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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人的思考,要被別人看見

(2009-07-17 07: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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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恋桃花源》

澳门演出

文化中心

十周年

华语戏剧

文化生态

分类: 媒体报道

澳門人的思考,要被別人看見

澳门日报 20090717
澳門人的思考,要被別人看見
李 爾

澳門人的思考,要被別人看見
袁鴻
澳門人的思考,要被別人看見
澳門人的思考,要被別人看見

    澳門人的思考,要被別人看見

    ——《暗戀桃花源》製作人袁鴻、總策劃水晶專訪

    自1986年首演以來,《暗戀桃花源》創造出瘋魔兩岸四地龐大華人觀衆群的神奇劇場魔法,在近代中國那一段獨特歷史的大背景下,《暗》不但在戲劇舞台上開出一朶瑰麗奇異的小花,同時也映照出一個特殊的悲情時代。這齣被譽為“百年華文戲劇經典作品”的演出,23年後終於踏足澳門土地,作為慶祝澳門文化中心十周年誌慶的演出系列之一,更成為全城關注的華文劇場盛事!

    成功來自華文世界的文化共鳴

    為什麼《暗戀桃花源》如此成功?總策劃水晶認為,其中有非常深刻的原因,“不是說這齣戲好到壓倒一切,也不是說這齣戲在商業運作上有多麼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恰恰是它在文化上融合了大陸的母體文化,以及台灣在後來幾十年的一些特別的政治上文化上的因素……沒有深厚的、大的文化背景,根本不可能獲得兩岸四地觀衆如此之大的共鳴。”製作人袁鴻對此深表認同,因為沒有大陸的文化背景和那段獨特的歷史時期,就不會有《暗》一劇,從大陸到台灣,這些中華文化裏面傳統的東西,都是一脈相承的,袁鴻尤其提到賴聲川當年去美國讀書的時候,隨身就帶着中國傳統的相聲。水晶總結道:“我們平時常說文化文化,它到最後就是要融化、融合一些東西,它可以通過一種非常微妙的方式,讓一些屬於不同地區、有不同情感經歷和文化背景的人從中找到共鳴。”

    2007年,三個不同版本的《暗戀桃花源》在北京首都劇場連演11場(香港版2場,兩岸三地版3場,大陸版6場),大受內地觀衆歡迎。我們可以說,只有《暗》才有如此魅力,將兩岸三地這麼密切而又自然地粘合在一起,讓不同成長背景的觀衆一起開懷大笑、一起黯然淚下。水晶認為,可以預見,將來兩岸四地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中,相互交流會越來越密切,大家都有機會看到不同的東西,並從中找到相同的共鳴。

    談到中港澳台文化交流,澳門總甩不開某種微妙的尷尬——當大家將目光投向兩岸四地的文化版圖的時候,澳門經常被不經意地忽視、甚至缺席,而澳門人的文化自信更是飄忽不定、似有還無,那麼,面對將來日益融合的大趨勢,澳門人應以怎樣的姿態來參與這場新遊戲?袁鴻說,內地觀衆近年其實對港澳台的舞台創作非常感興趣,除了好奇,也會有一份特別的禮遇,而將來港、台以及澳門的創作“其實應用一種更整體的方式去做,這不叫融入,因為它本來就是一部分,(四地的)經濟發展或歷史隔閡可能有一些,但放到中華文化的脈絡裏,文化的整體認同度沒有差距。”他舉例,香港從當年的純港產片到現在流行的合拍片,也是一次重新定位和出發,因此,只要找對角度,澳門文化也可以重新出發,在兩岸四地的文化版圖上找準自己的位置。

    大家都在面對商業化的衝擊

    雖然大家的背景、特色、定位各有不同,但兩岸四地如今在文化發展層面其實都面對着同一衝擊:過度市場化、商業化對藝術創作的干擾。對此袁鴻的解釋是:“今天內地的經濟發展、商業化速度太快,結果創作跟不上,因此造成了創作的快餐化,雖然觀衆有更多時間和金錢花在文化消費上,但我覺得,我們的作品有些對不起票價(現在內地的票價比港澳還要高),創作的質量,藝術的深度、思想度都在降低,內地有些受歡迎的導演,一年可能會做三到五個作品,但卻都比較類同”,因為“大家都要快”。

    水晶認為內地戲劇近年確實有些脫離原來的定位,十年前,戲劇還被定位為“藝術作品”,現在卻越來越變成娛樂消費品(袁鴻揷道:戲劇可以大衆,但不應該太娛樂)。水晶說今天戲劇變成與“唱卡拉OK”、“看電影”、“喝茶”混在一起的選項,雖然擴大了觀衆群,但對創作質量卻產生了深遠影響,“從我們做戲劇製作、仍希望市場上有高水準作品的角度出發,會發現觀衆的要求變得越來越低,相當一部分新觀衆進劇場對作品沒有太高的要求,只要笑一下,而大量這類觀衆出現,也催生了大量迎合這類觀衆的作品。”對此狀況,水晶也深感無奈,“有時候和戲劇工作者聊起,他花很多功夫做的一個戲,可能和隨便弄出來一個東西的票房差不多,萬一那戲的題材偏一些、內容深奧一些,觀衆還不要看,因為不少觀衆寧願只要吃快餐,也不要吃一個慢燉的、營養價値高的東西。”

    而這最直接的後果,就是稀釋了好作品,更導致整體創作水平的下降。面對泥沙俱下、魚目混珠的大量戲劇“產品”,那些眞正想做點東西的創作者會變得相當無力、不知如何定位吧?水晶卻覺得“一個文化工作者,其實不存在定位的問題,他不需要去選擇一個大的方向或怎麼樣去走,他要回到最本眞的狀態,去思考、去創作、去表達,如果這東西眞是能夠記錄和反映這個時代的,他慢慢在未來的過程中就會獲得別人認同。但現在很多人考慮這問題的時候,不是我對這時代有什麼樣的貢獻,而是想:我請一個什麼樣的明星、請一個什麼樣的導演,我做什麼樣的宣傳,我的票價定多少,最後我的利潤是多少。他在技術上按照百老匯的那一套東西在做,但在核心上,有沒有給這個國家、地區眞正貢獻文化自信力的東西?沒有!”

    袁鴻說此現象部分源自內地現時大部分“導演中心制”的制度性問題,有些導演混淆了藝術創作與商業運作的角色,而水晶對此的看法是:“因為大家雖然基本上在物質層面脫貧了,但還沒有在精神上脫貧,還沒有在精神上堅強和富裕到認為自己可以去做一個文化工作者的事情”,水晶認為,“如果一個創作者將自己當成一個藝術文化工作者的話,自信,不應該來自票房收入或演出場數,他眞正要關注的,是對自己身處的時代、周遭的社會、身邊的人——可能是底層的,也可能是顯赫的——我看到了什麼,我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傳遞我的思考和感動,觀衆對於我的表達,有什麼樣的反饋和認知?”

    澳門的文化產業缺什麼?

    2002年,袁鴻和水晶創建了全中國第一家民營劇場——曾被國內外媒體評為“中國最活躍的五大戲劇中心之一”的北劇場(北京北兵馬司劇場),雖然劇場最後在2005年結束運作,但無可置疑,北劇場已成為中國小劇場發展歷程中一面不倒的旗幟。回想創辦北劇場的日子,袁鴻說當時採用“以劇場為主體,幫導演和創作者來規劃作品”的模式,因此,差不多北劇場三分之二的演出作品都是他們自己製作的,“導演和演員只需要單純的去創作,更多事情則由劇場的行政體系來完成”。總結創辦北劇場的經驗,袁鴻說當初做出關門的決定,也非完全因為財政的壓力,“我們不是運營不下去,而是覺得好的作品越來越少,不夠(支撑北劇場的運營模式)了。”

    事隔四年之後,談起北劇場,袁鴻和水晶的興奮之情仍溢於言表,“我們覺得非常驕傲,北劇場的運作,沒有後來者達到過這樣的高度。”小小一間北劇場,最多的時候,一年舉辦228場演出活動,而每年各類工作坊、交流活動更在100場以上,袁鴻他們從甘肅請劇團來演皮影戲系列,結果,原本不知名的劇團因在北京亮相,受到國際關注,後來更被邀請赴歐洲等地作巡迴演出。“平台很重要,(北劇場)讓小劇社也有機會走向更大的舞台,這種公共的演出和創作方式能讓創作者更好的融入社會。”袁鴻如此總結自己的理念:“北劇場對創作者本身觸動比較大,可能他(創作者)原來接觸的觀衆比較單一,或是一個小圈子,很局限,但經由北劇場後,可以接觸到一個更廣闊的層面。”在北劇場,袁鴻覺得剛剛起步的年輕人有機會得到鍛煉,更超越劇團或劇社的層面,更多用整體眼光來思考,而這種“公共意識”正是從北劇場孕育出來。北劇場的出現,深深影響了一大批劇場人,如今內地許多活躍的劇場工作者“都和北劇場有某種聯繫”。

    當然,北劇場最後的落幕不可能和經濟壓力毫無關係,袁鴻說其實“經營壓力相當大,政府沒有給過一分錢,也沒有稅收的優惠”。畢竟,靠幾個人微薄的資金、靠演出門票的微薄收入(北劇場一直堅持低票價的政策),很難長遠維持下去。那對今天發展“文化產業”高唱入雲的澳門,這間全中國第一家民營劇場從開門到關張的經驗,又會帶來什麼啟示?水晶說,發展文化產業所需的,一是政策,二是錢,但“政策要落實在最需要的地方,錢也要落在最需要的人身上”。因此,要發展文化產業,政府需要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面,不應該太急功近利,或只想為自己臉上貼金;另一方面則要重視文化創作者,不應干涉創作的自由”,否則,原本可能是好事的政府介入行為,卻會因為不當介入而造成反效果。

    不思考,不發問,就不會被別人記住

    雖然袁鴻和水晶兩人都是第二次來澳門,但因這次留澳時間比較長,因此對澳門了解也深入了不少(就在訪問的前一天,兩人還和不少澳門劇場界朋友見了面)。談到對澳門劇場的印象,袁鴻覺得澳門呈現當代性的作品似乎少了些。他還提到澳門“城市藝穗節”,認為這是澳門相當有趣的城市文化景觀,“可以成為一種文化上的核心的東西,澳門有充足的財政預算,做到這一點,其實並不困難”。

    至於水晶,這次來澳門,扭轉了她原來認為“澳門就是個大賭場”的看法。她發現澳門原來有這麼多歷史、文化的東西値得關注,“比如世界文化遺產,比如文化人做的小書店,戲劇人做的酒吧”,但水晶強調,正因賭場源源不絕的財政收入,才能支持澳門成為一個恬靜、休閒的城市,雖然這是無法避開的事實,但對於澳門的創作人來說,水晶卻建議“澳門本土不妨多做一點反思性的東西”,比如對賭博,也可以有反思、有討論,“作品有影響力,是因為能夠抓到時代的脈絡,培養出大衆的反思精神。澳門人要思考,更要被別人看見他們的思考,如果不去思考,不去發問,就不會有價値,也不會被別人記住。”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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