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下的蔚汾河

蔡家崖旧村的婆姨

牛友兰先生让出自家的院子给八路军，迁到后沟这座窑洞里。后来，批斗大会也在这里举行，后来，牛先生在这间窑洞里绝食死去。

杨家沟革命纪念馆

用西方建筑方式砌筑的窑洞窗口

自家的新院，别人的旧居

再一次来到纪念馆前，再一次踌蹰。不，这一次，这踌蹰持续了大约一秒钟不到，就决定，不进去了。与其为难，不如躲开。对同伴说，你们进吧，我看车。

同伴鱼贯进到那所我熟悉的院子，身后留下我。熄了火的汽车，还有，从脚下延伸出去的影子陪着我。近晚的太阳在起伏的山峦间沉沉西垂的样子，照亮山脚下的河流。

来的地方，是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山西省兴县，蔡家崖村。在中共党史叙述中，这个小小的村落，被称为“二红都”、“小延安”，仅次于延安的另一个中共根据地首府所在。

这座院子，是当地一位非常有名的民主人士的老院子，他叫牛友兰。牛家的这座院子已经没有任何日常生活的气息，被完全机关化了，所有的房子，包括昔日的马圈都辟出来当作纪念场所，哪哪间窑洞是贺龙住过的，哪哪间屋子又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住过的。只隔墙一间进小院子，住着纪念馆的职工，贯常见到的那种机关大院情景，男的女的，正在购买准备越冬的土豆，讨价还价。

作为当年八路军一二○师与晋绥军司司令部所在地，贺龙住的时间应该很长，而毛、周、任等，只是在一九四八年初结束长达一年零五天的转战陕北，渡河到达晋绥边区，临时住了八天。只住了八天，窑洞的门楣上却无一例外地挂着“×××旧居”的牌子，供人凭吊。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忍不住，说，哪一间是牛友兰住过的？解说员说，就是毛主席当年住过的那间窑洞。包括毛主席曾座过的沙发，写文章用过的桌子，题词用过的砚台和毛笔，都是牛先生当年遗留下的旧物。2007年的某一天，那一张梨花木雕刻，上嵌大理石台面的桌子也不翼而飞。在今天全民藏宝的热潮中，这张旧桌子当价值不菲，盗贼盯上它绝不是一天两天。

解说员特意指出，这些家具陈设，都是牛友兰当年的旧物。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特意要加上这么一句。

事实上，蔡家崖的老百姓会给你特意指出来，这是人家牛家的院子嘛。民间的这种陈述很有意思的，像在人声噪杂的街市上，对面过来一张熟悉的脸。

这座院子的经历很不平凡。牛友兰先生从建起一直到去世，其实并没有住过多长时间。牛先生京师大学堂肄业，是晋西北地区第一位正经大学生。回到家乡之后，一直在外头教书，在黑峪口办了一个国民高级小学，又在县城里办了一个初级中学。阎锡山部赵承绶第七集团军驻扎兴县，牛家的这座新院就被赵部征用，作为赵骑兵军的司令部。一九四○年，八路军一二○师进驻兴县，牛先生的儿子牛荫冠作为晋西北行署副主任随之回乡，这座院子又被征用，贺龙、关向应、周士第、张宗逊、续范亭他们都住了进来。而牛友兰携同他的家属暂住在离蔡家崖不远的一条沟里，那里有四五间无檐石窑。然后，这个闲不住的牛先生一直在为晋绥贸易局办纺织厂。日本军队几次三番扫荡兴县，牛先生的厂子今天迁到山里，明天搬到县城，后天，干脆搬到河对岸陕北神木县。他在那里一直住在抗战胜利。一九四五年光复，牛先生回到兴县，又要筹办另一座纺织厂，不久，土改开始，牛先生受到不小的冲击，一九四七年九月，就在他新院不远的那条沟里，开了著名的“斗牛大会”，受到了空前的污辱，被穿鼻当“老牛”游斗，四天之后的中秋节，牛先生绝食而死。

再过三四个月，毛主席他们东渡黄河来到兴县。没有证据表明，毛主席对牛友兰先生的死有过什么具休的指示，但滥打滥杀之风很快被阻止。毛主席绝不会想到，他住的这间屋子的主人，在死后，当地老乡找了一条赵承绶部队挖开的战壕，草草掩埋。村里人可怜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所能做的，是在他的尸身下面垫了一块长石板。

2001年清明节，牛先生的二儿子回乡合葬父母亲，遍寻尸骨无着，说，不管找到找不到，今天一定要把碑立起来。就在话音刚落的那个上午，老乡们在旧战壕的遗址下找到了牛先生的尸骨，证据就是身底下那块大石板。

再后来，漫长的六十多年，牛先生亲自主持修起来的新院，被当作纪念馆保护起来，他的新院窑洞，无一例外地被称为×××旧居。

由新院而旧居，是一场革命全过程的浓缩，真是让人无言以对。

原先，纪念馆与村落浑然一体，不知道为什么，此番来朝拜，忽然感觉到一种非常隆重的宣示。墙显然重新粉刷过，而鲜红的标语也似乎重描过，以及，大门一侧，还增加了不少碑铭。但这并不是原因，感觉到不一样的，是河滩里一幢庞大的建筑，它深灰色的体魄已经不由分说地夺去了整个村落的视线，那些山畔间的窑洞牵连着组成的村庄，已然放置在它的背后了。老乡们告诉我说，那是正在兴建的一座现代化纪念馆，将革命文物作统一陈列与展示。它是强调，是强化，是一种历史观念隆重的物化。

也是机缘，从蔡家崖出来不几天，又与一座“新院”不期而遇。这座“新院”不折不扣地成为伟人的“旧居”加以保护和纪念，让人措手不及。

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村。

朋友是专门考察黄河两岸窑洞民居的。他一路上访村寨，过古镇，见到过无数的窑洞民居，他说，怎么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啊。他有些失望，或者说，是一种视觉疲劳。忽然想起，陕北有一处窑洞，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回来修筑的，他将传统的窑洞建筑与西方的建筑理念完美地结合起来，应该能让朋友耳目一新的。打电话给陕北的同学，果然有，而且就在她挂职的那个县份。

不费什么功夫，由山西而陕西，有高速公路直达，很快就到了造访的杨家沟。一听杨家沟，想起的是一篇著名的文章。一九四八年，一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宣布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过两年艰苦卓绝鏖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对国民党军的全面反攻。作者，毛泽东。随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主政，东北的林彪部队摆出与国民党军队决战的架势，辽沈战役的序幕拉开，毛主席和他的“昆仑纵队”吃了大半年黑豆面渣子，终于迎来了一个大转折的年份。写这篇文章的地点，就在我们要造访的那所中西合璧的窑洞建筑里。

一个纯粹的民俗建筑考察，再一次遭遇宏大的历史叙述。

宏大的历史叙述，以标签的形式帖得到处都是，你怎么都无法绕过去。又是一个个“旧居”，“旧居”前头，是宏大历史叙述中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

巧的是，杨家沟的这座建筑名称，就叫做“新院”。1938年，主人马醒民，这位新院的主人在工程竣工之后，精心地为新居设计了一座结实的“龙门”，龙门浮首，青石錾字，阴刻两个字：新院。两侧是新院修筑的起迄年份。

没有什么资料留下关于马醒民的简历。只知道，他是杨家沟众多“堂号”财主中的一员，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然有留学日本。在1928年，他为什么从日本回到陕北高山大川阻隔的穷乡僻壤？不得而知。只知道，这一年，陕北大旱，而且，这一年之后，陕北的大旱持续不断，杨家沟和杨家沟周遭的村落不时有饿死人的消息传来。这个建筑师突发奇想，在这个时候要实施一项“以工代赈”的计划，召集饥饿的乡亲们来为他建造一个新院子。民间口头传说表明，这座院子的工期是有意拉长的，为的是，让前来参加建筑的工人们尽可能有一个吃饭的机会，不致于完工没活干再饿起来。这个工程的工期正好是十年。“七七事变”之后的1938年，新院落成。而从新院外的土围墙来看，工程的收工显得很仓促，几乎很草率，显然，是时局影响到了工程的完整性。

但是，作为一个建筑师，他成功地将乡土窑洞建筑与西洋别墅的建筑理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形制，到室内装修，从采光到室内采暖，哪怕是一扇门的把手，都有一种精心的设计在里头。杨家堡的“新院”，无论是整体设计还是细节推敲，是一次乡土窑洞建筑在现代理念下的成功实验，给中国传统乡土建筑提供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不夸张的讲，这当之无愧是一个经典之作。一个建筑师，不管因为什么机缘，将这样一件作品留在黄土沟壑中，你很难说，他不是有意为之的。这样的建筑，不就是一座纪念碑吗？对于一个建筑师而言，比什么样的简历和传记都有说服力。

新院落成，让不少人免除冻馁之苦，马醒民因此获得了一个“恩德财主”的称号。淳朴的老百姓知道感恩，他们将他的恩德写进了自己的口头文学之中。

1947年，在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率领昆仑纵队转占陕北还没有到达杨家沟之前，杨家沟的土改已经开始了，马醒明这一个财主当然在被斗之列。可他是有名的“恩德财主”，并没有受多大罪，只是他的新院要分配给贫雇农。恰恰在这时，毛主席率领的部队巧妙地绕开胡宗南大队人马的围追堵截，安然到达杨家沟，住进了新院，在这里一住就是四个月，是他转战陕战停居最长的地方。

顺理成章的，这座“新院”也成了旧居。

由“新院”而旧居，再一次宣示着一种革命的象征。本是修辞意义上的对偶，却完成了政治层面的互文。

站在陕北高原秋后的塬面上，遍野是红红黄黄的树和草，枣树干干净净的枝头还醒目地挂着一两颗枣子，红得老，红得扎人心。逆光中，高原显得十分寥阔。“廓尔无言，天心月圆”。

要搞旅游项目，老百姓都迁了出来。单单“彭德怀旧居”的那户人家贵贱不走，价钱谈不下来。住着的主人，系马醒民先生一支，被称为“老五门”的后代。他不走，也没有办法。我们看到，他从那个“彭德怀旧居”里出来，又进去，进去不一会儿，又出来，虎背熊腰的，不由你不产生某种错觉。我笑起来。

将宏大的历史换算为琐碎的日常，其实不会有那么多沉重，一天十二时，喜剧总不失时机地见缝插针拥到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