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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上榜作品《金尘》(二)

(2018-01-13 23: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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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晓文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

金尘

海外华文文学

分类: 最新小说

2.  陶霏

纽约,是陶霏不愿重访的城市。她走出8街上的灰狗巴士站,距离第一次从北京乘飞机登陆纽约,隔了一条25年的时光隧道。25年,四分之一世纪。纽约无需以她久违了的挤满街巷的游人,只需用这一对词组就足以淹没她。

她搭地铁到格兰特街站,到了地面上,走过几条街区,还不时见到中文招牌。不远处新建的高档公寓楼,标出不菲的单元价格。在传统的华人店铺中间,美国银行、咖啡馆、西餐馆屡屡出现。唐人街在明显扩展,也在悄悄西化。她拐进了一条偏僻的小街,立在人行道上,张望对面的“怡芳艺术品店”。小店的门面比记忆中的要窄小寒酸,窗户还是当年的那一扇,中间玻璃上雕着的莲花,在层层灰尘下挣扎露出半片殷红。

当年陶霏在纽约辍学后,到唐人街的一家职业介绍所找工。她既不会讲广东话,也不懂福州话,愿意雇她的人寥寥无几,不料却被高老板一眼看中。高老板不到四十岁,头发像睡熟时被人用剃刀推过,从顶部中间整齐地脱落。他矮小瘦削,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高圣堂。高老板开的“怡芳艺术品店”面积不足20平米,摆满从中国大陆运来的工艺品:唐装、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其中很多廉价的仿制品。她是唯一的雇员,既补货,又收钱,整天忙个不停,累得腰酸背痛,一小时只赚五美元。她不时提醒自己只要有收入,生活就有希望。高老板还开一家装修公司,平常顾不上小店的生意,但只要一露面,就对她动手动脚。她忍受着骚扰,对自己心怀鄙视。在求生欲念这个庞然大物面前,自尊是被针扎破的气球,不停地瑟缩变小。她经常在上工之前或下工之后四处打听,希望能另找一份工,但一直没有结果。

入秋后的一天,陶霏站在柜台后面整理一堆打火机,一只手粘兮兮地贴到了她的后背上,吓得她惊跳起来。高老板是从后门进来的,走路又几乎没什么声音。柜台内窄小,给他创造天然的靠近她的机会。他假装找东西,一会儿捏捏她的手,一会儿碰碰她的腿,她躲闪着,又不敢太明显,触怒他。她的躲闪反倒让他兴奋,他的两眼一齐放出光来,仿佛和她玩一场时断时续的前戏,索性搂住了她的后腰。她终于被惹恼了,奋力地推开他,跑到门外,蹲到地上呕吐起来。听到他的脚步声,她转过头,掩饰不住眼中的厌恶。他显然败了兴致,“你家里死人啦?给我这脸色?你以为你多高贵呀?”她当然不高贵。如果没有这份工作,就付不出房租,就可能会挨饿。

高老板离开了,她的神经才松懈下来,但一想到他下一次的露面,又会绷紧。她扫完了地,看了看墙上的钟,离关店时间还有10分钟。伴随着“哗啦啦”的一阵声响,店门的竹帘被撩开了。一位白种男人出现了,像从某部好莱坞的电影里直接走出来,身材挺拔,蓝宝石颜色的眼睛闪烁光芒,西装挺括讲究,上衣口袋中甚至还露出紫色丝帕的一角。她打了大半年的工,见到的白人屈指可数,何况还是这么光彩照人的一位,立即绽出笑容,礼貌地问候。他看到她,似乎松了一口气,说:“我在曼哈顿当律师,今天是老板萨拉的生日,同事们要给她办一个惊喜派对,但我把这件事忘得精光。我刚从法庭出来,接到秘书的电话提醒,离派对时间只剩下了一个小时!”陶霏有些困惑地望着他,他立即善解人意地放慢了语速,“我飞车上路,看到公路旁的中文招牌,灵机一动,萨拉爱好东方文化,买一份有中国特色的礼物一定会让她开心。我对唐人街的脏乱差早有耳闻,不想涉足太深,看到第一座停车场就停下来,下了车就看到你的这家小店。”

她向他推荐一把纸扇,月白的底色,绘有两只旋舞的墨蝶,还镶着紫绸边,和他的丝帕颜色很协调。她甚至“唰”地一声打开扇面,轻扭腰身,做了一个民间扇舞的典型动作。在那个晦暗的午后,她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店铺里的空地变成了一座小小的舞台。这个美国男人不懂中国成语“红袖善舞”,但露出欣赏的微笑。欣赏女人也许从来无需语言。他的目光蜜蜂般叮到她的左手无名指上,迅捷而灼热。她没戴婚戒。那时在中国戴婚戒的传统还没被恢复,何况她以单身身份来美。当然,他并不了解这些复杂的细节。

他当即决定买下那把扇子,不过遇到一个小小的麻烦:扇子标价9.99美元,小店不收信用卡,他身上只有两美元现金。他诚恳地问:“我对附近不熟,不知哪儿有取款机,还怕出席派对迟到,能先欠账吗?我三天后大约同一时间还会路过这里,到时一定把现金送来。你相信我!我叫杰夫·金西。同事中还有一位叫杰夫的,为了区别,大家习惯叫我‘金西’。”她立即点头同意。金西是她遇到的第一位贵客,给沉闷的小店带来一股新鲜空气,她当然希望再见到他。她找来紫色的包装纸,用心地把扇子包好了,眼中闪出迷人的憧憬的光亮。

三天后的那个秋日,开始得令人烦恼。天空像一夜未眠的赌徒,露出灰涩的倦容。陶霏特地换上紫色的薄毛衣,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镜子照照自己,坐立不安,期待金西的出现,没想到高老板先露面了。高老板像从面粉袋子里刚钻出来,一身白灰。他开收银机去拿钱,不料老掉牙的收银机被卡住了,就声色俱厉地质问,“收银机坏了,你都不管?害我关门倒闭,是不是?你过来,我教你修!”她不情愿地走过去。他突然贴到她的后背上,像一只刚出锅的螃蟹,热烘腥膻,指给她看钱箱下面的一个上锈的铁开关,随后用一只铅笔别一下,钱箱就“啪”地一声被打开了。她突然一阵恶心,想摆脱他,越是挣扎,他的“爪子”就在她的皮肉里嵌得越深。她火冒三丈,稍转过身,拼力抽了他一个耳光,跳到了柜台外面。他捂着脸,吐出了一个字:“滚!不要再来上工了!”她问:“那我这个月的工钱呢?”他鼓起眼,“你他妈的还做梦想要工钱?”

陶霏拿起背包,冲出门去。到了街上,她冷静了些,意识到自己没有金西的电话,如果立即离开,大概此生再见不到他,希望会永远落空,于是决定在附近的停车场等候。她从金西的目光中读出欣赏,那也许是婉转的序曲,会升华成爱慕的主调。在挨过了无比漫长的一小时后,那个西装革履的身影终于进入了视线。金西看到她,吃了一惊,“你怎么站在这儿?我要付扇子钱给你。”她余怒未熄,在秋风中瑟瑟发抖,“我刚被老板炒了鱿鱼。他动了怜惜之心,问,“我能荣幸地为你买一杯咖啡吗?”她立即点头。在此时一杯醇香的热咖啡,一定有天堂饮品的滋味!

多年后,陶霏再次站在“怡芳”门前,时光的刀剑抽杀金西的身影,剩下记忆中的细微碎片。一个老年男人从店里走出来,把一个小木牌竖到门口,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柱香每捆88美分”。那是高老板!他躬着背,原本瘦小的身体缩成了一小捆柴禾。她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从他的姿态中轻易判断出了衰落。

她转身离开,回到百老汇街。财仔和她打电话约好的,在榕华大楼门口接她。很多人早在附近黑压压地聚集了,等待送青姐最后一程。一辆黑色福特面包车在面前停下来,车窗被摇下来,财仔露出脸,大声叫道,“陶霏姐,快上车吧!”她上了车。财仔的老婆乐珍立即扑过来,把她抱住了。后两排座位上满登登地坐着他们的5个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四五岁,都埋头在苹果手机或游戏机的世界里。财仔说,“好多年没见了。日子过得太快了。”乐珍命令孩子们,“叫陶霏阿姨!”孩子们漠然地从手机上抬起头来,叫了一声。财仔吼起来:“你们热情点!没有陶霏阿姨,你们可能还没出生呢!”几个孩子又叫了一声,语调中明显添了热度。

陶霏在上世纪90年代初搬进格兰街的一幢老屋,财仔立即从地下室跑出来迎接,面带微笑,张口就叫“陶霏姐”,还帮她搬家具。他个头不高,但力气不小,动作灵活。陶霏住进了他隔壁的小房间,很快和他熟悉起来。财仔在菜市场打杂,下工后带些卖不出去的菜回来煮,偶尔请她一起吃。茶余饭后,免不了聊聊各自的经历。

财仔的爸爸死在偷渡路上,但他的妈妈并没因此打消送他偷渡的念头,认定去美国要“前赴后继”。财仔妈的好友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儿,名叫乐珍。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习俗早被破除,但破除不等于铲除,两家人早早给他们定下了娃娃亲。财仔刚过19岁的生日,就接到了蛇头青姐的通知,叫他随一批客户上路。财仔妈知道美国华人男多女少,担心他以后找不到媳妇;乐珍妈担心他登陆后花心,忘了乐珍。两个当妈的毫不迟疑,迅速操办了他们的喜事。财仔和乐珍在洞房里厮守三天,就离开了家。

他在偷渡路上车马舟船走了一年多,终于随一队人从墨西哥边境上的阿帕索进入美国,不料被巡逻的移民警察逮捕。这些人身无证件,衣衫褴褛,无所有也就无所畏,倒也没谁被吓得尿裤子,何况出发前都受过“培训”。偷渡最好的结局是悄悄登陆,最糟的结局是去见阎王爷,发生在两者之间的情节都纯属正常。财仔的表哥一路同行,天生瘦小,胡须还没长出几根,谎报年龄不满18岁,很快被移民局释放,还被当地教会派来的一位慈祥丰满的老大妈接走。财仔诚实地上报年龄,结果被扣押,丢进了拘留所。他一进门,就在地中央蹲下来,立即惹来一片惊讶的目光。周围人要么站,要么坐,没人摆这姿态。他第一次体验到了“文化休克”,只好一屁股坐下,还模仿身边的黑人,把两腿岔开,入乡随俗。几个星期后,青姐派人把他保释出来。青姐帮他偷渡,不要他坐牢,而是要他打工,早日还清欠下的两万美元的偷渡费。两万美元在当时相当于十几万人民币,是一笔巨款。财仔的叔叔在老家的县城当科长,一年的工资还不到5000元人民币。财仔想老婆乐珍,渴望搞到一张美国绿卡,把她接出来团聚。他在唐人街的几个老乡,请中国人律师办政治庇护,都落败而归。

那天陶霏在“怡芳”小店门口等到金西后,欣然接受了他的喝咖啡邀请。他对唐人街不熟,还是她带着他穿过两条街区,找到了一家“星巴克”。她泪光莹莹地痛说遭遇,因为英语不流畅,几次停顿,语调更显委屈。他为她抱不平,“你该告高老板性骚扰!”她苦笑一下,“谁来做证人呢?店里又没装摄像镜头。”其实心里清楚,她的签证已经过期,一个没身份的去控告一个有身份的,显然是自找麻烦。他说:“我虽是哈佛毕业的律师,但只接政治避难移民案件,遗憾不能帮你打民事官司。”她灵机一动,问,“我有个室友叫财仔,偷渡来美国的,想申请政治庇护,正到处找移民律师,你愿意帮他吗?”金西的客户大多来自中东和加勒比海地区,还没有中国人,但乐于尝试。临分手时,他给她留下了一张名片,让她和事务所的秘书预约一个时间,带财仔到他的办公室谈谈。

陶霏回到住处,立即兴奋向财仔讲了认识金西的经过。财仔初中没毕业,但知道哈佛大学是绝对名牌,把自己的未来交给哈佛律师,错得了吗?不过他得打电话跟他妈妈商量。妈妈两脚从没踏上过纽约的土地,但常年生活在侨乡,对唐人街的事情了解得甚至比州议员还多。那些在中国出生的移民律师,连英语都说不利落,怎么可能说服法官?找个白人律师,成功几率要高得多。财仔的妈妈请算命先生测字,结果“金西”这名字会带来好运!金西,颠倒过来就是西金,在西方赚金呀。稳稳当当地赚金,当然要先有身份。财仔不到20岁,还有长长的未来,不可以像地下室里的老鼠似的,全身黑乎乎,永不见天日。

几天后,陶霏和财仔一起走进了“萨拉律师事务所”。金发的接待员身穿既熨贴又飘逸的丝质白衬衣,散开脖子下的两粒纽扣,深遂的乳沟弯成两瓣白玉兰,随着她每一个小小的动作左闪右现。财仔的两眼立即化成了蝴蝶,忙碌地飞旋。陶霏从接待员背后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双排扣大翻领的西服早已过时,保守呆板,怎么看都打着“第三世界”的烙印。

她和财仔被引进了金西的办公室。栎木的办公桌和文件柜,镶金的笔架和名片,无一不讲究。金西依然西装革履,但比上一次见面时更帅气。他从高背皮椅上站起来,和他们握手,温和地问好。陶霏分不清他的温和是出于礼貌,还是善意,只一味地对他纯正的英语声调着迷。他问,“财仔申请政治避护绿卡的理由是什么?”陶霏事先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近几年的“成功”案例大多涉及因参与政治运动或宗教活动的受迫害者。她有备而来,从皮包里掏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场面惊心动魄:一群人举着十字架示威游行,其中一位年轻人把胸膛对准警察的枪口。她指点着年轻人的面孔,“这就是财仔!”又举起财仔的左臂,让金西看上面蜈蚣状的疤痕,“他被警察打伤,留下了这块疤!”财仔懂得“警察”这个词,猜出了大概,胆怯地低声用中文问,“陶霏姐,这是我和别人打架落下的。这不是撒慌吗?被法官发现了怎么办?”陶霏板起脸反问:“你想在美国黑一辈子吗?”财仔立即闭了嘴。金西仔细看看照片,又端详财仔,半信半疑。他一边提问,一边做笔录,问过阿财常去的教堂名、受洗时间、信仰上帝的原因等。陶霏都一一替他回答了。金西有时从几个角度提问,总算把故事的碎片贴在了一起,随后他问陶霏:“如果将来财仔上庭,你愿意给他当翻译吗?”她几天前还在小杂货店当苦力,现在即将为曼哈顿的大律师工作,难怪有人说“美国遍地都是机会”呢,于是忙不迭地点头:“我愿意!”

一位高个子的西人女士敲敲门,走了进来。西装牛仔裤,休闲运动鞋,一副中性打扮;头发超短,眉目清朗,不施脂粉。金西介绍道,“这是事务所的老板萨拉。”萨拉对陶霏和财仔轻描淡写地点点头,并不落座,拿起金西的笔录一目十行地读起来。在座的三人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像在等待审判。几分钟后,萨拉抬起头,用锐利的目光把财仔从头到脚扫描一遍,把卷宗“啪”地一声掷到办公桌上,下手并不重,但掷出一股威严之气,“这个案子我们不能接!”金西变了脸色,请陶霏和财仔到门口的接待室去等,让他和萨拉商议。

十几分钟后,金西出现在接待室,脸上的表情无喜无怒,淡淡地说了一句,“到接待员那儿交定金吧。”

金西承接财仔的案子,总收4000美元。按照出庭次数算,开案定金、问话各500美元,见庭1000美元,上大庭后交清余额。申请绿卡、工卡、社安卡、申请家属来美登,另外收费。财仔从裤袋里掏出一捧脏兮兮的现钞,那是菜市场老板发的工钱,油腻,气味可疑。接待员用白皙的手指拈起钞票,露出嫌恶的表情。事务所虽没有明文规定不收现金,但绝大多数客户都使用信用卡或支票。

陶霏带着财仔走出了律师事务所的大门,松了一口气。金西和财仔完全生活在两个天地里,但她把他们俩联系起来了。财仔嘀咕,“金西是个白人,能帮中国人吗?只谈了一个小时,就交了500元。在菜市场累死累活半个月,才赚那么多。”陶霏劝他:“把眼光放远一点儿。如果你拿到绿卡,别的好处先不提,单说和乐珍团聚、生儿育女这一条,拿多少钱能换来呢?”

陶霏在后来的三个月里,恶补英语,尤其是法律用语。她买了一个带叫醒的小收音机。只要一睁开眼睛,就开始听新闻、练听力;还把可能用到的英语词抄到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上,有空就拿出来背诵。她和财仔、金西做上庭的“模拟演习”,由金西扮演法官,向财仔发问。谎言被重复三次,有时就变成了真实。当他们三人相跟着走进庄严的法庭,似乎都相信了财仔因“笃信宗教而背井离乡”的故事。

受理财仔案件的移民法官是福特先生。他60出头的年纪,出生于条件优越的世家,受过良好的教育,一辈子没经历过什么波折。他患有恐高症,极少坐飞机出国旅行,对外国的看法,也就难免受媒体宣传的影响,相信外国人大都身处“水深火热”。当法官通过陶霏的动情翻译,听了财仔的“受难”经历,再端详他那张年轻无辜的脸,同情心大发,批准了他的政治庇护请求。财仔听到这个喜讯,当场孩子般涕泪横流。

财仔离开法庭后,立即向他所有的亲朋好友报喜。口耳相传,没过一个星期,连远在加州的福建人都听说了陶霏的大名,当然也少不了气宇轩昂的金西律师。几个月前,金西为找不到客户犯愁,好不容易说服萨拉接收财仔这个“特别客户”,一夜之间他的电话铃声不断。铃声带来生意,比任何音乐更悦耳,更令人兴奋。陶霏协助金西,再接再励,又打赢了两桩政治庇护案。

陶霏接到了金西的电话邀请,到萨拉事务所附近的酒吧“喝一杯”。这是约会吗?她第一次坐到酒吧的高脚凳上,很不习惯,担心凳子倾斜,摔个人仰马翻,闹出大笑话。过了几分钟,才渐渐找到了平衡。她点了一杯啤酒,喝起来不知其味。她坐得离金西那么近,稍微仰头,就撞见了他的蓝眼睛,夕阳般流金的睫毛。她不止一次做过一个同样的梦:赤裸着身体走入了一片湛蓝的海,直至自己被完全淹没,此刻如回梦境,又有海风拂面,清醒过来,才知那是金西致命的喘息。金西诉苦道:“‘萨拉律师事务所’的生意不景气,但萨拉一直反对我接收华人客户,说‘他们有一双撒谎的眼睛。她自称爱东方文化,但对东方人没多少同情心。”陶霏因为口语不流利,尽量少讲话,免得词不达意。在这个酒气弥漫、被高大的西方男性控制的酒吧里,一位善于倾听的东方女人简直是一杯清茗。金西身心舒爽,又点了一杯加可乐的郎姆酒。

陶霏斟酌字句,终于说:“你觉得‘金西移民律师事务所’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样?”

仿佛在交响乐的两个乐章之间,谈话出现短促的停顿,空气甚至一度缺氧。金西注视陶霏,用他不无困惑的蓝眼睛,像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在十六世纪第一次读到《易经》,还像在同一时期进入中国的荷兰人,第一次看到一件精致的景德镇瓷器。终于,云雾在他的眼中慢慢散去。他仍不懂《易经》,不懂瓷器,但捕捉到了陶霏眼中的金光露出会意的微笑,说,“听起来很酷!我爱这个名字!”在那历史性的一瞬,“金西移民律师事务所宣告成立,随后金西辞职,与陶霏合伙,在唐人街的榕华大楼租写字间、挂牌,都是顺理成章。

后来在多少个晴朗的早晨,陶霏和金西相挽着走在唐人街上,身着华服,满面春风,而成群结队的福建人早已在街旁翘首等候。这些人大多在中餐馆打工,休息一天,就少赚几十到上百美元,平常哪里舍得?但为了见她和金西,就咬牙请假了。住在外地的,甚至得请三天假,还要破费买飞机票,下了大本钱。他们为得到大律师夫妇的重视,脱下脏兮兮的恤衫,沐浴更衣。当然也有个别人满身油腻腥膻地来了,像几粒屎,坏了一锅鲜鱼汤。他们对金西的态度是复杂的。有人当面叫他“鬼佬”,还以为他听不懂。他懂的中文词儿的确少得可怜,但陶霏教过他“鬼佬”。他们对嫁外国人的中国女子多少有些鄙夷,男人们猜陶霏贪恋金西的钱,或者想通过他搞到身份;女人们猜她迷恋金西的床上功夫。她们连外地人都不肯嫁,何况是长满胸毛的“鬼佬”? 但是,金西夫妇能帮他们申情政治庇护,搞到至高无上的绿卡,为此他们居然抛弃成见,甚至违心地赞美他们的婚姻。陶霏把他们笑脸下的弯弯肠子看得清楚,不过佯装不知。她相信要和别人打交道,必须先懂得他/她的语言,居然学会了一些福州话;她有不错的文字能力,根据每个偷渡客的性别、年龄、性格等,量身定做,编出一套套“惨遭政治迫害”的故事来,久而久之,就制造出几种模型,建立起了一个虚构文本的加工厂;为提供佐证,她找到一些中国警察和市民冲突的照片,用图片处理软件改换人头,把偷渡客的头像移植上去。她和金西自编自导,与偷渡客排练悲情故事,然后到法庭上正式演出。他们的客户一而再、再而三地获得政治庇护的批准,于是更多的人涌上门来,并心甘情愿地递上大把的绿莹莹的美钞。

陶霏整个人像重新投胎过,在一夜之间变得光彩照人。她学会了开车,行动更加自由;到第五大道去选衣服,顺应时尚的潮流。她和金西一起观看各种文艺演出,甚至出席戴维·莱特曼的深夜脱口秀节目;在“主流社会”的高雅派对上盘桓,兴奋地讨论时政、艺术、体育等;去欧洲旅游,学会了享受贵族式的生活……

“陶霏姐!”财仔在车中叫道,把陶霏从回忆中拖出来。“这些年一直想去看看你,但没有时间。”

财仔拿到绿卡后,很快把乐珍接了出来。两人在格兰街地铁站出口处,支起一口油锅,专卖炸鸡翅和鸡腿。他们家的鸡翅香酥微辣,远超“肯德基”。乐珍手脚麻利,虽然每天累得半死,但不忘面带笑容,赢得了许多回头客。一些纽约人居然不怕麻烦,特地在格兰特站下车,买了乐珍的鸡翅,再返回地铁继续前行。乐珍“革命生产两不误”,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

乐珍说:“我们前几年搬到华盛顿去了,开了一家餐馆,叫‘财乐’”,咯咯地笑起来,“从我和财仔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发财当然乐乐。餐馆有两层楼,刚开张时,每天都有顾客排长队等座位。我们一家人实在太忙了!”

财仔说:“这回还要感谢青姐,让我们有机会聚一聚。

陶霏点点头,死亡,有时给活人一个相聚的契机,当然世间不是所有的相聚都令人愉悦。她说:“我刚才在“怡芳”门口看到高老板了。”乐珍快人快语,“高老板前些年生意不顺,把家产卖得差不多了,又在大西洋城连赌连输,最后就剩下了这家小店,赚点儿钱勉强糊口。”

每天有人发达,有人衰落,这是百年来在唐人街永不谢幕的剧目。陶霏望着车窗外慢慢掠过的店铺,和路两边的黑衣人,恍若梦中。

上百部小轿车、十几部中巴蜿蜒成一条长龙。驾车来往的美国人从未见过这般阵势,一时走了神,有先行权的等在路口,该转弯的却直行,一时间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警察局显然措手不及,派出的人手不够。这时,一位西裔男人出现在十字路口,开始指挥交通。男人块头很大,身上的西装小一号,遮不住隆起的肚皮。财仔驾车从男人身边慢慢开过,说:“这个傻老外,跑到这儿来学雷锋?”车内的人都好奇地探头仔细端详。

陶霏突然惊叫起来:“天哪!那不是金西吗?”

那真是从前风度翩翩的金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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