省内地下抵抗组织的一位领导人,非常忙碌,很少能见到他的面。

几天后,父亲回家了,母亲的身体也有好转。难得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餐。这时响起了有节奏的敲门声。父亲去开门,和来访者低语了一阵,就匆匆道别。他回到餐室,对巴尔特说:“我们出去散散步吧。”父亲严峻的脸色、低沉的声音都表明了事情的危急,那绝不会是一场简单的“散步”。母亲问:“饭还没有吃完呢,总不能饿着肚子‘散步’吧?”父亲摇摇头,“一刻都不能耽搁!”

来访者也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通知父亲NS铁路公司已把一列家畜货车停进了霍赫芬的火车站,纳粹第二天将把镇上所有的犹太人都抓起来,运送到韦斯特博克集中营,而霍赫芬离韦斯特博克还不到20公里。NS铁路公司是荷兰人的公司,居然助纣为虐,每运送一百个犹太人,从纳粹那儿领480荷兰盾的运输费,大发国难财。在全国已有九个地下抵抗组织以帮助犹太人,尤其是犹太儿童逃脱为使命,还帮助他们伪造身份证件。抵抗组织在霍赫芬连夜采取紧急措施,已安排好卡车,在归正会大教堂的门口等候,送犹太人到附近的Nieuwlande和其它小镇躲藏。

父亲在霍赫芬生活了十几年,走访过许多家庭,几乎认识每一户犹太人。他们先来到雅各的父母家,却碰上了门锁。据邻居讲,雅各的父母同时生病,住进了医院。医院向他们保证不会让德国党卫军靠近病人。两人听了,稍微松了一口气。随后,他们敲响了拉比的家门,父亲低声说:“明天德军就要抓犹太人了,把你们圈到韦斯特博克集中营去,赶快带上贵重东西,躲起来吧!请到归正会教堂附近集合,有人接你们,帮你们安排地方躲藏。”

拉比摇摇头,固执地说:“犹太教堂在这里,我就永远不会离开。”

“生命更重要啊。”巴尔特劝说。

拉比还是一口拒绝。

父子俩不敢多耽搁,立即奔向下一户犹太人家。已过了晚上8点钟的宵禁时间,他们顶着秋风,谨慎地穿街走巷,担心被纳粹发现遭逮捕。

犹太人不相信他们带来的消息,“不,德国人不会这样对我们的!”

“纳粹已经在别的城市抓走很多人了。”巴尔特说。

犹太人还是摇头,“那些人有犯罪记录,只是个别的情况。”

约翰尼斯最后请求:“请你转告你认识的犹太人吧。”

类似的对话不断地重复,父子俩渐渐地口干舌燥,焦灼不安。难舍家园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们没料到犹太人还对纳粹抱有幻想。到了后半夜,气温骤降,他们冷得全身直打哆嗦,心力交瘁。只有一位瘦小的犹太女子答应道:“我听你们的!”她回到房间里,把几件衣服装进一只手提箱,果决地出门,向大教堂疾步走去。

第二天一早,德军果然冲到犹太人家里,把他们一一抓走。巴尔特看到德军押着犹太人从家门口的街上走过,立即跑到医院去通知雅各的父母。在大门口,正撞见两个德国士兵把雅各的父母押到一辆卡车上。两人都穿着单薄的患者服,瑟瑟发抖。显然医生们没有信守诺言,把他们交了出去。雅各的父亲面无人色,而雅各的可怜的母亲更是惊魂未定,手臂上还挂着吊针呢。

纳粹把城里的犹太人在一天内全圈进了家畜货车,包括拉比,拉到了韦斯特博克中转集中营,后来又转运到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那位瘦小的女子是唯一的听从梵尼父子的安排,离开霍赫芬躲藏的犹太人。

德军把城里的犹太人都抓走后,仍不肯罢休,搜索每家每户,寻找“落网之鱼”。梵尼一家人万万也没有想到,二儿子基斯竟然成了“猎取的目标”。约翰尼斯的祖母有部分犹太血统,其基因传递到巴尔特这一代已经稀薄,但基斯天生一头卷曲的黑头发,长相接近犹太人。突然有一天,几个德国士兵冲到基斯就读的中学里,逮捕了他,认定他是隐藏的犹太人,不由分说把他押到了纳粹抢占的一座官邸里,锁进了一间储藏室。当时约翰尼斯和巴尔特都不在家,罗伯塔和其他三个孩子打听不到基斯的下落,心急如焚。

可怜的基斯还不到十六岁,从没受过这样的惊吓。他一天一夜滴水粒米未进,到了早晨听纳粹军官在走廊上扬言,要把他“带到阿莫斯福特(Amersfoort)集中营杀掉”,害怕得哭起来。终于到了10点左右,一个德国士兵打开门,给他送来简单的早餐。他哪里有吃饭的心情?苦苦恳求士兵替他向军官求情,打电话给霍赫芬的市长。那个士兵动了恻隐之心,请军官给市长打了电话。市长是基督徒,每周都去归正教会做礼拜,认识梵尼家的每个孩子,一分钟也没耽误,立即乘车到官邸,向纳粹军官出具了基斯的户籍证,确定他不是犹太人。纳粹放了基斯,但那段濒临死亡的经历对他来说非常痛苦。他在一夜之间被迫长大成人,正视战争的残酷。

在战后,基斯在Scharugoutem认识了一位名叫海因克(Hainke)的女子。海因克的父亲是警察,母亲是家庭主妇。她有5个兄弟姐妹。在二战期间,一位犹太女子在医院里生下儿子后,立即把嗷嗷待哺的儿子交给了海因克的父亲。犹太女子当天被押到集中营,很快被残杀了。海因克的父母深知隐藏犹太人一旦被纳粹发现,就会被逮捕甚至杀害,但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收养了这个犹太男孩,宣称他是自己的孩子,甚至帮他办了身份证。海因克和她的犹太“弟弟”一起长大,结下手足之情。基斯听了海因克的这段经历,立即对她以及她的全家产生好感。不久,他和海因克坠入爱河,结为夫妇,并相守了一世。1950年代初,她的犹太“弟弟”随亲戚移民了加拿大,多年后在生意场取得卓越成就,但经常回荷兰看望海因克一家,不忘养育深情。这是后话。

1943年起,纳粹在荷兰开始了大规模的驱逐犹太人行动。荷兰各地的10.7万犹太人被NS的货运列车像装载牲口一样,运到韦斯特博克、菲赫特以及阿姆斯福特的中转集中营,超过犹太人总数的75%,再从这些中转集中营运往德国边境,装上德国的列车,运到波兰的奥斯维辛和其它集中营。在这些犹太人中,只有5000人幸存。二战期间,荷兰是所有被占的西欧国家中,犹太人被迫害致死比例最高的国家。

巴尔特在纳粹圈走霍赫芬的犹太人后,很快接到了雅各和他的父母被杀害的消息。他拿出了雅各的真皮手提箱,一个无处退还的寄存品,打开,里面空无一物,关上,再打开,如此周而复始,眼前一再出现雅各忧郁的黑眼睛,终于在感情上无法承受,把它永远地关上了……

在荷兰,犹太人的后裔乔治·马德罗,抵抗运动最著名的人士,青史留名。他曾在莱顿大学学法律,1940年在德荷战役中已为军官。他在抗击德军轰炸海牙的战斗中表现突出,被授予最高级别的骑士威廉军事勋章。515日荷兰投降时被捕,被关入了斯海弗宁的“奥兰治酒店”监狱,半年后释放。他立即投身抵抗运动,积极组织飞行员,通过西班牙前往英国参加作战,后来再次被纳粹逮捕,被押进了集中营。19452月,荷兰解放前的三个月,马德罗在集中营中死于伤寒。在二战胜利后,他的父母捐赠了获得的奖金,建立马德罗丹公园(俗称“小人国”),以纪念儿子,更纪念无数牺牲的抵抗运动战士。

后人还通过《安妮日记》了解纳粹残酷迫害犹太人的冰山一角。十四岁的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在二战期间为躲避纳粹抓捕,和父母、姐姐还有另外四人躲进了阿姆斯特丹一幢办公楼的密室里,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安妮在这两年中坚持写日记,描绘藏匿者的日常生活,细腻地表现了他们坐监般的孤独和恐惧。1944年,藏匿者被出卖,德国秘密警察把他们送进韦斯特博克犹太人集中营。结果只有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在战后活着离开。多年后人们仍然为查找出卖者争执,无以告慰早逝的灵魂。

奥托几经周折,在1947年把安妮的日记整理出版,起名为《安妮日记》。这本书震撼了德国,震撼了世界,多年来久销不衰,被翻译成60多种文字;根据《安妮日记》改编的电影获得3项奥斯卡奖。纽约百老汇在1952年把安妮的故事改编为话剧,搬上舞台,随后在柏林上演。在柏林,当最后一场落幕后,全场观众陷入了绝对的沉默。没有鼓掌,没有议论,甚至观众之间不曾有眼神交流,所有的人悄悄地退场。那样的集体的反思和忏悔,从不应中断……

                                                                                              (发表于《中国作家》纪实版201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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