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的性格解读（二）

 

山西人性格的历史学解读 

     　　如果说文学仅是山西人心态和性格的映像和折射，而非历史真实性的话。那么，让我们透过历史的尘雾，来探寻山西人性格两重性的真实性吧。 
     　　这些年来，由于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山西人形象不高，心绪不佳，心头有形无形的压抑感挥之不去。出差或旅游到首都，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有些北京人扬起高昂的头颅,以俯瞰的眼光，对山西人流露出爱理不理的模样，让山西人黯然伤神，不愿在北京多逗留。实际上你在街头或单位里碰到的北京人，未必是地道的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恐怕是住在那些即将拆除的胡同里的老人或郊区的农民，新北京人大抵是这些年来陆续来自外省的，首都的特殊地位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晕乎乎地笼罩在优越感的光环里缺乏自省精神，似乎他们个个比外省人高人一等。那么你去上海怎样呢?常常会有这样的镜头：这些年来钱包鼓起来的上海人衣着光鲜，气宇轩昂，常用不屑一顾乃至怀疑的目光对外地人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一番，使“土气”的山西人浑身不自在，甚至自惭形秽，连说话也结巴起来了。使山西人内心深处聊以自慰乃至自豪起来的是近年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段话，那是关于中华文明史的一段妙语：近二十年的历史看深圳，一百年的历史看上海，一千年的历史看北京，两千年的历史看陕西，而三千年历史则必看山西! 
     　　山西人为什么对这段话特别钟爱呢?因为这段话客观上为山西人长了脸、出了闷气。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任何怀旧心结，留恋过去的辉煌，向后看，是一种内敛自守的社会心态，而非开拓创新精神。这恰恰彰显了山西人心态和性格中内敛自守的一面。不过，话又说回来，历史上山西人性格中确是特别富于外向开拓精神的，内敛自守则居次要地位。历史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山西不仅是中国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和最早开发的省份之一，而且还是中国远古人类生息繁衍之地。 
     　　在人类进化史上，山西省的先民们胼手胝足，开拓创造，累绽异彩，可称华夏文明的源头。山西南部芮城县西侯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经考古测定距今约180万年，当时的西侯度人已学会打制石器和用火，迈出了人猿相揖别的第一步。襄汾县的丁村遗址，发现了中国境内最早的早期智人化石，是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中间进化环节，具有现代黄种人的形体特征。丁村文化的遗迹绵延不绝并向四周辐射，开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古文明的先河。可见山西是中国境内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弥足珍贵。 
     　　公元前两千多年前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即华夏文明的草创时期，山西南部地区有着许多生动传说和考古遗址，正如以山西大学历史系为主编纂的《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一书导言所说：“在中国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山西先民再一次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山西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北方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山西人才辈出，群星闪耀，涌现出了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山西人性格中外向开拓精神得到了很大的发挥，突出地表现在坚韧不拔的创业能力和海纳百川的融合能力方面。 
     　　在创业能力方面，山西人确是出类拔萃的，这充分体现在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春秋战国时，晋文公重耳历经十九年颠沛流离的磨难，发奋图强，锐意改革，击败了强邻楚国，终成霸业。赵武灵王(雍)勇于破除汉族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礼仪制度，学习北方游牧民族军事上的长处，下令实行“胡服骑射”，不仅国力大增，而且推动了我国军事技术的发展，标志着由车战时代转入骑战时代。汉代，杰出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先后相继衔命征讨骚扰中国西疆的匈奴，终于将匈奴赶至大漠以北，解除了近一个世纪对中国的威胁，开辟了通往西域的走廊，为中西方交流打开了门户。三国时，蜀将关羽辅佐刘备，累建战功，后经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的演绎和美化，那个红脸膛的关公成了“武圣人”，形象栩栩如生，品格高尚无比，是中国民间尽人皆知的人物。人们赞誉他“精忠贯日，义气参天”，好像“忠”、“义”成了他惟一的品格。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人普遍憎恨“奸”、“诈”。实际上，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他身上同样具有山西人性格的两面性，不过另一面不是细致，而是心胸不开阔，不谙韬略，无法理解蜀吴结盟共抗曹魏的意义，最后以悲剧告终。东晋时，法显是一名高僧，也是杰出的翻译家和旅行家，不仅历尽艰辛、徒步万里，游历了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尼，还撰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游记《佛国记》，极大地开阔了古代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传译了大量佛典，促进了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融开拓创新与缜密细致于一身。唐代，原籍山西文水的武则天，以大无畏精神冲破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体制，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她不计门第，广延人才，整顿吏治，开发和巩固西北边疆，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的商道。她的性格也有双重性，也干过一些蠢事和坏事，可谓瑕瑜互见，但瑕不掩瑜，是有其历史功绩的。宋代，司马光作为中国古代的史学大师，他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映成辉，是历代最高统治者案头必备的“资治”手册，但他较为保守的思想倾向对中国社会发展有一定负面影响。明末清初，傅山是一位著名的学术大师和医学家，他不愿到清廷作官，表现出了“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他在学术上一直追踪当时的进步思潮，但他的历史观却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清初，于成龙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曾任两江总督，他颇具山西人的性格特点，一方面富于开拓精神，刚直不阿，敢于为民作主，整顿吏治，解决悬案冤案；另一方面清廉自守，病逝后人们在他居室里看到的只是“故衣破靴，外无长物”。他作为“清官”形象前些年因电视剧的摄制而声名远播。清代后期，徐继畲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启蒙思想家，是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也是鸦片战争后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之一。他曾多年在福建、广东任高级地方官，悉心研究“洋务”及国际形势，同治年间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及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是当时中国难得熟悉外务的有识之士。他所著的《瀛寰志略》十卷是鸦片战争后继魏源《海国图志》后又一部介绍世界地理和各国概况的名著，更主要的是这部书开了最早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先河。他在书中有两段评论华盛顿和美国立国宗旨的妙文，称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XX(此二字相同，左偏旁为马，右偏旁为侵略的侵的右半部分)乎三代之遗意，可不谓人杰矣哉!”又说“米利坚合众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奇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称首哉!“在君主专制的严酷年代，他敢于称赞西方民主制度，不惟别具卓识，且胆略尤有过人之处，充分展示了山西人外向开拓的性格。美国人也认识到徐继畲独具慧眼，同意将镌刻这两段话的汉字石碑砌于华盛顿纪念塔内。徐继畲性格中除外向开拓一面外，也有内敛自守的一面，他为人言词朴讷，清正廉洁，堪称山西人人格完美之典范。 
     　　如果说前面列举的历史人物仅是体现山西人开拓进取精神杰出的个体代表的话，那么，作为群体的普通山西人不畏艰险、外向创业的精神更是值得称道的，这里涉及到山西历史上两个独特的社会现象。其一，中国人从总体上说作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历来有“安土重迁”的思想倾向，即留恋故土不愿迁徙。但山西人却打破常规，历史上发生过人口大规模外迁的现象，尤其是明初，著名的洪洞大槐树下曾集结过一批又一批外迁的山西移民，他们举家老小从这里出发流散全国各地，另觅生计，直至福建和两广，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勇敢地踏上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征途，其情其景令人感佩，这不是山西人性格中外向开拓精神的突出表现吗?其二，在地瘠民贫的晋西北，久远以来青壮年男子就有名日“出口”的习俗，“口”指张家口，即出张家口到内外蒙古或更远的地方寻找生活出路，打工挣钱以养家糊口乃至企望发家致富，他们是名符其实的古代“打工仔”，而且往往一走多年，缈无音信，生死难卜。悲凉的“走西口”小调由此应运而生，不胫而走，流传千古。它既反映了离别与思念之情，更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期盼之意。应该说，“出口”固然是迫于生计的无奈选择，但说到底，“走西口”也是山西人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的一种体现。 
     　　山西人性格中外向开拓精神另一闪光点是融合能力。山西中北部历来处于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汇的地带。周初至春秋战国时期，山西人与戎狄比邻而居，尽管有纷争，但更多的是融合，正是在各民族融合中，晋国由弹丸小国发展成为霸业大国。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等族纷纷南迁，与汉族政权不断发生碰撞和纷争，在山西人的参与和支持下，这些民族在山西境内建立起许多地方政权，最后由北魏统一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黄土漠漠，喊声阵阵，金戈铁马，来回征战，最后复归于沉寂，许多民族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只剩下了融合各民族于血液中的山西人。这样，山西再一次扮演了民族融合基地的角色。驰名于世的大同云岗石窟就是北魏时开凿的，融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于一体，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杰作。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元时期，前后有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山西境内频繁征战和统治，除了使山西社会经济遭到许多破坏外，还有建设的一面。大同的上下华严寺、应县木塔正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这些至今保存完好的建筑气势恢宏、结构精巧，是我国境内仅存的古建筑瑰宝，其雕刻、绘画、刻印经书均系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还有，受这些民族慷慨高歌风尚的感染，山西也成了元杂剧创作与演出的发祥地，元杂剧首席名家关汉卿正借此脱颖而出。更值得指出的是，正如《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导言所说：这些民族在山西境内已逐步汉化，逐鹿中原时已形成了中华一体观念，“打的是华夷同祖的旗号，用的是炎黄子孙的身份，宣扬的是胡汉一家的理论。”他们与日本、波斯(今伊朗)、大食(罗马帝国)交往时，往往以中国自居，故此，至今俄罗斯人以及中亚一些国家仍把中国称作“契丹”。由此可知，山西人的民族融合能力是值得赞赏的，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大贡献。 
     

山西人性格的地理学诠释 

     　　山西人心态和性格中具有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与山西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连。让我们从地理学的角度追根溯源，探寻山西人性格形成的轨迹吧。 
     　　清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与笔者同样是江南人氏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第39卷中，对山西险要的山川地理形势有精彩的描述。他说山西东有太行山为之屏障，西则黄河为之襟带，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南则……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为门户。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山西境内确实关隘棋布，岭渡星罗，进可攻，退可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背倚西北高原群山，俯瞰东南广阔平原，山西成为由北部边疆地区通向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故历史上凡是在开封、洛阳、西安、北京建都的朝代，都视山西为其政权的天然屏障，无一例外派重兵驻守。故此，有利时走出大山，外向谋求发展，不利时退守雄关险隘，以求自保，进退有据，伸屈自如，山西成了大大小小王朝的起家之地。春秋时，晋国以山西为基地向四周扩展而成霸业，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从太原起兵直取长安而建立大唐，北齐高欢、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皆从太原起家而建立起割据的小朝廷。宋初，太祖赵匡胤及其弟太宗赵光义数次御驾亲征，几经周折，才扫平了后汉地方割据政权，完成了国家统一。到了现代，阎锡山在向外发展、争夺北洋政府领导权受挫后，退守山西。以“窄轨”和“村本政治”为标志，以军权为基础，以自办工厂和矿山为依托，独树一帜，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自成体系，思想上自我封闭，成为当时的“国中之国”，在民国军阀中地位最牢，维持地方统治时间最长。 
     　　正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下，逐步形成了山西人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这种两重性的思维定势。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而且也表现在山西商人的心态上。 
     　　山西人历来就有经商的天才，其外向开拓精神是外省人难于望其项背的。诚如乔志强先生在其主编的《山西通史》一书绪论中所言：“山西自古有经商和贸易的传统。从先秦起山西商人就足迹遍天下，战国时代的段干木就是太原豪商。到了汉代山西已与西方的古罗马帝国有了贸易往来。自唐宋迄至明清，长城内外的商业大都有山西商人进行，明代晋商成为与安徽的徽商相匹敌的最大的两个商帮，至清又大盛。清朝盐的贩卖几乎由山西商人一手包揽，而当时清政府的盐税收入占全国税收的一半。”乔先生还提到，“山西的票号自清中叶之后执中国金融之牛耳。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道光初诞生在山西晋中，自那以后，山西的票号不仅遍布国内市场，而且逐渐伸向日本、俄国、朝鲜、新加坡等国际金融市场，时称‘汇通天下’”。中国历来为人们所注目的是宦海仕途，而清代山西的民情风尚却是重商轻官。”这就是说，山西商人豁达开放的心态影响乃至重塑了山西人的社会心态，可见其改造社会力量之巨，也说明了山西人是何等的大气，其思想认识具有超前性，已有了商业社会的萌芽。我们知道，明清两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内忧外患不断，在颇为恶劣的社会环境里，晋商能在经济和金融两个领域执中国之牛耳，保持事业辉煌近五百年，可见其胆识、 魄力、战略头脑等外向开拓精神是何等值得称道。与此同时，晋商又把内务，用现代商业术语来说就是内部的经营管理处理得井然有序，职责分明，可见他们性格中还有细致精明的一面，充分显示了山西人性格的两重性。 
     　　从社会心理学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晋商内心深处仍受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社会心态的局限，当然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羁绊，那就是“叶落归根”、“衣锦还乡”。尽管他们闯荡天下，流寓四方，甚至把经商的触角延伸到国外，“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但他们终究还是把外边当做过路的驿站，恋乡情绪浓得化不开，“根”必须留在故乡，经营的总部仍设在平遥、太谷、祁县、榆次诸县不起眼的街道上，宅院则建在原籍的土地上。于是，有了改革开放以来才突然为人们发现和称道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这些神秘而令人产生发访幽探微兴趣的大院形成了中国北方民居首屈一指的“大院文化”。随便到哪座大院走走，一定重檐叠院，气势宏大，颇有“一入侯门深如海”的感觉，比较起来北京胡同里死板的四合院显得过于浅显，江南灵秀的园林则显得过于局促，它也有异于笔者曾观光过的欧洲中世纪城堡，大院的建筑布局则更为深沉。但以山西商人为主修建的大院毕竟是封闭型的，它悄无声息地暴露了山西商人心灵深处内敛自守的隐秘!总之，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里，历史上的山西人奋起抗争，几多盛衰荣辱，几番跌宕起伏，在这片黄土地上演出了无数或威武雄壮或慷慨悲歌的悲喜剧。 
     　　往事如烟，世事沧桑。 
     　　当代山西人的性格是否继承和发扬了前人那种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两重性了呢?应该说，这种山西人的性格特征已浸润在灵魂里，融化在血液中，藏匿在思维内，折射在行事方式上，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就可成为当代山西人重整旗鼓、再铸辉煌的精神财富，运用不好则有可能幻化为逡巡徘徊、裹足不前的思想枷锁。 
     　　是否该对前些年山西的发展进行一些反思呢? 
     　　如果说，在建国后的计划经济年代，全国一盘棋，一切听中央安排，基于资源优势，山西成了集煤炭、电力、冶金、机械、化工、军工等国家重工业基地，那么这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是，在改革开放年代，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省都审时度势，各择优势发展自己，形成了千帆竞发的局面，而山西人却似乎仍未找准发挥自己外向开拓精神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却突显了自己性格中内敛自守的一面。前些年把山西发展的重点仍按历史的惯性，定位在挖煤、输电……这是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资源自守型”经济，是缺乏创新的老式工业化道路，而非知识创新的新型现代化发展模式，其结果是增长动力明显不足。究其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的，涉及历史和现实的方方面面。但笔者认为，其中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山西人思想上未能赶上第一波思想解放浪潮。回想当全国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时，山西上下内敛自守作壁上观，不置一词，鸦雀无声，噤若寒蝉，滴水不沾，眼睁睁地看着思想解放浪潮在身边涌过而失之交臂。思想上的迟滞必然导致行动上的迟疑，山西不仅改革开放力度不够，更主要的未能根据自身的特点用足用好国家的相关政策加速发展自己，从而逐步拉开了与周边省份的发展差距。山西人左顾右盼，终于进行了反思，利用链接东西部地区的枢纽优势和资源优势，近年来大力抓了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发展新兴产业。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唐太宗李世民，这位“太原公子”出身的政治家曾说过：“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山西该如何抓住机遇、发展自己、重铸辉煌呢?笔者管见，还是应从历史的辉煌与现实的落寂的强烈反差中总结经验教训，还是应从山西人性格双重性中寻究根本原因。 
     　　——是山西人性格中外向开拓的一面在过去年代里由于过度损耗而衰竭了呢? 
     　　——是山西人性格中内敛自守的一面转化为封闭与保守而适应不了时代变迁呢? 
     　　——是山西人正在积聚势能，寻找目标，准备以雷霆万钧之力喷薄而出? 
     　　——是山西人尚未找准舒展抱负、重新创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山西人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是山西人性格的使然? 
     　　是到了山西人深长思之并断然作出回答的时候了！ 
      
     　　来源：转自《山西文学》 作者：程人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