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失语”

对于曾经是社会精英的嘉雯来说，“失语”是个暂时的挫折，因为她有足够的决心、毅力和“知识资本”去克服“失语”，重获话语权。嘉雯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奋斗，她拿到信息科学硕士学位，受聘于一家公司做网络智能人设计师，回归“白领丽人”的行列。

而社会上有另一类“失语者”，他们摆脱“失语”的历程更艰难，而获得话语权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他们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所谓的“弱势群体”，在《梦断得克萨斯》中代表这一群体的是嘉雯的恋人、“打工仔”阿瑞和与他同命运的伙伴。为了区别于舒嘉雯式的“失语者”，我们可以把这些人标识为“失语者”群体。

群体的“失语者”失语有语言的关系，因为他们生活在异国他乡但大都不会讲居住国的语言，所以语言的弱势使得他们只能禁锢在华人圈内；当他们一踏进非华语域界，便成了聋子和哑巴，真的是举步维艰。小到孩子的家长会，大到被捕入狱时的讯问，事事处处要仰仗别人的扶助，要依赖别人代言。[1]毋庸置疑，语言劣势和“失语者”群体的社会地位低下有着必然的联系。

但是，语言劣势决不是导致弱势群体只能在社会底层生存的唯一原因，也决不是最关键、最主要的原因。已经能操流利英文的嘉雯一旦遭遇对漂流族群持敌视和漠视态度的“主流”社会时，便发现她自己又沦为“失语”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和那些挣扎在底层的沦落人一起遭受了90多天的囹圄之难，就是一个明证。我在对《梦断得克萨斯》的另一篇评论里着重分析了所谓的“主流”社会的集合心态与漂流族群的集体身份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指出：“一旦一个国家和它的社会成员有了偏执多疑的集合心态，一旦他们视移居到那里的漂流族群为具有潜在威胁的异己另类，那么生活在那个社会中的异己另类……的经验会是艰难的，会有不同程度的悲剧性，而且他们的遭遇也不再是纯粹的个体经验或个人悲剧，而成为族群的集合经验或悲剧;”“主流”社会对漂流族群的“敌意或漠视源于社会性的集合心态，而且业已制度化、习惯化。源于私怨的敌视和怨怼具有蓄意的、私人的和局部的性质，而制度化、习惯化了的、群体的敌意和漠视则有随意性、社会性和普遍性。”所以，正是居住国国民的集合心态那张无形但又无所不在的网把包括华人在内的漂流族群锁在边缘化的位置上，使其成为相对于“主流”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对这一群体的身份与地位的社会性、制度性的锁定才是群体“失语”的主要原因。

“失语”不是一个单纯的操什么语言的问题还体现在即使是在同文同种的华人圈子里同样存在着“失语”的弱势群体。华人圈子的精英们也怀有对“自己人”里异己另类的敌意或漠视，这种敌意或漠视也是习惯化了的社会性集合心态。和“主流”社会对漂流族群的集合心态一样，精英阶层对底层分子的敌意或漠视也力图将将底层排挤到边缘，把“我们”和“他们”的壁垒构建成不可逾越的围城。精英分子也有跌入底层的，比如《全家福》里的徐幼鸿本来是有志于直追徐悲鸿的画家，在美国却落到在餐馆里“画”鸡腿儿的地步，而且还是个很不称职厨房杂工。但是徐幼鸿们不是有意破城而出，而是所迫出走，一旦有机会，他们会高高兴兴地返回围城之中。《旋转的硬币》里的晓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赚钱替丈夫交学费，晓清在餐馆里打过整整三年工，丈夫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后，她便辞工去读书了。丈夫遭裁员，为了养家，她又在同一家餐馆端起了盘子，直到丈夫选择“海归”。底层生活对晓清不过是无奈的暂栖身。[2]

华人社会内部的“失语”告诉我们，同文同种的族裔属性和文化根源并不能掩盖族裔成员间在许多事情上的分歧，华人社会里存在着内在分化趋势。“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壁垒其实就是“主流”社会与边缘族群对峙和“主流”社会为了维持本身的强势对边缘族群的打压在华人社会里的投射。同时，华人族群的群体“失语”向我们揭示的是，“失语”现象是强势文化对边缘文化的压制，弱势群体（不论是族群的还是族群内部的）的“他者”形象是强势文化/强势群体通过强势话语制造出来的，其意图是让“他者”接受弱势族群或弱势群体的身份以维护强势文化/强势群体的中心地位，使后者得以把持话语权并且把持话语权的分配。占有了话语权，也就拥有了划定“世界的极限”的权利和能力，而“失语者”对话语权的诉求也成了对生存权利的诉求。

为“失语者”代言

“失语者”被褫夺了话语权，而“褫夺”也表明“失语者”多是弱势群体的成员，他们是被迫沉默的。要使“失语者”的声音得到传递，需要有人为他们代言。近两年来，国内的文学批评界展开了“底层叙事”的讨论，讨论的中心关注在于作家选择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为创作素材时所采取的态度。“有人着意‘为老百姓写作’，有人甘心于‘作为老百姓的写作’”。[3]

这两种选择在对“底层”的艰难生活的书写姿态上是有着的区别的。“为老百姓写作”可以是“俯瞰”叙事，[4]也就是说，作者对底层取高高在上的拯救者的姿态，对底层的艰难和痛楚很难感同身受，即使是同情也常常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则不然，作者会“去掉自己的身份优越感，把自己降解到和老百姓同样的处境、心态、情感方式等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他们，并且倾听他们的心声……是以普通人的视角进入创作的……这一些人的写作姿态是自然的，非道德说教者的宣言。”[5]

曾晓文关注小人物，擅长讲述小人物的故事。在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她不是居高临下地怜悯，而是以一颗平等、平常的心，用“平视”的叙述来书写小人物的、甚至是失败者的希望和追求。正是为此，曾晓文的写作是“作为老百姓”的“底层写作”，是为沉默者代言，是把说话的权利还给“失语者”。“我说即我在，”所以话语权意味着生存权。

（吴华，中国文学博士，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大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