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称，谢有明与谢晋两律师在北京找到了杨佳母亲，并与她办理了授权委托，担任杨佳故意杀人案辩护人。
杨佳故意杀人一案，进入了法院审判阶段，也许不用多久就会开庭了。不知两位谢律师在近段时间，是不是在忙着会见，忙于阅案卷，忙于调查取证等事情？
作为谢律师的同行，我虽然水平不如他，但还是想向谢律师提点个人建议
。
为杨佳做无罪辩护，这会非常难，除非取得杨佳无刑事责任能力证据。如果杨佳精神正常，则只能做罪轻辩护。所以，必须要调查收集有利于罪轻辩护的证据。下面这此线索，如能搞清楚会有利于辩护。
杨佳袭警是因盘查所引起。警方称“执法有据”，也有录音和录像为证。因此，律师应去调取警方在室外执法时的四十分钟录音，以及室内长达六个小时的监控录像。如果案卷中没有这些证据，应当申请法院调取。
去年盘查过杨佳的警察，以及负责处理投诉的警察，属于案件起因的知情人之一，律师应去向他们调查取证。
杨佳的母亲，更是本案的证人，她对去年杨佳被盘查的情况，上海警察到家里来做工作情况应是有所了解，律师应去向她做调查取证。
杨佳曾经向上海警方多次投诉过，他的投诉信与本案是有关联的，也是弄清楚杨佳作案动机的关键证据。这些证据在警方手里，律师去调查肯定会有困难，但可以申请法院调取。
上海警方两次到杨佳家里做法制宣传疏导工作，还同意赔偿1500元。这个事实，律师也应当去调取证据，或者申请法院去调取。
杨佳与警方经过了长达九个月的“纠缠”。对这起上访投诉案，负责处理纠纷的相关部门和人员，是否存在失职问题，是否有激化矛盾的情况，这些也应当去调查清楚。
杨佳在6月份两次赴上海，第一次在上海呆了十二天，第二次呆了五天。律师应去调查一下，看看杨佳在上海这段日子里，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有没有去过找过警方，提出处理双方的纠纷？如他去过闸北公安分局找过相关部门，这应当有录像可查。
杨佳的个人空间曝光后，相信谢律师也在网上看过了。杨佳也有不少“驴友”，也许他们了解杨佳的一些情况，应该去找“驴友”们作一个调查，相信能找到一些有用的证人证言。
上海警方在抓获杨佳后，曾安排司法部鉴定科学研究所（此机构在上海）的四位专家对杨佳进行了精神病鉴定。司法鉴定是有着严格的程序，除了要对被鉴定人身体进行各种仪器检查外，还需要对他的家属询问调查，了解其从小到大的生活过程。然而，上海警方在7月5日下午请来的鉴定专家，他们以“特事特办”的作风，当天就做出了鉴定结论。这样的鉴定，显然是太草率和不负责了（一般要一个月才能作出结论）。因此，律师应当调取这份鉴定报告，向精神病专家请教，从中发现问题和漏洞。然后，向法院申请对杨佳作案时的精神状况做重新鉴定。
杨佳母亲曾说，杨佳在去年五月患过心理疾病，由于家庭困难没有钱去医治。对这个问题，律师更应引起重视，必须去找杨佳母亲、父亲、姨母及其他亲友调查，搞清楚杨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亲人是否有过精神病史，这是提出重新鉴定的理由。
谢有明律师在7月1日会见过杨佳后，向媒体说过，以后如杨佳会聘请自己做辩护人，愿意为他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两个谢律师为杨佳提供的服务虽然是免费，但我以为，他们不会因为辩护是免费，就不做调查取证等细致工作吧？
以上这些需要搞清楚的问题，也许上海警方已经做了调查取证，案卷里也会有这些证据材料。但这毕竟是警方做的调查，他们侧重的是有罪证据。由于杨佳袭警案的特殊性，仅凭警方调查的证据，则难以反映案情的全貌。
要求谢律师去向警方调查，这确实是为难他们了。本案特殊之处在于，警察是受害人，警方是广义上的“受害者”。尽管《律师法》赋予了律师调查取证权，但在实践中律师还是难以行使，何况被调查对象还是警方和警察呢？
两个谢律师担任杨佳的辩护人后，网民在关注着他们，同行在注视着他们，司法机关在关心着他们，如何去收取辩护证据，法庭上该如何辩，这绝不是一份轻松的事情。
相信两个谢律师会迎难而上，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尽最大的努力依法维护好被告人合法权益。
我们希望能看到他们在法庭上的精彩辩护，如果只是“按部就班”地辩几句，给法庭提供一份辩护词而了事。这样的辩护，肯定会使网民们失望。
（作者：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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