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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网民诬告陷害案中的“诬”与“告”

(2009-11-30 10:57:06)
标签:

杂谈

分类: 福建网民诽谤变诬告再变诽谤案

(下面两篇博文的作者是北京苏占军律师)

                                     何 为 诬 告 之 “告”

                                      作者:苏占军

    游精佑等三人诬告陷害案中一个极为关键的地方,便是诬告之“告”的含义。何为诬告之“告”?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款并未给出答案。该款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通常的理解,该款中的诬告之“告”,当为向有权受理刑事控告之机关提出的控告或告诉。在媒体公开散布言论,谓某公务员涉嫌犯罪云云,一旦失实便以诬告陷害之罪名予以追诉,诬告之“告”显然过于宽泛。实际上,在公开场合言论失实如构成犯罪,并非无罪可治,侮辱、诽谤便是准确的罪名。侮辱、诽谤,系因在公开场合散布言论而引起;诬告陷害,系因向刑事追诉机关提出控告或告诉而引起,两者并不难以区分。如以公开所为言论为诬告之“告”,网络人民就成专政机关了。

    但就人装孙子(恕我粗鲁),愣是造出眼前活生生的案例;诬告之“告”是何含义,便有解释的必要(尽管本无必要)。法律的一点点进步,就是对法律的本意的不断探求过程。我国最高法院对诬告之“告”还未有过解释,在这里,我们不妨先看看台湾。

    台湾刑法中有“诬告罪”,与大陆刑法中的“诬告陷害罪”极为相似,两者都把意图陷他人于冤狱,作为犯罪特征,但台湾的诬告罪的惩治范围要比大陆的诬告陷害罪宽泛些,它不仅包括意图陷他人于冤狱,还包括意图陷他人于惩戒处分这一情形。诬告之“告”是何含义,台湾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三四二五号”刑事判决书中有过很好的解释。该判决指出:“按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项诬告罪之成立,以向该管公务员诬告为要件,而所谓该管公务员,系指于刑事或惩戒处分之实现,有其职权关系,而可受人申告者而言。在刑事案件,须为有追诉或处罚犯罪职权之公务员。在惩戒案件,须为有提出弹劾、移付惩戒、或有自为惩戒处分职权之公务员。次按政风机构依政风机构人员设置条例第五条第三款规定:政风机构掌理关于本机关员工贪渎不法之预防、发掘及处理检举事项。而政风机构受理检举案件,涉有刑责者,移送检察机关或司法调查机关依法处理,政风机构人员设置条例施行细则第六条第三款第三目定有明文。依上开规定,政风机构本身并无刑事侦查、追诉、处罚犯罪或惩戒处分之职权。如意图他人受刑事或惩戒处分,捏造事实向政风机构申告,与诬告罪中「该管公务员」之要件不合,难谓已向有刑事侦查、追诉、处罚犯罪或有惩戒职权之公务员申告。” 

     根据这一判决,诬告之“告”,乃为“向有刑事侦查、追诉、处罚犯罪或有惩戒职权之公务员申告”,而非其他;说白了,所谓诬告之“告”,就是向有权受理机关告发。大陆如有这样的解释,游精佑等三人诬告陷害一案,可能就不会出现了。但这仅是善良者们的善良愿望而已,古人有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它非要这么弄,谁也没法拦住。

    附:台湾《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诬告罪)规定:“意图他人受刑事或惩戒处分,向该管公务员诬告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款)。意图他人受刑事或惩戒处分,而伪造、变造证据,或使用伪造、变造之证据者,亦同(第二款)。”

                             何 为 诬 告 之 “诬”

                                 作者:苏占军

    昨天写了《何为诬告之“告”》,今天接着写《何为诬告之“诬”》。

    游精佑等三人诬告陷害案另一个关键的地方,便是诬告之“诬”的含义。何为诬告之“诬”?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款未给出答案。该款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通常的理解,该款中诬告之“诬”,当为捏造事实,伪造证据之意,这本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刑法规范的是社会生活,传统的罪状,应与常人对行为的一般理解相合,如盗窃,贪污、受贿,强奸等罪。但发生争议,便有解释之必要,如14以下少女自愿与某男发生性关系,某男是否构成强奸罪的问题。在游精佑等三人诬告陷害案中,检察官与律师对诬告之“诬”含义的理解针锋相对。是否公开散布之言论有失实之处,便为诬告之“诬”?

    还得说台湾。台湾司法院公布民事、行政、刑事、国家赔偿案例,已形成机制,多少有点判例法的意思。公布的判例虽不能拘束其他案件之裁判,但法官、检察官、律师三位一体,如他们形成较为一致的司法认知,判例就有拘束之效。在新近公布的“诬告罪”一则案例中(裁判案号:98年台上字第6272号),台湾最高法院对诬告之“诬”做了很好的阐释,该判说:“……诬告罪以意图他人受刑事处分,虚构事实而向该管公务员申告为成立要件,若其所诉事实,尚非全然无因,只因缺乏积极证明,致被告诉之人不受诉追处罚者,尚难遽以诬告论罪。亦即,被告诉之人纵因证据不足,不受诉追处罚,但在积极方面倘无积极证据,足资证明告诉之人确系故意虚构者,仍不能遽以诬告罪论处。”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积极的证据证明告诉之人之“告”属于故意虚构事实之情形,便不能以诬告罪论处。证据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所谓积极,就是毫无凭据地捏造事实、伪造证据。

    姑且认为游精佑等人就是“诬告”者,此案中有无属于“诬告”之积极证据?如果根据已知事实对真相的情节做出合理推演,以推翻疑点重重之已有结论,这属于质疑。真相便是在质疑中被发现的。刚刚过去不久的上海“钓钩”群案,不就是在公众质疑中才发现真实的吗?质疑属于诬告范畴的话,这个社会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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