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代理的江西在京务工人员“同命同价”赔偿案，因获得了终审法院的支持，此案经《京华时报》和《新京报》报道后，引起了一些媒体的关注。
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人民政协报》、《农民日报》、《方圆法治》、北青报《青年周末》、《法律与生活》杂志社记者先后采访了我。同时，我还接到了很多相类似案件的咨询。
陶红泉交通事故赔偿案，北京市第二中人民法院虽然支持了“同命同价”赔偿，但是这个“同命同价”是附有一定条件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命同价”。
媒体采访时，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但是当一个人的生命，由于他人侵权而消失时，按照法律规定，侵权人要对死者近亲属进行赔偿，这时人的生命是“有价”了。因此，对生命价值的赔偿，就应当一致，不能与户籍来划分不同的标准。
媒体记者反驳我说，城里人和农村人的生活成本（包括成长成本、收入等因素），相差很大，如果统一规定，这对城里人又是不“公平”的。我说，你们只看到了人的生活成本或者说成长成本，但是却忽视了每个人的生命权，在法律上是人人平等的。
按照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当人的生命“价值”，从法律上来体现时，就不应当有高低贵贱之分，不能因为户籍不同，对死亡赔偿金分一个三六九等,农业户籍人员生命“价值”，就因此而“贬值”。
最高法院制定的人身侵权损害赔偿规定，以户籍不同适用不同标准，这是司法解释上对农民的歧视，也是适用法律上不平等的表现。
《国家赔偿法》规定，司法机关如错误拘留、关押无辜的人，国家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实行的是全国统一标准，以上一年度全国职工人平工资收入为标准。不论你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没有户籍之别。
《国家赔偿法》可以不按户籍来制定赔偿标准，为何对民事方面的死亡赔偿金就不能？这难道不是在法律上，对农业户口人员的歧视吗？
所以，我主张对死亡赔偿金的赔付，不以户口、地域、年龄来划分不同标准，应当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宪法并没有规定，不同人的生命在法律上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最高法院的人身侵权司法解释第29条，以户籍为依据来适用不同赔偿标准，这显然违反了宪法基本原则。今年初，广东一名律师为此还向全国人大上书一封，要求对此进行违宪“审查”。
今年3月14日上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西团分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后，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直面媒体访问，他当即郑重其事地向全国老百姓表了态，说“最高人民法院对‘同命不同价’的问题已有了一个初步考虑，如果进展顺利，两会后将会出台相关决定。”（参见3月15日《新京报》）。
“两会”现已经结束七个多月了，却不见最高法院制定出新的规定。由于最高法院没有制定出新的司法解释，以至不同的法院，对死亡赔偿金的判决结果不是一致，有的支持“同命同价”，有的不支持“同命同价”。甚至还出现了同一个法院，对相同的案件，作出相反的判决结果。
造成“同命不同价”，“原凶”是户籍二元化制度，尽管这些年来，要求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很高，但是有关管理部门却行动缓慢。
希望最高法院能先行一步，取消以户籍来划分不同赔偿标准的规定，尽快修改《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以实现侵权赔偿案中的“同命同价”。
（作者：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
顶
加载中…